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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日本的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百姓们对政府给出的美好前景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兜售的军国主义思想也没有原来那么有蛊惑力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而这种情况在遍及全国的米骚动中达到顶峰。
面对国内越来越多的不满，日本明治天皇和西园寺公望内阁一直置若罔闻，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得到帝国的贵族和大财阀的支持就无需考虑下面底层的意愿。于是日本政府不仅再次组建了联合舰队，而且还在长沙粮食危机的时候主动挑衅。参与列强对们组织的干涉军，并且还自愿充当干涉军的先锋。
其实在日本政府参与列强组织的干涉军的时候。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者一致认为以帝国现在的状态去徐卫在中国的大本营挑衅委实太过不智，会引发徐卫报复的，然而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再次取得列强的认同，依然我行我素。
事情进行到最后，想要再次充当英国在远东走狗的日本政府突然发现自己将要充当的不再仅仅是走狗，还有可能是弃子，这让他们又惊又惧，才仓促收手。
从上一次对日战争以后，徐卫就一直在大肆扩军，积攒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还借助波斯政局的动荡让自己的军队实战了一番，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下一次的对日作战做准备。
徐卫现在还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自然无法以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为借口向日本开展，但是日本联合舰队却将另一个切实可行的借口送到徐卫的手上，于是宣战就此而成。
面对徐卫以朝鲜王国名义的宣战，日本政府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恐惧，他们遍布朝鲜和新澳港的间谍将徐卫手中的病例摸得一清二楚，在他们想来想要以不足二十万的军队去进攻拥有二十多万常备军和一百多万预备役的国家无异于痴人说梦，尤其还是抢滩登陆作战。
日本政府的想法其实并不算多么的错误，在这个时候的登陆作战其实比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还要险恶，负责登陆的一方不仅需要数倍，甚至十几倍的兵力，而且通常还要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才能够成功登陆。
就算进攻的军队成功登陆，也不表示这战局的大势已定，在优势兵力展开之前依然还有被赶到海里的可能，例如一战时最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当时协约国方面先后有五十万士兵远渡重洋来到加里波利半岛突袭防守空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后方阵地，虽然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在海滩建立了滩头阵地。但登陆军根本就无法把部队有效展开，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固的、难以防守的立足点。最终被支援而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部队赶下大海。
日本政府虽然对这一战有着绝对的信心，但并不表示下面的百姓和中低层军官也有这样的信心。为了阻止即将到来的战争，于是第一师团内部的反战军官发动了旨在绑架帝国停战的反叛事件，不过却被信心爆棚的明治天皇残酷镇压。
反战暴动的失败并不表示没有被波及的反战分子们就此放弃自己的坚持，他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偃旗息鼓，等待新机会的到来。
徐卫这次进攻日本的速度委实太快，不仅好战的明治天皇和日本内阁没有反应过来，就连这些反战分子也没有反应过来，一直等到徐卫的军队进入市区才想到要为日本的未来做点什么，就在这时一直抱有投机心理的村田正雄找到了他们。直言自己与华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徐卫有关系，可以为他们穿针引线。
自从徐卫在第一次对日作战中击败了日本联合舰队后进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让向来尊重强者的日本百姓又是敬畏，又是痛恨，于是一番深究之下将战争之前日本政府为了拉拢徐卫用井上家的女儿井上晴子和亲的事情挖了出来，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村田正雄这个井上晴子的初恋也被曝光了。
在当时，奇葩的日本百姓并没有因为村田正雄贪恋权势、畏惧权贵而唾弃他，反而因为徐卫在战争中的胜利将他当做了为了国家放弃私利的英雄。虽然这种放弃并没有换取敌人的认同从而导致了日本的战败，也正是因为自家军队的战败才体现出这次拉拢的必要性，也体现出村田正雄为国牺牲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种身份，村田正雄不仅得到军国主义青年的认同。还被反战分子所接受，于是在他提出为反战分子联系徐卫的时候没有收到任何的质疑。
村田正雄虽然在反战分子面前说的信誓旦旦，但他并不肯定徐卫会见自己。甚至不能肯定自己的请求能够传到徐卫的耳边，然而就在他上下纠结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陆军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内那些意志最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准备与徐卫的军队进行巷战的事情。
这些由军校出身的军国主义分子想要进行巷战自然就需要武器，但是自从上次战争失败以后日本的财政就已经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自然在军用物资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了，无法给与军校更多的武器装备。
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徐卫的这次对日宣战，在全国已经做好了动员预备役的准备，库存内的武器装备全部运到全国各地组建新的师团，为此还从军校内抽掉了很多中低级军官和用于实习的武器准备，至于本来能够用于组建第一百零一师团的预备役部队在第一师团于朝鲜全军覆灭之后都用来全部组建新的第一师团了，所以在东京并没有多余的武器装备。
正在军校内学习的这些军国主义分子在搜集了所有的武器准备后便踏上了与侵略者巷战的道路，这些人三五成群，以一杆步枪为主，并佐以数柄武士刀，然后他们凭借对东京的熟悉专门向那些人数较少的士兵动手。
这些军国主义中实力最强的是拥有一挺重机枪和两杆步枪的五人团体，这挺重机枪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为了让他们在巷战中能够更多的杀伤进攻的军队，而特意从近卫师团仅有的武器储备中拿出来的。
已经逃走的陆军大臣石本新六非常清楚，这些受到军国主义洗脑的优秀军官对日本陆军之后的发展有很多的帮助，从内心而言他更多的是希望这些优秀的中低级军官能够更随他一同撤到已经建立防御线的京都府，但是现实却是火车的运载量只能够装运日本贵族、高级官员、大财阀以及他们家人，于是这些人成了一种一次性的武器。
村田正雄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场以猪突式的进攻而被俄国军队用重机枪大量杀伤的场面，但依然知道重机枪在防守中的恐怖威力，于是在看到这些人分头行动后便直接加入了这支装备了重机枪的队伍。
对于重机枪而言只有建立了稳固的机枪堡垒才能够这真正的大面积杀伤敌人，所以这些人并没有同那些拿着步枪和武士刀的同学一样凭借运气作战，而是先派人跟踪一支比较大的队伍，然后在这支队伍的必经之路首先设防，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这股敌人。
这些人派出的跟踪者很快就找到了一支百十人的队伍，并且从这支队伍行军的方向上确定了他们要去接管存有大量军事机密的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府邸，于是他们便想到了利用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府邸外漫长的街道以及大门口良好的掩体来杀伤并且消灭这支百人的队伍。
受过良好军事教育的村田正雄也意识到陆军大臣府邸门口位置的优越性，在这里不仅有良好的重机枪掩体，而且在重机枪没有射击的时候还有很强的隐蔽性，只要等到那支百十人的连队进入巷子一半的位置突然开火，相信能够逃出去的没有几个。
而且，就算那支连队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出战略性的反击，凭借机枪少有的死角让双方进入相持阶段，但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依然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躲进陆军大臣的府邸，然后从别的地方逃出生天。
村田正雄之所以跟着他们一同行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人做自己的投名状，自然不希望看到他们讲那支百十人的连队消灭或者击溃，于是他在战争临近的时候以尿遁跑进陆军大臣的府邸，然后翻墙出去为那支连队通报消息，这才有了之前突然出现的那一幕。
村田正雄虽然成功的将这支连队的大部分人阻止在了巷子外面，但却没来得及阻止之前连队派出的排头兵，不过所幸没有出现伤亡。（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二章 吃两头（）
话分两头，在徐卫领兵驶往波斯的时候，同盟会却有了新的动作，他们在孙文的指导下准备在国内再次发动一次起义，此时距离去年的河口起义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河口起义失败的阴影依然没有完全散去，加之日本由于徐卫的连番打击已经没有继续支持同盟会的财力，所以这次的起义在策划上显得有点仓促。
作为同盟会的总理，孙文也是亲历过多次起义的老人，他自然知道在此时枪械还没有准备齐全的情况下起义无异于火中取栗，但他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主要是迫于徐卫的压力。
连番的倒孙运动让孙文在同盟会威信锐减，纵然有组建同盟会最重要的元勋黄兴的支持，也引起了很多会员的离心离德，同盟会的组织也日渐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徐卫的强势崛起，让国人看到了另一种推翻满清的希望，尤其是徐卫连挫日本和满清两国的锐气。
此时新澳港的思想和文化侵袭已经深入到同盟会的内部，许多坚定的同盟会原都有了离开日本前往新澳港的想法，这让刚刚排除异己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孙文心急如焚，于是为了留住那些优秀的革命者，他决定再次在国内发动一次起义。
从满人入关开始，清政府在南中国的统治就比较薄弱，尤其是像云南、广西这样的西南边陲之地，这也使得这些地区会党和地方势力比较雄厚，经常发动一些造反的事情。
在国内，只要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是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之后同盟会的各种起义，大多都是从这里发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以及去年的河口起义，但这些起义很快都被清政府镇压了。
在这些起义中，党人所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但自去年的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而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这也是同盟会最主要的军事基础。
西南边陲民风彪悍、不服王化是孙文连番发动起义的基础，但民风彪悍的边民在起义中的行径更多的像是土匪，这也是起义不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于是为了组织一支用思想和文化武装起来的起义力量，孙文再次将目光看向了广州。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各种西方商品输入广东，并以其物美价廉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至此洋货逐渐充斥了广州的市场。
就拿不批来说，据粤海关十年报告称。在广州贸易区最受欢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标布和擦光印花布，据说这些大宗布料被广泛用来做内衣。
除这些穿的东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干、牛奶、面粉等，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钉、洋伞、钟表，甚至还有沙发、扶手椅、弹簧床等等不一而足。
2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成为市民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品种，西式照相术也大受欢迎。照相留影成为广州人一项时髦的消遣，西方舶来品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习俗，使用洋货成为时尚的潮流。
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买办较多，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说洋话、用洋货、住洋房、信洋教，取一个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学堂，由于他们比较富有，对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生活方式渐成人们羡慕的对象，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把洋货作为希罕的赠品。
习俗的改变对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接触西洋器物时改变了对西方蛮夷的看法，从惊奇、赞赏到羡慕、模仿、学习，社会心态从仇洋转向崇洋。
这在后世的国人看来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但这恰恰却是国人开始正眼看世界的基础，也是动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随便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