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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起自上古的唐尧，终于春秋初世，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故名曰《尚书》。它大体上是我国奴隶制时代早期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有所谓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为汉初伏生所传，共二十八篇。伏生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间传授，逐渐形成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从汉武帝到汉宣帝，这三家都先后被立于学官，所教的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后来又加上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又把《盘庚》分为三篇，这样共三十一篇。西汉末年又忽然出现古文《尚书》，说孔安国家藏，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两汉古文《尚书》问题是个难题，戴震曾详为考证。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趁司马氏广求圣典之际，献上了一部伪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还有各篇标为“孔安国传”的注，还有一篇《孔安国序》。这部伪古文《尚书》一直被人们看作传说中的汉代孔安国传的真本，直到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才彻底揭穿了梅氏的伪作。阎氏以后，有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力反阎说，以驳辩求胜，不料引出了更多的申阎非毛之著，其主要著作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彻底驳倒了毛奇龄说。论战结束后，伪书已成定论，但剩下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因年代久远，读起来佶屈聱牙，很难读懂，更兼伪孔传的长期通行，汉儒传注一概亡佚，读《尚书》无所凭借。乾隆中叶的学者致力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解释工作，最著者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十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的共同方法，就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把唐以前的各种子书、笺注乃至宋《太平御览》以前的各种类书中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文字逐一收集，分缀《尚书》各篇各句之下，使之成为辑佚性的汉儒新注本。戴震对《尚书》的研究，是在论战结束以后不久，重新解释《尚书》的工作刚开始时进行的。戴震一生，直接和《尚书》学有关的事件有以下一些：乾隆二十年（1755）秋，戴震在《与王内翰凤喈（按：王鸣盛）书》中用古音通假原理解释《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即“横披四表”。
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有《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
此外，为校注《水经注》而研读《尚书。禹贡》和胡渭的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10 月校《五经算术》而举《尚书》待算明者列之，对《虞书》和《夏书》中有关“漩机玉衡”的研究等，已成为史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戴震的后期，还有专著《尚书义考》二卷，收入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原据贵池刘氏聚学轩本。该书是戴震思想完全成熟以后的著作，书中《义例》云：“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在清初《尚书》今古文问题论战及继后的解释《尚书》的工作的大背景下考察，戴震的《尚书》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段玉裁《年谱》说它著于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这时距《尚书古文疏证》问世至少已有五十年（阎死于1704 年）。戴震在自己的考释文章中对《尚书》今文二十八篇与二十九篇问题，汉古文《尚书》的含义，《泰誓》篇的由来说得一清二楚。戴震说：《尚书》二十八篇，济南伏生所传，后附益《太誓》一篇，用当时隶书写之，故称《今文尚书》。
关于汉古文《尚书》，戴震因笃信汉儒，尤其是因笃信许慎而相信该书的真实性，他说：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许叔重《说文解字叙》记六体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盖如商、周鼎彝之书，故称《古文尚书》。入于秘府，未列学官，故谓之“中古文”
关于《泰誓》篇的由来，以及它如何进入今文《尚书》而成二十九篇的，戴震指出：伏生书无《太誓》，而《史记》乃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时已于伏生所传内益以《太誓》，共为博士之业，不复别识言耳。刘向《别录》曰：“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生屋壁，朽折散绝。《太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郑康成《书论》曰：“民间得《太誓》。”刘、郑所记，可援以补史家之略。应该指出，戴震就《史记》伏生书“二十九篇”有误的看法是正确的，司马迁正当汉武帝立欧阳《尚书》于学官之时，欧阳受之于伏生，故戴震肯定《史记》说的二十九篇就是民间的《泰誓》，后来进入了伏生所传书。戴震还主张以刘歆和郑玄之说补《史记》之疏略，这一主张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刘说、郑说较司马迁的说法更近于情理③。至于汉代卫宏《古文尚书叙》说：伏生老而不能言，叫自己的女儿传言教晁错，又因方言不同，晁错不懂，“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戴震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早在晁错以前，早就有张生、欧阳生等从伏生受读，文化的传授不可能等到昏聩不能言的人而为之。戴震说：此不察之说也。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和伯实躬事伏生受《书》，由是《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史记》及《汉书》皆日：“秦时潘书，伏生壁藏之。汉兴，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非得之口诵，无女子传言，事甚显白。还应说及的是，戴震为说明伏生《尚书》仅二十八篇，原无《泰誓》和百篇《书序》，引用了伪书《孔丛子》，不足为训。但他作出的判断结论是正确的。此外，戴震还著有《书补传》②。
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同上。
③ 关于《太誓》，清儒有过不同看法，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1957 年版67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书补传》已佚。秦蕙田《五礼通考·观象授时》卷三、卷五引用《书补传》为今仅见。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为《观象授时》，引戴震可见页139—366、367、369、374、37s、390 等。
自从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揭穿东晋梅赜伪书以后，对汉代古文《尚书》也一直是怀疑的，戴震对汉代古文《尚书》是不怀疑的。他对它的篇目作了详细考证。他指出，《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荀悦《汉记》、马融《书序》都讲到逸书问题，几乎众口一词他说是“十六篇”，戴震说，这十六篇“其篇名则郑注《书序》逸篇之目”，它们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伊涉》、《原命》、《武成》、《旅獒》、《冏命》③此十六卷加今文《尚书》二十九卷加百篇《书序》一卷，“是为《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而逸书《九共》析为九，则逸书成了二十四，而今文《尚书》二十九又析为三十四：《盘庚》、《太誓》各分为三则净增四，《顾命》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浩》则净增一。如不算百篇之《序》，戴震认为汉古文《尚书》就是这五十八篇＇逸书24＋（今文29—2＋6—1＋2）= 58＇。他说：不数百篇之《序》，故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艺文志》虽数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郑康成所谓“《武成》逸篇，建武之际亡”，适当其亡篇，故《志》仅称五十七篇。戴震由汉古文《尚书》篇目的增减过程推论当时的学术传播情况，特别提到好古文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为什么不为古文《尚书》作注，却为今文《尚书》作注这样的有趣的问题。戴震说：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谓之《逸书》，刘向、刘歆、班固、贾逵校理秘书，成得见之。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建初、延光、光和中，尝诏选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学、广异义。而后汉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传是学不一人。然贾、马、郑虽雅好古文，其作训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于学官者，岂逸篇残脱失次，不乎读欤？
戴震还考证了伪古文《尚书》。今本《十三经注疏》仍是伪古文《尚书》，故了解该书还是很有必要的。《十三经注疏》之所以如此，一是伪书中有真，那就是包含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内容，二是唐人作疏证就是用了梅赜本，三是认识其伪，当作伪书读，何况伪中有真，存此部分伪书亦无妨碍。故阎若璩订伪有功，但无妨仍存其伪书，不必销毁或剔除的。戴震简述伪古文《尚书》的出台及篇目组合时我们阅读是有帮助的。梅赜献出的伪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包括今文二十八篇（欧阳《尚书》已列为三十一篇）。有人分《尧典》后半部为《舜典》，分《皋陶漠》下半部为《益稷》，成为三十二篇＇31—1＋2—l＋2=33］。等于说今文《尚书》未变。有人又另从百篇《书序》中采集了一些篇题，从当时已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集成篇，又另撰《泰誓》，总成二十五篇，从而凑足刘向、郑玄所说的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至于卷数，伪作者也作了安排，凑成《艺文志》所录数四十六卷，戴震对这一制造伪书的事实作了概括，最后指出：“是① 《尚书今丈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页。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至8 页。又今之《古文尚书》而非汉时秘府所藏、经师所涉之十六篇矣。”②肯定了伪作与汉古文《尚书》根本不同③。
戴震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把一部十分复杂的《尚书》今古文史说得十分透彻，成为《尚书》学的入门教材。这除了戴震本人的识力以外，实际上也是对清初以来《尚书》学成果的一个总结。戴震曾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认真。”①诚非虚言。
《尚书》原是古典文献，后来成为宣扬儒家“道统”的圣典，尊为《书经》，成为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清代学者研究这本书时，还是把它当作古史文献来笔耕的，戴震也不例外，如前所说：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研究《尚书》的方法基本上是个辑逸的方法。但也各有特色，江声是惠栋的学生，一味好古，唯古是收，剪裁甚少。王鸣盛的搜罗极博，劝夫很深，但把今古文学说调和在一起，看不清学派分脉。孙星衍是三家之冠，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简而疏详，努力区分今古文学派的不同，各还其是。戴震后期之作《尚书义考》很有特色。
一是区分汉宋，尽量兼古文和今文《尚书》三家说②，汉儒注释，力致无一遗漏。他说：有书契以来，莫古于《尚书》，汉儒训诂，各有师承，又去古未远，使其说皆存用备参稽，犹不足以尽通于古，况散逸既多，则见者可忽视之乎？故是编于各书所引欧阳、大小夏侯氏说，及贾、马、郑之注，详略必载古注，语简义精，虽尽收不见其多。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但是，今古文《尚书》学不是每句、每字都能体现出来的，真要区分，也有相当难度，区分的方法，一是凭文献，二是凭识力。引用文献时既有辨正，又得尽量不遗漏，戴震就在引用文献过程中随时申明己见，这些申述处，大部分是想阐述今古文学理区分的。如“曰若稽古”条②：日若稽古（戴震按：曰当从古本作粤。）
《尔雅》：粤，于也；若，顺也。
《后汉书·李固传》注曰：“《书》曰：‘粤若稽古帝尧’。郑玄注曰：‘稽，同也。古，天地，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
《三国志·三少帝记》：“帝问曰：‘郑玄日，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地。’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庚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考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