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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参修《汾州府志》，又是怎样贯彻乾嘉学派考释精审的学术主张的呢？这主要表现在辨明沿革，考证史实上。辨《元和志》“汾州”条，集中体现了戴震的这一主张。今本《戴震集》中《答曹给事书》（1770）、《应州续志序》（1769）都是集中体现戴震考核精审的史地学观点和方志学思想的。《元和志》即《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地理总志，李吉甫撰，今存三十四卷，元和八年（813）成书。作者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籍，记载详备，较为可据。戴震评为“其书之可宝贵，自孟坚《地理志》、道元《水经注》而外，无有上之者矣”①。故戴震在修《汾州府志》时，曾引据入志，但《元和志》中关于“汾州”一条，戴震考出其有六大错误，都是关于地理的历史沿革方面的。
一是《元和志》叙汾州沿革云：“后属魏，谓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吴起为西河守，皆谓此也。”。对此，戴震考之《魏书》，太和八年（484）置西河郡，治所在兹氏城。郦道元注《水经》时，西河郡新治所仍在此地。兹氏城在谒泉山及文水、汶水，与子夏设教西河（在黄河的龙门西河）无任何联系。戴震不无幽默他说：“以此地（按：兹氏城的西河郡）近汾远河（按：① 《汾州府志·朱珪序》。
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占籍出版1980 年版133 页。
黄河），西河（按：龙门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虚加之汾上耳。”①至于史载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戴震说，那是在黄河里漂浮，不是在汾水中漂浮，故郦道元以浮河之事系之夏阳，子夏卜商陵及庙室系之阳（今陕西合阳），皆离战国魏都安邑不远②。再说古代称西河，未以名郡，吴起为西河守，决不是后世之郡守。
二是《元和志》云”武帝（汉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县”。对此，戴震考之传为汉代班固、刘珍等著《东观汉记》云：“西河郡治平定县，离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元和志》言西河郡治富昌县，纯系不明《汉书·地理志》未固定的体例致误。《后汉书》凡县名按“郡治所十郡治县名”体例言之，如汝南郡先书平舆而治上蔡（平舆十上蔡），但班固著《汉书》时未有此例，对此，阎若璩曾深论之。因《汉书·地理志》首列富昌，故李吉甫以为西河郡治县为富昌县，误甚。
三是《元和志》云“黄初二年（221 年）乃于汉兹氏县置西河郡，即今州理”。对此，戴震指出，《元和志》因《水经注》误而致误。《水经》云：“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郦道元注云：“魏黄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马子盛（按：司马斌）庙碑文云？？〃以司马斌的庙碑系之黄初二年。实际情形是黄初二年魏开始重新置西河郡，因在此以前建安十八年（213）曾省州并郡，废汉已始置的西河郡入太原，至黄初二年又重新分太原之四县置西河郡，故郦道元注“魏黄初二年”下应另有下文云重新置郡的记载。从黄初二年算起，越二百六十四年，到北魏太和八年（484），西河郡始治兹氏城（按：戴震驳正《元和志》第一条错误时已指出这一点），才有司马斌葬于兹氏城的事，故有庙碑在此。戴震说：“吉甫因《水经注》‘西河王庙碑’系之兹氏，系之黄初，遂以为是时即置郡兹氏，殊疏。”戴震所言极是，从黄初二年到郡治设于兹氏城，相隔二百六十多年，《元和志》却误作同时。
四是《元和志》云“高齐又于此城（按：汾州）置南朔州”。对此，戴震指出，这是《元和志》杂集群书，不加辨别，尤以《隋书》之误而致误。《隋书》以南朔州为北齐（按：又称高齐）所置，并与介州同在西河郡下言之。《元和志》“介休”条下云：“后魏明帝时〔按：指北魏孝明帝（515—517）〕为贼所破，至孝静帝〔按：东魏孝静帝（534—537）〕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这是正确的。南朔州、介州都在介休，《元和志》却又在汾州下误称高齐于此城置南朔州。戴震说：“凡以南朔州，系之高齐，系之汾州者谬也。”
五是《元和志》云“周宣帝于此置汾州”。六是说“大业三年废汾州”。有关此二者，戴震据《魏书·地形志》考述：延和三年（434）置吐京镇，太和十二年（（488）改镇为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乾隆时的隰州（今山西隰县），孝昌（525—527）中陷，移治西河，事详《裴良传》，这是汾州治在西河之始，不待后周宣帝时（按：指北周宣帝字文赟大成元年即579 年）。就历史沿革而言，西魏曾别置汾州，在乾隆时陕西延安府宜川县，北周以东魏的南汾州为汾州，在乾隆时的吉州，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汾州为吕州（今山西霍县），即北周所置而乾隆时在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为介州，西河郡为浩州（今山西汾阳），三年（620）改浩州为汾州。由此可见，北周、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3 页。②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15—16 页。
隋的汾州都不在西河郡境内。而《元和志》含糊他说周宣帝在西河郡置汾州，又说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废汾州，那是不对的。戴震感慨他说：“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图志一条中纷然不治者六焉。”可见写地方志考辨沿革是十分困难的事。
此外，汾州府境内故实，文献不一，也需详核。戴震举出《水经》云“河水？？又南过中阳具西”，戴举地望考之，中阳西邻黄河，在乾隆时的宁乡县境，《史记·赵世家》云秦取我西部及中阳，《元和志》也说“魏移西河郡中阳于今理”，与《史记》说一致①。但郦道元注却说“中阳故城在东，东翼汾水，不滨于河也”。戴震认为，《水经》和《水经注》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中阳。又《说文》云：“漹水出西河中阳县之西南入河。”更证明西河郡之中阳流入黄河，不入汾水，与戴震的地望实考一致，更证明郦注有误。更有甚者，《水经》云：“汾水南过大陵县东。”郦注云：“汾水于县迤为邬泽，其陂东西四里，南北一十余里，陂南接邬。《地理志》曰：‘九泽在北，并州薮也。’《吕氏春秋》谓之大陆。又名之曰沤夷之泽。俗谓之邬城泊。许慎《说文》曰：漹水出西河中阳县之西南入河。即此水也。”郦道元将汾水的支流邬泽与流入黄河的漹水混为一谈，将漹字与邬字牵合，甚谬。班固《汉书·地理志》以邬县北九泽为战国地理著作《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职方”篇中言及的昭余祁，郦注引《汉书·地理志》将昭余祁、大陆、呕夷混为一谈。但《尔雅》说：“晋有大陆，燕有昭余祁”，《吕氏春秋》称“晋之大陆，赵之钜鹿，燕之大昭”（按：大昭即昭余祁）。经戴震考证，呕夷、祁夷两地都在大同府境，但源流各别。而另有祁县，在太原附近，《水经注》将昭余祁说成祁县。郦道元注《水经》文“汾水南过大陵县东”一语时，已将大陆、沤（呕）夷相混（引文已见前），祁县本晋祁氏田。因一“祁”字而牵昭余祁于祁县，又据郑玄因一“夷”字而疑呕夷即祁夷。这样，郦氏把大陆、呕夷、昭余祁（祁夷）混而为一，还另把昭余祁说成祁县。戴震指出，《尔雅》、《吕览》所称昭余祁、大昭系之燕，燕不得跨太原南下而有祁县、平遥、介休甚明。对这些涉及汾州中心地区的重要历史沿革，《汾州府志》能不考虑吗？关于史地沿革，戴震看到了下列几乎带有共性的问题：后代人作前代史地志已多误，故不能不详加考核，戴震说：“盖以汉人言周秦则多失，以后魏人言汉、魂、晋则多失，以唐人言后魏、齐、周、隋则多失，势使然也。”连《史记》也不能幸免，“子长，良史地，而《史记》中往往涉传闻失实之语，谓介之推逃入緜山；显戾于《左氏春秋》”①。关于府境故实，戴震以实际地貌纠正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一条讹闻：与汾州府有关的汉代的西河郡谷罗、武泽在汾州府西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说：“虎泽应在五原、曼伯之北。”这是对的，五原、曼伯又在何处？戴震考此故城在黄河之西。而顾祖禹以谷罗和虎泽（即武泽）在永宁州北，与虎泽邻近的美稷城在汾州西北。戴震指出，顾说无法落实，从汾州府而西北至永宁州之北，群山簇拥岩谷之险，无平地以容所谓虎泽①。
① 中华书局本《史记·赵世家》为：“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阳、安邑。十一年，秦败我将军英’。太原有中都县，西河有中阳县。”戴震以为《史记》云秦取我西都及中阳，而集解又云，西河郡有中阳，故《元和志》与《史记》一致。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3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37 页。戴说可商，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20—21 页。至于名胜古迹，如段干木墓。《水经注》讲在芮城，唐贞观年间诏芮城之段干木墓焚樵采，将近二百年以后，《元和志》“孝义县”却说县东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后来的县志又说城东六里有段干木墓，与《元和志》不合。另外，县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子夏墓、田子方墓、段干木墓。这样，汾州府的段于木墓有四处。戴震深明民意，他说：“凡宗仰昔贤，用寄爱慕，虽指不知谁氏之垄而闻名起敬可也，援以证实，用资考核，必有起而辨之者。”②景仰前贤，寄托民心，是一回事，历史的真实，又是一回事。
以上驳正《元和志》涉及汾州府的六大谬误，及订正《水经注》中阳不滨于河，指漹水为邬水，混同昭余祁、大陆、呕夷，订正《读史方舆纪要》误指虎泽于群山岩谷之中，指出段干墓有四处之说，是戴震参修《汾州府志》和县志作文献考订和实地考察的主要收获（不排除戴说有个别欠妥处）。戴震认为，只有解决上述极难解决的关键性疑难，《汾州府志》和县志才有学术价值。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答曹给事书》写在参修汾州志事毕之后，是带有总结性的，戴震说：“志事顷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处，略陈梗概如右。”①曹给事即曹学闵，汾州人，曾被乾隆赐进士出身，官掌印给事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汾州府志》写的序言说：“复延休宁戴孝廉东原，考证古今，笔削成书，？？阅一年而告成，体大思精，文约义赡，追常璩之审，匹刘炳（按：刘知几）之该博，所称传世行远，而有益于史家者，其在斯乎！”②由于戴震的参加，使这一有浓厚乡士文化气息的著述成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段玉裁见到此书后，概述了戴震的考订之功和成就。段氏指出：《汾州府志》以汾州的吕梁、狐歧来解释《禹贡》“治梁及歧”一语中的梁和歧，辨别有关《书经》梁、歧的旧说及苏转、曾巩、阎若豫、胡渭的穿凿，使后来的学人知道《书经》梁、歧在何处，知道治冀州汾、沁、泽、潞诸水，及其间诸山涧溪谷，不当牵合到治理黄河事上去。修《汾州志》因戴震考证精审，乃至使《书经》涉及的梁、歧二地名，竟在地方史志《汾州志》中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段玉裁评之为“修一志而大经以明，非细故也”③。段氏见到《汾州府志》后，曾节抄《府志例言》、图表沿革、星野、疆城、山川古迹等，以此作为他修富阳县志的修志楷模。
从上面举述的考订之功看，戴震为修《汾州府志》可谓呕心沥血，从而纠正谬误，备举大要，以致成为修志楷式。但仍有人认为《汾州府志》非戴震主纂，显然有违史实。乾隆三十六年（1771）戴震又应汾阳县令李文起的邀请参修《汾阳县志》，两次参修地方志，戴在《温方如西河文汇序》一文中叙其事云：“乙丑（1769）秋，余至汾阳，应太守孙公之召也。属纂次府志，为之考订累日月，今李侯复以县志事邀之，再至。”①可见戴震两次去山西纂修地方志，事属不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此事。
② 同上，138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38 页。
② 《汾州府志·曹学闵序》。
③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70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46 页。
二、与章学诚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已（1773）夏，戴震和章学诚相见于宁波道署。那时，戴寓居浙东，主讲金华书院，授课之余，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讽诵经文，叹为不易。而章学诚正撰《和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