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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至于在人物门类中取消僧人，章氏诘戴曰：“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并认为戴的做法是“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①。其实，戴震对《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的体例非常重视，反对结构“漫无叙次”，采用纲目体式，“分列纲目，以纲为断，目为按，令阅者因纲检目，因目证纲”②。例《汾州府志》纲目：沿革、疆域、山川是全书总纲。总纲贯彻重沿革的思想。“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山川次乎疆域，其奠也，本天地之自然，而形势在焉，风气系焉，农政水利兴焉”③。在门类排序上，居首的有：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坛壝（wěi 坛的通称）、关隘、营汛、驿铺、户口、田赋、盐税。其次：人物，其关及一方历史的缩影。再次：古迹、杂考，“备稽古者之检之也。”最后：艺文。在体裁上，图、表、志、传、考、录诸体皆备。为章学诚所讥笑的“列僧人于古迹”一事，显然从僧人的社会意义方面考察，看其能否成为一方历史之缩影，并非据什么“血肉之躯”列目，戴震完全没有错。戴震的修志指导思想和楷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影响清代的修志，直至今天仍有参考意义。章学诚是清代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六经皆史”说在史学史上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一面冲破经学藩篱，把史学从文献考订中解放出来的旗帜，但在与一代哲人戴震论史时，未能虚心听取这位饱学硕儒的充满经验的广袤性和思辨的深邃性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从总的方面看，章学诚还是能正确评价戴震的人，但也存有很深的成见。章说：“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①② 同上，870 页。
① 《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871 页。② 《汾阳县志例言》，见《戴震全集》一，1991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522 页。③ 同上，488 至490 页。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馀村》。
此外，还需提及的是，戴震治史的别一领域是谱牒之学。梁启超曾说；“方志，一方之史地。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②与年谱相近的是事略行状、传记、墓志铭、碑传等。今本《戴震集》中有《族支谱序》，行状有《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传记有《于清端传》等七篇，墓志铭有《裘文达墓志铭》等十篇，碑传序记除《族支谱序》归入族谱家谱外，还有《山阴义庄序》、《汪氏捐立学碑》、《郑学斋记》等共七篇。这些治史篇，《江永事略状》可谓学术史，其余大都可窥见戴震重民利民的史学经济思想，从历史科学去看，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文献考订，钩取史料，辨别真伪，如《族支谱序》写戴氏族的谱系，除指出春秋时宋国有戴、武、宣、庄之族外，明确了戴氏之称，缘于戴族，还表出鲜为人知的史料：唐颜师古注西汉史游《急就篇》：“戴公生公子文，遂称戴氏，是也。”但从前不知道有公子文。尽管如此，戴震对史料的处理仍很慎重，他说：“公子文至护公（按：唐天祐年间人），中间代系遥隔，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也。”①为此修史必求其是的客观态度，曾得罪了戴氏宗族。
二是继承《史记》的传统，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人物写得很生动，例如为《汾州府志》写的《于清端传》即是，其余六篇传记也都有此特色。读后使人看到作者的文学才能。
三是很注重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系史于民。例如为《沧州府志》写的《王廉士（王敏）传》说：“敏狷洁多近义，是以人啧啧喜称道。”
四是为平民百姓立传，如《戴童子圹铭》②。《戴节妇家传》则为“穷巷里曲之妇人女子”立传。传为戴震曾为隆阜卖姜老人立碑，皆此类。
五是从史实出史论，作者随时发表自己的史评见解。例如《万光禄传后序》云：“余读《忠节录》？？盖卒之以身死国，非偶然也。”《养浩毛先生传》一开头就说：“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为先？？士之行之可表著，安用舍是而好言奇特为哉！”③在诸多的史传著作中，除了从《江永事略状》看出师生学脉相连外，其余也不难看出作者和史传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史作打上了作者的人格烙印，作者也往往从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汲取了丰富的人格滋养，作为哲学家的戴震直抒石破天惊的胸臆己见，不是有其笔下的中华历史人物铮铮硬骨的人格形象吗？戴震哲学也是从他的历史科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的。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324 页。① 《族支谱序》，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版216 页。
②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认为，此童子戴震长子，早殇。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1 页。
三、戴震自校本和参校殿本《水经注》校
《水经注》，是戴震一生中的大事，旧题汉代桑钦（后人以为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至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水经》记述我国河流水道137 条，郦道元补充记述达1252 条，注文较原书多出20 倍，引书达437种，郦道元注完成于公元六世纪初，我国的雕板印刷术大规模兴起尚在十世纪初，前后相距达四百年。目前所知的郦注的第一个刊本是北宋成都学宫刊本，距郦注成书已长达五百余年，这五百余年内郦注本的流传全靠传抄，其间造成的讹错失漏乃至残损，是可以想见的。清代以研究古代文献为职事，且主张经世致用，《水经注》这部经注合一的最古的地理书，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戴震校《水经注》，据段玉裁《年谱》记载，开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这一年夏六月，戴震读到胡渭《禹贡锥指》中所用的《水经注》，引起怀疑，便检阅郦注原书。展转推求，方知胡渭致误的原因，正是唐宋间《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残阙淆紊，经多误入注内，而注误为经，校者往往以意增改”①。例如“河水”郦注：“北河又东迳莎车国南”，“北河又东南迳温宿国”，戴震指出：“北河”皆当作“枝河”，证据是蒙上文“左右枝水”，故当作“枝河”甚明，而今本作“北河”，是后人所改。又如“济水”，《水经》经文“东至北砾溪南”，郦注：“又东南砾石溪水注之，水出荣阳城西南李泽，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经》去济水出其南，非也。”据《水经》所云，水在砾溪之南，济水之北有砾溪。又因注文重列为经，济水之南也有个砾溪水注入济水。经文又妄增一“北”字，误入经文的注文增一“南”字，成了北砾溪、南砾溪，胡渭从之，据经文和误入经文的注文云：“上有北砾溪，故此为南砾溪，‘石’字衍（按：指郦注中‘东南砾石溪水’中的那个‘石’字）。”戴震据郦注明言“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一语，说明济水过砾溪之北，即济水之南有一砾溪，不可能有南北两条砾溪，以注文辨正经文，经文也不当云济水“至砾溪南”，恰恰应是“至砾溪北”。类似以上“河水”、“济水”之误，“书中类此者不胜悉数”①。
就全书观之，残缺甚多。戴震据《崇文总目》说：“郦氏书有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盖后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数。”②《崇文总目》的这个数字是据宋元祐二年（1087）的刊本。宋成都学宫本仅三十卷，元祐本四十卷，显然是据唐宋以来流传的手抄本与刊定本比勘增补而成的。据清代钱曾所见到的陆孟凫影宋本宋版题跋云：“《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学宫，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按：即何郯，《宋史》卷322 有传）家，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此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帐小大，次第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①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1 页。
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2 页。② 同上。
① 见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0049 号59 页。
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自校《水经注》时，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有明朱谋讳《水经注笺》本、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本、康熙五十四年的项絪刊本，及可能存在的抄本，把这些刊定本子和《元和志》、《寰宇记》等书引《水经注》“滹沱河”、“泾水”、“洛水”对照，皆缺失，故戴震怀疑这些古有今无的篇目“或在所亡之五卷内”。
针对以上种种复杂情形，戴震确定其文例，就郦注考定经文，使经注真正分开，别立经文为一卷，对注中前后倒乱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经文后，这样做，目的是还郦注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治《水经》，而是治《水经注》。段玉裁曾说，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校录的《水经注》一卷，经别于注，经、注不乱，此卷最为明晰。后来被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在官修校正《水经注》时，纲领文例不外乎乾隆三十年校录一卷时的办法，仅于讨论字句加详。对一卷本，段玉裁十分珍惜，曾抄写此本，并有自记一篇。
那么，戴震又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注分开的呢？戴震治学最善于总揽全局，潜心于先发明条例，找到以我驭书的好办法，这正是近代科学重在寻找内在规律的方法。《戴震集》中有《水经郦道元注序》一文，是戴震自校本亦即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的序。序文中归纳《水经注》条例，然后循此条例识其大端，理校注文，佐以文献实证，使经文和注文分开。戴震归纳的条例有三：一是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但注文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屡为另行再举之。二是经文叙次名水所经过的州县，仅说出某县，而注文因时代的更迭，旧县或湮或移，固常称“某故城”，而经文没有称“某故城”的。三是经文云“过”，而注文云“迳”。对以上三例，戴震说：“以是推之，虽经、注相淆，而寻求端绪，可俾归条贯。”①以上三条是在自校本序中阐述的，可谓戴震对研究《水经注》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郦注的机缄，使经注相混的郦注归于纯粹。梁启超评述这三条说：“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②语言是文化的化石，它能揭开历史尘封的秘密。戴震据经文“涪水至小广魏”，而注文云“小广魏即广汉县也”、经文“钟水过魏宁县”，注文云“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三年改曰晋宁”指出：《水经》上不逮及汉代，下不及晋初，称广汉为小广魏，称阳安、晋宁（汉永和元年置桂阳郡时称为汉宁）为魏宁，同称“魂”，可见作者魏人，且其书实出一人之手。《旧唐书·艺文志》说是郭璞撰，《新唐志》说是桑钦撰，宋晁公武说桑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王应麟说郦氏附益，皆非是。更有甚者，《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郦道元原序没有提及桑钦，尤可据证。
针对《水经注》的复杂情形，戴震作了篇次序目上的调整。戴震认为，郦注原书是依于地脉，次第井然的，“史言善长（按：郦道元字）好学，广览奇书，故是注之传，或以甚综核，或尚其文词。至于触类引伸，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lè地的脉理），取资信非一端。”①后来因为长期致误，即使如有清一代的阎若璩、顾祖禹、胡渭诸子，论述所及，也时有差忒，订正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戴震相信，只要根据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43 页。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地形的实际走向，实地和文献相结合，是一定能分析胪举的。他说：“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②据这一指导思想，戴震“以某水各自为篇”，即以水名独立成篇，北方的水，以黄河为最大，故领先，然后以黄河以北、黄河以南的水按次排序，“因之得其叙”。南方的水，以长江为最大，故领南方之先，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