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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的道理。针对西洋人对此表现出的隔膜，他说：
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所可妄论！
尔欲议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
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
既然教方不通、不容中国的圣贤之道，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这样“诸事平稳，
亦无竞争，良法莫过于此”。
此时清廷与教廷的冲突，已并非单纯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而明显具有政治冲突
的性质。教廷对中国教徒“礼仪”的限制，已经包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康熙对教
廷的抵制，也就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的防卫，而且也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这无疑
是正当的。
康熙帝对问题的实际处理也显得比较明智和富于策略。在坚持原则抵制教廷的
同时，对利玛窦式传教术仍然表示肯定和赞赏，明确谕称利玛窦辈“并无贪邪淫乱，
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对这样的教士中国朝廷是轸念矜恤的，表
示对愿意谨守中国法度而又身怀技艺的传教士可以继续容留和利用，使其各献其长，
还可以给予永久居留权，以免回去遭受教廷迫害。＇注＇
由上述情事便可看出，康熙帝对基督教和教方人员的基本态度相当明确，且完
全处于一种自觉状态。有论者认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发生触怒康熙帝，他
有可能皈依基督教而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据说，康熙皇帝真的曾说过，一旦
朕改信基督教，则中国臣民就都会跟着立刻皈依。其实，这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假
设。已经融化在这位中国皇帝血液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他作为“王化”实施者
的中华帝国君主的身分，决定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基
督教也决不会成为中国国教。
“宁可”与“不可”
在对龙体透视时，不可忘记杨光先等人，因为他们是兴风作浪，影响“气候”
变幻的重要人物。
杨光先是带着“仇洋”的痼疾结束一生的。康熙帝平反历狱，他随之坐罪，王
公大臣们议定处斩，康熙帝念其年纪已老，姑免死罪，着即驱逐回籍。杨氏狼狈出
京，回安徽歙县老家，行至山东德州，背上恶疽发作，旋即死去。
观乎其人反洋教的迷狂，较之明朝的沈淮及《破邪集》的众作者们可谓有过之
而无不及。即使坐罪之后，仍然矢志不已。他留下的《不得已》一书，是继《破邪
集》之后又一部典型的反洋教文集，文章皆出自他一人手笔。其中有些卫道理论，
与《破邪集》中的内容大旨略同，并无多少创新，但有个突出特征值得注意，他把
西洋科技视为传教士借以摧毁中国圣道、破坏皇朝天下的主要祸患，对它的惊惧、
憎恶和排斥较明末反教士大夫更甚。
杨光先发难反教是以治历之事为切入点。他指控汤若望等让中国使用西洋历法，
即是“暗窃正朔之权……毁我国圣教”，更严重的是若辈“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
伺朝廷机密”，“内勾外连谋为不轨”＇注＇。这显然是夸诞失实的。杨光先当然也
极力低毁西洋历法的“荒谬”，但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经实际验证便真相大白，无可
置辩，于是他又进而发明了“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绝妙
警句。
他不只对西洋历法，而是对西洋的一切器物、技艺都视为洪水猛兽。在他看来，
“圣人之教，平实无奇，一涉高奇，即归怪异”。怪异之事，即必邪恶；邪恶之事，
岂能容乎？有人不是喜欢西洋制器精奇吗？杨光先警告说，这正是夷人祸乱中国的
拿手本领，正足为中国隐患。为此，他不仅问罪于眼前的传教士，而且一直追究到
前朝的徐光启，痛低他为“贪其奇巧器物”遗患后世无穷的“邪臣”。
喷饭满案笑地圆
因其本能地斥拒“高奇”事物，所以造成对科学的懵懂无知，缺乏起码的理解
和接受能力。譬如对传教士带来的地圆说，杨光先认为荒谬绝伦：如果大地果真是
一个圆球，万国错布其四旁，球面之大小洼处即大小洋水，处于球之上下左右的人
们脚心相对，那么，处于侧面和底面的水为什么不倾？难道有圆水、壁立之水、浮
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吗？你洋人们把一杯水倒过来试试！处于侧面和底面的人为什么
不倒不落？难道有横立倒立之人吗？只有蜾虫能横行壁立，蝇能仰栖，人谁能之？
杨光先耻笑相信其说者为没有头脑的傻瓜，觉得自己才是有识见的智者。他这样说：
如无心孔之人只知一时高兴，随意诌谎，不顾失枝脱节，无识者听之
不悟彼之为妄，反叹己之闻见不广；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注＇
像杨光先这种认识水平，在当时反教士大夫中并非特例。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在杨光先稍后的雍正初年，兵部尚书李卫为杭州一所天主堂改为天后宫题写碑记，
也是一篇很典型的反洋教文字，其中即把“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务穷思力索，精
其艺而后止”作为谬端罪举来指斥，忿然声称：“一技一能，原无当于生人日用之
重，至于奇技淫巧，尤为王法之所不容！”李卫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西洋科技进行
贬斥：
其所精者仪器，（王睿）玑玉衡，见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指南车，
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呜钟、铜壳滴漏，汉时早有矣；所骇人者机巧，
木牛流马，诸葛武侯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有之，至今尤有流传者。＇注＇
总之，是待论“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为中国之所素有，其为术又不能祸福人”，
如此一无是处，智者减不该为其所惑。此公真足以与杨光先媲美了。
如此“不得已”
说来杨光先还真好像有点先见之明。他坚持认为洋人来中国，就是“不至破坏
人之天下不已”，故大声疾呼；“大清国卧榻之旁，岂容若辈鼾睡！”并预言：
“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他还特别申明：“宁使今日署予为妒妇，
不可他日神予为前知也。”＇注＇
其实，杨光先辈的这种防患说，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对时势、对中西双方情况清
楚了解和正确估计的基础上，基本上仍是盲目排外情绪的一种发泄，只不过与日后
形势的发展客观上有所巧合而已。实际上他不但昧干中外大势，而且也没有指出防
患的正确途径。客观上传教士是有协助殖民侵略之嫌，但靠杨光先辈力主的一味封
闭排外，能够有效地杜绝和抵御外患吗？显然不能。相反，只有面对现实，因势利
导地实行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有益的事物，开阔国人的眼界，增强
国家的实力，才是正确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杨光先辈远不如康熙皇帝明智。
就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动机而言，杨光先辈和康熙皇帝并无分歧。杨光先是要
格尽一个臣子卫道的天职，在他看来，“士大夫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纲守四维，
主持世道者之事”。为了行其“主持世道者之事”，为了维护君国，他执着地呼号，
执着地奋斗，成了闻“西”便怒、见“洋”必恶的狂人，却大有“世人独醉我独醒”
之慨。似乎没有他们警世，华夏的脉息就要在举国忄昏然中被洋人切断了。他们就
是如此的“不得已”，这却正是若辈的悲剧所在。
冰川下的暗流
由于教廷对利玛窦传教术的否定和取消，以及对中国“礼仪”的无理干涉，康
熙皇帝对在华传教采取了限禁政策。其后自雍正帝开始更明确而严厉地实行禁教，
乾隆、嘉庆、道光（鸦片战争前）朝一直坚持。
此期清廷对教方的基本态度可作这样的概括：严禁外国教士进入和居留中国各
省，严禁其教在中国传习，各省原来的天主教堂一律取缔；只容留少数外国传教士
居京师供职，为中国朝廷做世俗性服务工作（如治历、作画等），保留北京的主要
教堂，供留京教士自己进行教务活动，但亦禁其传教，并限制其与中国人的接触和
交往。
在这种严寒的气候之下，教方在华的福音事业看似凋敝了。然而，冰川下面却
仍有暗流奔腾，甚至冒出几排明浪，冲击禁锢。
禁锢与冲击
一方面，教方并不慑服于中国皇帝的禁令，除原在华教士有秘密潜伏下来的外，
也还继续派遣教士千方百计地进入华土禁地。他们或利用清朝官员的懵懂懈怠蒙混，
或采取贿赂手段买放，或靠中国教徒接应掩护，或由同仁故友设谋用计，可谓心机
费尽，办法使绝。总之，禁教期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实际并未间断。
另一方面，此时中国人当中也显出有一些矢志不移的信徒。他们不遵皇帝的禁
令，仍然明里暗里地进行宗教活动，甚至有任神父者。即使在皇家宗室当中，也有
情愿坐罪而世奉天主教的人家。譬如苏努家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与雍正帝是从昆弟行。他一家被雍正帝治罪，
成为著名案事。其实际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政争而非宗教，但苏努子孙皈依天主教
而至死不背也是事实。在苏努家人被拘押期间，旗主曾派人劝其出教，但他们回答
说：“我们的教义是真正的教义，因此不能放弃。”一个头领又劝其只口头上表示
放弃，他们说：“即使是口头放弃也是违背我们教义的，因此不能从命。”＇注＇这
一情节是当时在押的苏努第十二子乌尔陈，写给传教士的信中所讲的亲身经历，当
是可信的。
及至嘉庆年间，又有苏努的曾孙图钦、图敏兄弟在教案中坐罪。刑部曾再三劝
其出教，他们亦坚持不肯。所以嘉庆皇帝气愤地说：“是该二犯本属罪人子孙，理
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经该部再三开导，犹始终执迷不悔，情属可恶！”＇注＇
春风野草
面对洋教这种禁而不止的势头，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们感到困惑而气愤。
他们警觉地注视着王土之上，哪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刻追根寻源，不惜闹得个天
翻地覆。所以禁教期间教案仍不时发生。有的案事旷日持久，波及各地，实际上成
为全国性的清查灭教运动。雍正、乾隆、嘉庆朝都有重大案事发生。尽管皇帝们屡
屡严饬“实力稽查，绝其根株”，但这时中国大地上的福音植株却颇有些“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势头。据一般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
不下20万。
作为基督教另一大派别的新教，也在此期悄然潜入中国大陆。虽然早在17世纪
初叶，就有新教教士随荷兰船舰到过台湾，但不久就被逐出，与中国断绝联系。直
到新教英国伦敦差会的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于嘉庆十二年
（1807年）来到广州，新教与中国才开始有持续性联系。
自此到鸦片战争爆发的30余年间，已聚集有一批新教教士在中国进行活动。从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就隐然揭开了“龙与上帝”关系史的新篇章。冰川下的暗
流在此禁教期间，愈有不可遏止，喷涌欲出之势。
分合之道
第五章 分合之道
西方上帝说，人的世界须依赖神的世界，中国圣人则在人神之间划下
一条隔离的鸿沟。
大环境与小气候
纵观自唐朝贞观时候到鸦片战争前夕1200余年间上帝在中国的历史轨迹，可以
勾勒出三个峰谷过程的轮廓图。
高峰与低谷
第一个峰谷过程，从唐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来华到元朝建立（1271年），
其间以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殃及景教为峰、谷的分界点，峰期210年，谷
期426年。
第二个峰谷过程，从元朝建立到明万历八年（1580年）耶稣会士被允在华居留，
其间以元朝灭亡（1368年）为峰、谷的分界点，峰期为97年，谷期212年。
第三个峰谷过程，从明万历八年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其
间以雍正即位（1723年）为峰、谷的分界点，峰期143年，谷期117年。
综算起来，1205年间，峰期450年，谷期755年，分别占总年份的37。3％和62。7％。
有的峰谷之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