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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章学诚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已（1773）夏，戴震和章学诚相见于宁波道署。那时，戴寓居浙东，主讲金华书院，授课之余，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讽诵经文，叹为不易。而章学诚正撰《和州志》，与浙江宁绍台道冯定九交游。章、戴相见时，戴震已五十岁，章学诚三十六岁，时戴震已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三十六年（1771）撰《汾州府志》和县志，章学诚首撰《和州志》刚开始，始作体例。章、戴论学，可谓一是学界新秀，一是完全成熟了的饱学硕儒。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戴震过世后十三年，章学诚曾著《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追述此事。
章、戴分歧，由来已久。自顾炎武倡理学即经学，乾嘉学人以语言文字通经，章学诚力主“六经皆史”，对戴震的“以词通道”颇不以为然，章说：“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按：伏生、郑玄）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①意思是说，解语言文字并不能通道。章、戴论修志，分歧甚大，戴重在考订史地沿革，章重在言文献。初看仿佛没有什么区分，考订也要通过文献，重文献也为考订。其实，戴、章的分歧，有类于戴震和惠栋的区分，戴求其是，惠求其古。重文献的目的是考订史实，尽信书不如无书。考订沿革还必须与实际情形相结合。章提出重文献，是以一般历史科学的文献要求来要求地方志，未免不合方志需实情的体例，戴震重沿革实际上就是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戴在《答曹给事书》中举出诸多文献有误的例子，已如上一节所叙述，在纠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将虎泽说成永宁州北，与虎泽近邻的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时，以实地指其文献之误：“自府而西北至永宁州之北，群山簇拥岩谷之险，绝无平地以容所谓虎泽者。”②由此可见，戴震重考订历史沿革的提法较章氏主文献表达得更科学。由于章、戴的一贯分歧，章说：“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③其实，戴氏著《七经小记·水地记》，研核《春秋》，校注《水经注》、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为人撰谱牒传记，已足说明戴氏不是不懂史学。章、戴时期的史学和后来的通史不大一样，那时的史学多指经史要旨、地方志，章氏《文史通义》内篇多言经书，以史解经，以经言史，外篇纯为修志之事。从这个情形去看，戴震恰恰是个史地学大家。而其史论则渗透在修志、撰谱牒、校《水经注》的实践中。至于戴震重史实考订，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章太炎曾要修“启寻方来”的通史，“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并说：“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①章太炎把语言文字看作研治古代文化和古代史的化石，颇具的见，而他认为，戴震精于文字音韵，自然是精于“无形大史”的人，故章太炎治史，反讥王鸣盛、钱大听治史“昧其本干，攻其条未”，反“觉定字（按惠栋）、东原，真我师表“。可见戴震确实是治经学而连同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②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7 页。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沦修志》见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869 页。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年版172 页。
史学的人。
据章学诚的记载，当戴震看到《和州志例》以后，就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当章学诚作出辩白以后，戴又说：“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②这里主要之点是：一、修志不贵古雅。二、地方志体现地方习俗、地方文化的特色。三、地方志用于说明地理位置、地名沿革等问题时，尤须重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非要把地理的历史沿革搞清楚不可，如地史沿革有误，必然张冠李戴，整部地方志不是某处，而是他地，因而失去了价值。故戴震批评章学诚“侈言文献”。平心而论，戴震的这些看法大致不诬。修地方志不贵古雅，而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恐怕修志的目的就在此。前面已提到，自周代起采风览观民俗，上古就有方国地史，都是地方志的滥觞，它们并非不古，却以处处体现地方文化特色见长，如可以与方志相比的汉代扬雄《方言》，著者并非不能雅，恰恰是著磅礴有势、富丽高雅的大赋的名手，但《方言》一收早已不雅训的“绝代语”（汉代仍可能出现在方言中），二收方国俗语，唯其如此，它才有价值，成了“悬之日月不刊”的名著。戴震崇尚汉学，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研习国故经典为能事，但同时强调地方文化的意义，尤其在纂修地方志中，他主张完全从俗，全力捉住地方文化，在戴震的整个视野中，志书无疑是经典文化的补充，是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戴震“悉心于地理沿革”的主张，上节提到的《答曹给事书》中一系列的纠缪改错，是这一主张的一个注解。他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代人所作的《应州续志序》中也曾强调说：“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并因此对《应州续志》的作者“南丰吴君”提出建议，作了一系列的纠谬补逸（当时的学风是作序绝不为人护短），可见他在与章学诚论修志时提出的主张是深思熟虑之论。在戴震看来，也只有从俗并考其沿革以求实，才能使方俗史志发挥“雅”的作用，他说：“余曩因诗古文词所涉，检寻郡邑志书，其于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戴，或载之又漫无据证，志之失，大致尽然。”①戴震的治学经验反复告诫他，地史沿革不可不考。就以《应州续志》为例，连应州（今山西应县）古代在何处也发生了问题。旧《应州志》称应州为秦汉的阴馆县。阴馆又在何处呢？考《汉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说文解字》也说：“漯水（按：即治水，今桑干河上游）出阴馆累头山。”《魏书》、《水经》皆同。《寰宇记》则累头山和阴馆城相距还远着呢！因而需要确指阴馆在何处，戴震继考《水经注》、《十三州志》、《读史方舆纪要》、《一统志》，发现阴馆与那些和应州相近的地区相距甚远，以阴馆说明应州则过于粗疏。《十三州志》说：“剧阳在阴馆东北百三里。”顾祖禹说：“汪陶废县在应州西。”《一统志》：“汪陶在山阴县东。白狼堆在〔应〕州西北，巨魏亭在〔应〕州北，剧阳在〔应〕州东北。”戴震的结论是：应州大约是汉代汪陶、剧阳二县地，与阴馆无关。
《应州续志》又说：“北魏天平二年应州置善无郡，领善无、沃阳二县。②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本1985 年中华书局版869 页。① 《应州续志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8 页。顾祖禹也说：“沃阳废阳在应州西南，善无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汉县。”戴震考之《汉志》，沃阳有盐泽。《水经注》：“盐池西南去沃阳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云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这些说明盐池、沃阳、善无、中陵该相距不远，但据文仍不能说明问题便进一步考之实地，中陵是乾隆时宁武的神池县（今山西神池县），善无在其北，沃阳盐他是唐代的安北部护的胡落盐池，乾隆时的偏关外归化城西的蒙古地，清代偏关五寨吃的盐仍从蒙古来，况且中陵、善无、沃阳的水流归地近内蒙的树颓水（按：或指浑河）注入黄河。经文献书证和地域实证相结合，戴将沿革弄得水落石出，指出沃阳距应州遥远。《应州续志》说曾在应州置郡领沃阳、善无是不确的。以上二例，再一次说明，戴震十分重视文献，文献功夫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功，戴震岂有不重视之理。当文献不足征时，应考之实地，以求地史沿革究竟。文献是手段，考证史实，弄清原委是目的。而这些归根到底又服从于修志以“利民”这个总要求。
戴震认为，不仅修地方志如此，凡涉及历史科学的学问均应如此。乾隆三十六年（1771）戴震应邀到汾阳修县志时，有位叫温方如的向戴震请教，温氏研究汾州地区的金石文字，著《西河文汇》，方如持三寸搦管，在荒榛颓垣中寻访残碑，精神是可贵的，但未能远涉名区，仅杂取府州县志以证，而汾州府辖州县八，温氏还差两个县没有顾及到，于是又涉及到书名所及的地史沿革问题，温氏书名踵其师周某《西河遗事》、《西河诗汇》之类，因是寻访西河的金石文字和碑石，不得不考其沿革。所谓西河，先秦时府境于七国赵地，其西临永宁宁乡，直到北魏太和年间才正式置西河郡（戴震的考释已见上节）。温氏的书采编自宋以下，因是西河郡的金石、碑刻，“特以有涉于方志，观事存之”，“倘用是专事遗逸，为府州县补阙正讹”，同样是有意义的，因而考订沿革，正西河之名，以期搜集之全，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方志、地区文集中，文献往往只是潜台词，是考有关史实的基础，一旦考订清楚，是不必堆砌在方志、文集之中侈言文献的，这正是醇儒之论，硕学之士的卓识，是很值得玩味，值得索其志趣的。
针对戴震不贵古雅从世俗，重地史沿革而不侈言文献的说法，章学诚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所谓“是”，就是合乎对象的实情，合乎规律，但不一定合乎古雅。章说：“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戴震的“从俗”，如前所说是从当地实情出发，从地方俗文化的特点出发，即使是通俗、浅俗，深入方能浅出，又岂是“世俗人皆可为之？”章又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但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方志是历史地理科学，它是历史，但涉及地理史，戴震所谓沿革，正是地史的沿革和发展，至于“宁重文献而轻沿革”，等于说“宁重资料而轻由史实①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869 页。得出的实际结论”，如果修志不以可靠结论为和起点，仅是堆砌文献资料，就可以想象方志将成为地方资料汇编，连当时的实地实情的叙述也被挤走。章的这一修志思想，连冯定九起初也不能接受，章叙述了上面的一番话以后，冯发问说：“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善，岂仅为之数百年以内设邪？”章解释说；“史部之书，详近略远。”又说方志不过上百年，二三十年要重修，“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②。史书详近略远，也不足以补其汇集古今资料之弊，这显然是两回事，不能说古代资料少些而近现时期资料多些，就可纠补资料堆砌之弊。又说因百来年，二、三十年要重修，沿革明显，不用再考，如重沿革，则用不到续修方志了。事实是戴震力主由文献史实将沿革考订清楚，万无一失，以为起点，决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恰恰为后世续修楷式，为后世续修提供一正确的前提，续修志则可放手在前志基础上叙述近百年的新变化。
章学诚的这篇追记的文末，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戴震在与章学诚论辩过后，第二天将《汾州府志》拿给章看，并说，于沿革以外，与众不同者是列僧人僧事于古迹之中，因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对此，章氏认为“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至于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