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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10 月7 日
第一章人生路标和学术起点一、畸形时代的文化
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属于清代江南行省徽州府的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安徽省屯溪市隆阜乡，出生了一位后来在学术上继往开来，雄霸一世，在思想界披荆折棘、垂范后昆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戴震（1724—1777）。休宁，一个小小的县城，地处皖南山区和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上游。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县西白岳、齐云两山，竹树葱茂，绿水青山，是游览圣地。北有石坼山阻扼，群峰拥立，蔽塞难通，山多涧谷，水贯其中。东有古城岩之固，耸峭秀拔。南有白际岭之险，断岩绝壑。秀山衍为平川，则又阡陌纵横，村墟交通，烟树桑木，掩映其间。山村佳秀，更加江流激冽，纡汩清澈，与群山相衬，织成绿水青山，古来言山水者称休宁之溪、休宁之山为天下第一绝胜。休宁，历来是皖南山区的物资集散地和陆路交通枢纽。从休宁往北、往西，有黄山、九华山等大山阻隔，去本省闹市安庆、铜陵、芜湖等地交通不便，而从休宁往南，穿越山间平地，行走不到一天路程便是江西境内，再过去就到了著名瓷都景德镇。从休宁折向东南，可以到达浙江，当时的经商者多往返于皖赣、皖浙之间。皖南山区的茶叶、毛竹、药材、果品等从这里外运，苏、浙、赣的大米、丝绸、瓷器从这里进入皖南山区，很早以前，这里的茶叶就远销海外①。屯溪、休宁本身是个茶市，著名的屯溪茶“屯绿”名闻海内外，英语中早就有以“屯溪”命名的茶twankay，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威廉·麦克佩斯·莎克莱写道：“或者您宁可来一杯屯溪？”②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徽州茶叶名称已在英国文学刊物上屡屡出现，1785 年出版的英国诗刊上有一首英国自由党人写的茶诗：茶叶色色，何舌能别？
武夷与贡熙，婺绿与祁红，松萝与工夫，白亳与小种。
花薰芬馥，麻珠稠浓。八句诗中有十种茶名，其中松萝、贡熙、麻珠、祁红、工夫、婺绿六种，都是徽州茶叶名。
① 按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引用的材料说：169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优良绿茶300 桶、武夷茶80 桶。至1702 年英国需茶量激增，曾由船队装载一整船中国茶去英，“其中配松萝茶三分之二，园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可见徽州松萝茶至迟十七世纪末已出口英国，而十八世纪初销往美国和俄国。见《徽学》1990 年总二期191 页。
② 见罗伯特·伯奇菲尔德《词典编纂学》，商务印书馆版20 页。
③ 转引自《徽学》1990 年总二期191 至192 页。
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又名屯浦，新安江主流横穿而过，这里背靠黄山，是登山的主前站，山水相邻，平川旷阔，水陆交通都很便利。这里物产丰富，给养充备，三国时孙权在此屯兵，故名。唐代改屯溪为黎阳，置县。明清两代，这里十分繁华。那至今犹存的屯溪老街，建筑古色古香，门楼斗拱，鸟革翚飞，传统的老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世代相沿，那景观，无不令人悠然神往，颇可窥见这里明清时代的人文和经济。一休宁，一屯溪，成了皖南山区明清时代的两大门户。隆阜，地处这两大商业城镇彼此往来的腹地。戴震出生地隆阜老街，紧挨着新安江支流横江的宽阔河面，河对面北望是一片远近闻名的桃花林。临河设埠，水路十分方便，“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①正是此情景的写照。从这里洄溯以远，可直通京杭大运河，陆路步行不到小半天路程，可达屯溪或休宁县城。隆阜可谓屯溪、休宁钳包的皖南山区中的一小块得天独厚的宝地，儒风、世风，商业新风都会因水陆之便直接吹向这里。人云：山外一声雷，隆阜一阵响，世外一阵风，隆阜刮半天。小小的山村集镇毫不闭塞，它竟连着外地都会，乃至直通北京。从隆阜老街到隆阜村口，约摸有二里路。隆阜村口，这里曾是古木参天，芭蕉藤浓叶覆盖，藤萝绕架，孩子们特别喜爱到这里来游玩戏嬉。儿时的回忆，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能激起深情厚意，那芭蕉藤，牵动过成百上千名隆阜赤子、戴氏后裔的缕缕情思，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戴氏的海外后裔总要谈起村口的芭蕉藤，絮絮叨叨他讲起戴震儿时在芭蕉藤下玩耍的传说故事。和绕架芭蕉藤交相映荫的是，隆阜村口那至今犹存的千年古樟，樟叶婆娑，森森冽冽，炎夏季节，荫翳如盖，是天然的憩息纳凉佳地。古樟下有戴氏宗族建造的“云起亭”，这是明末清初的徽派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画栋雕梁，八角顶上有锡胡芦闪闪发光，下层四周砖壁，镶有砖雕花纹图案。传说戴震读书时常登临此亭赏玩，端详壁画，引起无穷乐趣，近眺剡水，竟使青年戴震诗兴大发。戴震有吟咏流经云起亭边的剡水的诗篇《咏剡水》，诗云：“已有扁舟兴，曾看过剡图。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功夫”。砖壁画意，眼前览胜，似成一时间序列，追昔抚今，多有感慨，逝者如斯，笔下很有些“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韵味和气势。由云起亭前行，百米下处有红庙，那是戴氏魁星阁①隆阜村口，还建有戴氏祠堂，其中祖祠一座，名三甲祠，传为三兄弟中进士（登科甲）后所建，是戴震的宗祠。另有两座支祠，一座名荆墩支祠，奉把戴氏始祖戴安，近祖戴奢及分门支祖。另一座名前门支祠，亦奉祀戴安、戴奢并另一分门支祖。荆墩支祠规模宏大，厅堂内高悬尚书、进士匾额二十余块，后身有灵庙三间，供有戴安塑象，每年春季和秋季，戴氏后裔子孙祭祖，烟火不绝，累世皆从。从支祠到祖祠，恰恰是戴震先祖及后裔的一个缩影，先祖隆盛，后世昌衍。可是，在戴震父子手中，却在戴氏家族史上写下了一段辛酸史，可说乾隆盛世，于戴震父子却是家道衰败之际。隆阜老街的戴震故居，原是一般的民居，颇可见其家境，唯一可说明戴震为其封建家族、宗族光耀了门楣的，或许就是那块圆鼓形的旗杆石，那是戴震四十岁考中举人以后，用来插旗张扬，光大门庭用的，其余，故居的一切，都只能说明他在攻书著述，备受寒窗之苦，却还美其名曰：游艺塾，洗砚池？？他妙手著文章，满纸儒家经典的新诠、疏证，但他却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封建家族、宗法社会的冷眼旁观者和掘墓人。人道是，生于盛世境遇好，他却似“生于未① 清道光年间撰《休宁县志》。
①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二十八宿之一的奎宿，后被奉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并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说，神象“不能象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魁星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谓由它点定天下才高八斗的中式人的姓名。世运偏消。”或许，这里唯一能产生美情美趣，引人憧憬未来生活的，是故居院墙内的几丛翠竹，和相传为戴震亲手栽种的板栗树和桂花树。八月桂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遐思？？当历史的车轮滚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时，正值所谓乾隆盛世。早在明代中后期就萌芽了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经中断，但这时已恢复发展并加快了它的历史进程。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封建主义，这两种极不协调的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的封建老大帝国清帝国中并存着，它们时而龃龉倾轧，相互争斗，时而又化干戈为玉帛，为我取用。但总的趋势是封建帝制不断吞噬新兴的民族资本①，封建老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在犬牙交错的矛盾争斗中运转，封建制度在吞噬和反吞噬的腥风血雨中缓慢行进，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兴的生产力在风霜刀剑下仍能潜滋暗长。在整个社会生活的画面上，呈现出商业都市的繁荣和广大农村的凋弊，社会产品的激增和下层百姓的贫困等光怪陆离的现象。休宁，地处高原，有着典型的内陆文明，但商业也已十分发达，春夏之际，各地商人，特别是茶商纷纷来聚，至戴震出生的时代，休宁已是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成为一个著名的“山口市场”了。可是休宁一带的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他们大量涌向外地出卖劳动力，到景德镇去当烧窑工人的就不少。当时的景德镇，已经有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由休宁看全国，国内市场极为繁荣①，国际市场也相继被打开②。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商业资本也激增。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中，往往岁入巨万，徽商中更是有不少人家赀万贯，富比王侯。
与清初民族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康熙本人就向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的《初等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还聘请洋人参与制定历法。康熙本人还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保持着书信联系。由于对外来科学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初就出现了象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等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屡为戴震所征引，往往成为戴震学术的逻辑起点。
与清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开放极不协调的是，清王朝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清代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八十余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止，著名的文字狱已有七八起。在这极其严酷的现实中，读书人只能转向文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借以保身避祸。章炳麟说：“家有① 如雍正帝1727 年5 月谕中曾指责手工业使社会“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是逐末之人，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清廷还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理织造的机关，控制其发展。① 乾隆时期已有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其中成为商业资本的部分又投放成工业资本，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市、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贾户数千家。
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出超二百四十多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年（1775 年）出口的茶叶有一千六百余万磅，乾隆五十年（1785 年）出口茶叶达二千八百多万磅。
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戴震生活在雍、乾，亲眼目睹过文字狱的惨祸。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戴震及其学派在上述畸形的历史背景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封建专制，不等于说禁绝一切学问，这就仍然为从学之士开了一条有限的生路，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看，清廷的确毁了不少书，也改易了书中的许多文字，但更多的限于史学方面。经学的研究，乾隆帝和嘉庆帝都是提倡的。康熙、雍正都还提倡理学。一方面官方理学与文字狱相结合，以理杀人，以致人人畏避，另一方面，到了乾嘉年间，清廷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文化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容忍那些纯学术的经学，亦即理学的研究。然而，从顾炎武（1613—1682）到戴震，恰恰主张“理学即经学”，要从那貌似仅可作纯学术研究的古代经典文献中找出透视社会历史、人伦日用、知识蕴涵的道理和规则。戴震从事的文献考订、语言文字，乃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人本道德哲学等，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它们无不以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不仅激越当时，直至今天，戴震的朴学即科学思想仍不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一些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领域，例如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方志学、汉语史等的研究方面，戴震学派的朴学方法、科学哲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于他的以控诉“以理杀人”的罪行为中心的一系列道德哲学思想，则深深打上了平民哲学的烙印，故被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