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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教势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民众矛盾较为缓和。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十五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督教徒。
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恶习习，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洋人在中国开办基督学校打的是宗教入侵的方法，一边能够在思想上奴役中国国民，但不管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建立的基督学校确确实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以迥异于普通国民的做派引导国人正眼看世界，当然这还要得益于基督学校那种不同于中国教育的教育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孙文最拿手的演讲。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传统社会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就以广州真光女校为例，在课外时间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会女校的开设是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基础，而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其一则是要广开民智，强国强种，办学者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其二则是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
在后世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一八九八年，康有也曾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
中国的断发易服不同于朝鲜，朝鲜国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饰礼仪，那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百姓的骨髓，而此时国民脑后的金钱鼠尾却是蛮夷的发型，服饰也是蛮夷的服饰，在绝大多数的国民心中自然不会存在抵触，毫不讽刺的说这或许是自满清统治中国之后所办的唯一一件好事。
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于是有志之士也开始纷纷上书满清朝廷，请求满清政府能够同意剪除辫发改良礼服，其中广州是响应最积极的一个地方，虽然到目前为止满清政府还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广州城内剪去辫发的国民却不在少数，而广州城内的满清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清朝的社交礼节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辖地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地点自然也是在广州城。
同盟会在西南边陲地区的起义相继失败，让孙文的目光又放在了民风开放的广州，在今年五、六月间的时候，他便委派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碌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人组织在广州城内新的起义。
在策划起义之前，众人推举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倪映典担任起义副指挥，之所以推举这两人担任正副总指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形势有多么的了解，恰恰相反，这两人不过是最近才到达广州，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人都是支持孙文的老同盟会员，在孙文的遥控指挥下才担任这样的职务。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此在一九零四年的广东省留日考试中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也就是前面所学的那种速成学校。
东京是中国革命思想最浓烈的地方，朱执信在东京求学期间自然认识了很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受他们的影响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共和，随后在别人的引导下结识了孙文，随后在孙文那口以大炮著称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
朱执信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前不久倪映典能够进入新军担任见习排长依靠的就是他的推荐。
去年冬天的时候，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萍浏醴起义。
这次起义其实还要归结到前段时间徐卫在上海接徐麟夫妇时提到的湖南水患和旱灾上，那场灾难使得湖广鱼米之乡粮食锐减，加之湖南巡抚岑春蓂大肆外卖粮食，周围各地的地主、粮商大力囤积粮食，周围百姓衣食无以为继，于是在矿工和会党的带领下爆发了这场起义。
这场起义本来与同盟会没有任何关系，清廷在起义之初也迅速调新军第九镇前往萍乡镇压，但向来对这种不和谐的事情有着敏锐嗅觉的同盟会很快做出了回应，派遣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密谋响应起义，不过却没有成功。
倪映典的多次反清活动受到了清政府的关注，随后清政府开始发布逮捕倪映典等一批同盟会会员的公文，于是迫于压力倪与方楚乔、魏义成等人赴粤，经赵声介绍，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相识。
此时距离筹划广东起义已经历时半年的时间，在同盟会的动员下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革命的队伍，于是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三章 喀秋莎（）
执政政府军队到达京都府的先头部队为第一师第一团近五千人，作为徐卫手中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第一师虽然在之后的大战中一直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但其战斗素养依然是毋容置疑的，依然不是经历过多次大战的第七师和第八师能够相比的。▲∴▲∴，
进攻京都府是这次南北战中最关键的一局，在没有华人军队牵制的情况下隋勇是不放心日籍军队脱离大部队单独作战的，于是这次作战他违背了徐卫指定的日籍军队永远处于作战第一线的命令，率先命令第一团乘坐火车赶往京都府。
自南北战争打响以来，整个日本的铁路运输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国近八成的列车都被用来运输双方的军用物资，剩余的两成在南方掌握在高官和********残余势力的手中，在北方则掌握在井上家和反战者联盟的手中，让他们很是发了一笔国难财。
在敦贺防线战争结束的时候，隋勇手中正好掌握着一批运送物资的军列，于是他立即让第一团稍作休整补充，在第二天早晨便乘车驶往京都府。
第一团虽然只有不足五千人的兵力，但其拥有的装备却不是京都府四个守备旅团那种上个世纪已经被淘汰的武器装备所能够相抗衡的，从战争刚开始就打的京都府守备旅团节节败退，不过四个守备旅团毕竟在人数上占优势，第一团想要短时间内击溃他们也是无法做到的。
在徐卫所组建的系统中，情报和军事是两个相互独欸立的部门，不要说正在前线组织进攻的第一团的团长，就连后方的隋勇都不知道已经打进维新政府内部藤田俊雄的存在，于是收到消息的隋勇很快将从第一团受到电报转发到东京。
徐卫在进入东京的时候就意识到想要一帆风顺的统治日本，仅靠武力是不行的，还需要一些在日本有很高威望的人来帮助自己抚慰地方士绅和知识分子，尤其刚刚取得政权的这段时间，而在日本有着绝高威望的只有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两人。
只要稍微知道日本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山县有朋是一个绝对的强硬派，是维新政府军人干政的先行者，更是军国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与他相比另一个元老伊藤博文就相对温和多了。至少在徐卫的记忆中伊藤博文曾反对过维新政府很多冒险性的军事措施。
随后，徐卫便效仿的是当年皇太极与洪承畴的典故，亲自接见了已经被从朝鲜押解到东京的伊藤博文，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对他和整个日本国民的善意，虽然其中有着很强烈的黄鼠狼给鸡拜年的韵味。但形势比人强，徐卫的折节相交也多少的赢得了这个已经离开了政治近两年的老牌政治家的谅解。
看到伊藤博文的表现，徐卫忽然想到了前世看《走向共和》时袁世凯问罗文的话，在罗文表示以后不干政治的时候，他问罗文：“不干政治，你干什么？你学的就是这个，你命中注定就是要干这个的！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干政治是要上瘾的！政治家没有政治舞台，他就连个戏子都不如！哪怕你是跑龙套当配角，你无论如何也得先守住这个舞台！”
久历宰辅的伊藤博文自然是尝尽了政治给他带来的各种便利。虽说在刚刚被俘的时候有着为明治天皇效忠的心思，但随着关押时间日久，伊藤博文对明治天皇的效忠逐渐变淡，对政治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
徐卫对伊藤博文的示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伊藤博文还在朝鲜的时候他就曾命令关押伊藤博文的人改善伊藤博文的膳食和居住的环境，并且还让朝鲜内阁次相窦文德亲自向他慰问，连番的示好让伊藤博文意识到自己有了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于是在与徐卫的见面中便出现了皆大欢喜的局面。
在接到隋勇发来的电报后，徐卫很快便做出了回复，向隋勇证实了西园寺公望所提供信件的真实性。同时命令在京都府的情报负责人尽快与军方取得联系，争取在维新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再次跑路之前达成协议，一举将整个日本皇室一窝烩了。
西园寺公望在决定向徐卫投降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手中最大的底牌就是在京都府御所的整个日本皇室，作为维新政府首相的他自然掌握着整个京都府的警务大权。于是为了防止日本皇室出逃，他便动用了所有能够掌握的警察部队去御所以保护天皇的名义将整个皇室控制起来。
在现在的京都府，能够制约西园寺公望就只有山县有朋了，他作为枢密院的议长，虽然没有京都府警察的掌控权，却控制着维新政府最大的两所军事训练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他在意识到西园寺公望准备投降的时候变开始着手发动两所学校的学员，掩护皇室离开京都府。
然而山县有朋靠威望所掌控的两所军事训练学校在便利上自然不如西园寺公望所掌控的警察，西园寺公望一个命令便可以让所有接到命令的警察将天皇御所包围起来，而山县有朋在发动学员之前却需要不断地动员解释，在他做通两所军事训练学校学员工作的时候，整个天皇御所已经被京都府的警察包围的水泄不通。
“我是山县有朋，让你们长官过来答话！”在天皇御所的门前，山县有朋对荷枪实弹的警察命令道。
山县有朋这个名字在日本可谓是家喻户晓，周围的警察自然也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意思，所以在他表露自己身份的时候都不自然的露出了敬畏的表情。
山县有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