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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互相训释而同谓之‘始’，是也。”④戴、段对转注的说法，一般称为互训说。他们把“建类一首”理解为凡义同、义近的词皆可互相训释，形成一个小义类，而都统制于同一个字（如上面的‘始’字）为说解词，这一个字就是“一首”。从文字学看，戴、段的看法不免把许慎原意推广得太宽了。我们认为，许慎的“类”确实是指同义、近义的意义范畴，即义类，而“首”是形字构成的部首，而不是许多方块字以一个字为“一首”，那样“首”太大太泛，等于没有“首”。许慎的“建类一首”是指转注字的意义和形体相结合的特点，即只有部首相同，又属同一意义范畴的同义、近义字才能作“同意相授”的解释，从而作转注字使用。例《说文·口部》有“呻”、“吟”二字。《说文》：“呻、吟也。”又：“吟，呻也。”言部有：“讙，譁也。”“譁，讙也”。这样，呻和吟，讙和譁构② 《六书论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③ 同上。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② 古代语言学家又将汉字的字母分成若干类别，叫做声类。在说“转注”时，章太炎将“考”、“老”同属的韵部叫“声首”，以示意可与部首作比较。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文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755 页下。④ 同上，755 页下至756 页上。
成两组转注字。
尽管戴震在文字学上对转注字的看法有失偏颇，但他强调“建类一首”的“类”是同义、近义相从为类而形成义类互相训释，这在解释学上是有意义的。试以词义解释为例，被释词和说解词的字形、字音无须有什么联系，这是常识。许慎“建类一首”以同部首的字列为义类，作“同意相授”的训释，不过是文字学上的规定，戴、段正是以一般语言解释看待文字学的字义联系，失足仅在于此。从一般语言解释看，戴震的说法正好具有语言解释哲学的意义和作用。解释哲学不就是要寻找同一大范畴内的概念中介，而将各个概念系联之，从而对有关概念对象作出解释吗？
在戴震转注即互训的思想指导下，段玉裁同一大类概念范畴中的许多相关概念系联在一起。段氏的做法是系联有意义联系的文字，汉语中一个字往往即一个词，而词是概念，因而段氏系联文字实际上系联概念，形成了大范畴类别下的概念链系统。这对认识人类头脑中若干概念链锁是很有作用的。例如，段氏在《说文解字注·玉部》中系联的文字：“自璙已下皆玉名也？？ 已下五文记玉之恶与美也。璧至瑞皆言玉之成瑞器者也。璬、珩、玼、珥至瓃皆以玉为饰也。玦到瑕皆言玉色也。琢、琱、理三文言治玉也。珍、玩二文言爱玉也。玲已下六文，玉声也？？。”段氏还把这种意义相关的系联看作《说文》内部的结构条例。他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等井井，如一篇文字。”①东汉许慎《说文》为贯彻春秋战国以来的通行说法“阴阳之道”，全书“始一终亥”。从宇宙太初“一”至宇宙的中子星、白矮星之类的“亥”（核），是个漫长的逻辑过程和自然史过程，许慎以文字体系象宇宙，并在拟似的逻辑和历史过程中展示那九千余字，在各部首内部注意到字义群落和各群落间的语义联系，戴震的转注即互训的理论，进一步统筹同一大意义范畴内的各意义群落，成了概念分析的重要理论。由于戴、段的转注不受部首的限制，故极便于发掘不同部首中的字的意义联系。例如：《说文·人部》：“假，非真也。”。段注：“又部曰：叚，借也。然则假与叚义略同。”《说文·欠部》：“歇，息也。”段注：“息，鼻息也。息之义引申为休息，故歇之义引申为止歇。”
这样，整个文字系统所表达的词的概念体系内部都存在概念系联的可能和分列属类的可能，它表明，汉语词汇所表达的概念系统（其他语言表达的也一样）内部是有规律可循的，词与词之间，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不是相加之和的关系，而是相乘之积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概念逻辑系统内部小逻辑系统及其层次关系。
戴震对“六书”的述也是充满哲学意味的，他用体用关系说明“六书”
的构成，他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字之“体”，而转注、假借二者为字之“用”①。“六书”中前四书是造字之法，它使文字增生孳乳，后两书是用字之法，它对文字数量加以节制，增生和节制构成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戴震对四体二用的看法是辩证的。
①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影印本1 页下。
① 《答江慎修论小学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4 页。语言文字是符号系统，它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实关系中是“名”的范畴。上世纪末兴起的语言分析哲学是西方传统解释哲学的继续，它强调语言的符号特征，分析语言的逻辑函项的意义，甚至认为哲学就是分析符号能指间的关系，这当然是错误的。戴震视文字为符号系统，从汉语汉字的民族特点把握之，视“六书”为体用对待，以转注系联词义，形成概念系统的群落，既以单个的字、词通辞、通道，又以对字、词、词汇、概念系统的解释形成其解释哲学的构架。戴震还注意到区分字、词、名的虚实，并由此而索取“实体实事”和“纯美精好”的道理，从而完成“以词通道”的全过程。他的《绪言》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完成的。他说：“学者体会古圣贤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虚实，今人谓之‘字’，古人谓之‘名’？？以字定名，有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有称夫纯美精好之名。如曰‘人’，曰‘言’，曰‘行’，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也；曰‘圣’，曰‘贤’。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曰‘道’，曰“性’，亦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也。道有天道人道，天道，阴阳五行是也；人道，人伦日用是也。曰‘善’，曰‘理’，亦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曰‘中’，曰‘命’，在形象，在言语，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也；在心思之常察，能见于不可易不可逾，亦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①由“实体实事”而“纯美精好”，是“以词通道”的又一深化。
① 《绪言》上，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72 页。
二、词义诠释和哲学释义
字（词）义诠释是语言学的，它和哲学释义相距甚远，由于旨在“以词（辞）通道”，从而使字义诠释归根到底联结着哲学释义。重要的是，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与近代西方早期的语言哲学很不一样，西方语言哲学往往把语言看作与世界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从而以语言解释代替对世界的认识，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则以语言文字解释为逻辑起点，通过书本知识，寻求道德哲学本体及其具体表现。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西方是代替论，戴震是凭借论。
《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也是解决名实关系的一部名书。当时这样的书不止这一部，西晋太康年间有人从魏王墓（战国末年的魏襄王或安釐王）中发掘出《名》书三篇，据说这类书和《尔雅》相似②。名书和名学书不尽相同，后者是逻辑学书。而名书是正名的书，但由于正名是名辩逻辑中的最重要的内容，故名书实际上是逻辑学著作中的一种，胡适曾说：“中国的‘辩者’集团，一方面继承了诗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具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如老子。”①名书，当然比“诗人传统”更接近名学，老子就是个重视“无名”、“有名”的人，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②。由同理可知，《尔雅》这部名书，也是一部正名逻辑的名学书。它列入十三经，是以语言文字之名书和和正名之逻辑学书的双重身分解经的，它的语言文字的解释作用和正名逻辑的解释作用甚明。
戴震以极大的兴趣重视这本名书和正名逻辑书。除了儿时求学取《尔雅》与《说文》参互比照，以求通十三经外，后来又著有《尔雅文字考》十卷，开有清一代雅学研究之首。该书立足于词义诠释，但处处强调词义诠释与通经明理的关系。据该书自序云，该书花了十年功夫写成。从书序中“姑俟诸异日”一话看，戴震对其著作还有不满意之处，等待日后再作修改。著述该书，可谓进一步奠定了学术根抵，但“俟诸异日”的指望并没有实现。著述该书，其目的是要“以词通道”，可谓语言解释哲学贯串其中，自序云：“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又说：“余窃谓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③作为语言文字的名书，后人可以“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作为名学逻辑书，其作用又在于“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音声，确然于故训之原，庶几可与于是学”。④综核条贯，觅其逻辑辞例和条例结构，探其故训之源，既是求其语源，又是索其名源，与正名之名辩逻辑密切关联。
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任大椿曾以他的《尔雅注疏笺补》给戴震看，戴震读后很满意。七年后，任大椿在京出任国子监丞，仍孜孜于《尔雅》之学不倦，任重新以定稿本问序于戴，戴序除了申述《尔雅》的作用可与经同② 《晋书·束皙传》。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第一编，学林出版社1983 年版，17 页。
② 《老子》第一章。
③ 《尔雅文字考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④ 同上。
列，互相发明其意以外，对任大椿用《尔雅》释先秦诸子特别赞赏，他说：“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末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曩阅庄周书‘己而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语意不可识。偶检《释故》（按：即《尔雅·释沽》）‘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词。至若言近而异趣，往往虽读应《尔雅》而莫之或知。”①以《尔雅》解释经书和诸子百家，正是以语言解释显明经义和诸子哲学。
有趣的是，戴震对《尔雅》的成书还作了有益的揣测。现代学者证以天象记录和地下出土文物，推断《尔雅》成书于战国末期②。戴震从《尔雅》释经不能切合而推测说：“然或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③。意思是说用《尔雅》解释经义有时不能解决问题，明明《尔雅》具载某名目之义，但不合被释对象，推其原因，可能是《尔雅》编撰时，典籍还未遭残损而广遍收罗了他义。那只能说在秦代以前。
任大椿的笺补，当然是从语言文字入手的，可戴震对这一做法作何理解呢？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①戴震是以语言解释学的精神来看待这类语言文字之作的，在戴震的心目中，”以词通道”才是时代的学术精神，学人追求的最高学术境界，当然也成了他的唯一的批评标准。戴震一生凡为语言文字之作写序，无不提到“以词通道”，他的语言解释哲学的旗帜鲜明之至。
戴震倡导的诠释词义的方法，是经验的实证的方法，而以语言文字通道，进而建树起新理学思想，却是创造性思维的方法。梁启超曾说，清代学术是个“研究法的运动”②，“以词通道”确实是个实证科学方法的建树。章学诚说：“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络精蕴’，即不敢读‘元享利贞’；弗能知星蹿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③读书的方法，当然也就是治学的方法。诠释词义的实证方法，其做法一般是先以古代字书，尤以《尔雅》、《方言》、《说文》等为训释依据，然后举证文献应用故例，或借以衍释词义，或借以验证字书义与行文义的一致性。总之，一切凭实证知识。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破读《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一语，是运用实证归纳诠释词义的典型例证。《尚书》孔安国传：“光，充也。”义本于《尔雅》：“光，充也。”唐孔颖达正义：“光，充。《尔雅·释言》文。”历来都把“光”字解释成“充实”的“光”。戴震认为，这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