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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
（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著述亦
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 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
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 Jul
ius AJeni）著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
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注＇。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 Reds）、杜德美
（P。Petrus 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
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
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
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注＇。
其后，蒋友仁在乾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
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
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
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
和促进。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
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
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
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
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
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 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
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
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
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
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
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
（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
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
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
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
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
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
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
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
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
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
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
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注＇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
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
铸炮技术。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
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
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
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
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
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
的一朵奇葩”＇注＇。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
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
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
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
是绝无仅有的。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
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
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
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
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
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
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
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
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
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
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注＇。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
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
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
20年）由金尼阁（P。Nicolaus Trigault）率领的教方使团一次就带来西书 7000部，
是为当时西方大学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批
书藏于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时候，还有570部存留。
在华传教士们也译、撰有大量著作。自利玛窦来华后的大约200年间，来华耶稣
会上有著作可考的约70余人，著作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
若望、南怀仁和罗雅谷（P。Jacobus 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无形的冲击
这缕缕虹彩色光给神州带来的，不止于有形的装点，更在于无形的冲击——对
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冲击。
科技水平本来领先世界、有着光辉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科学方
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
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
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
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
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
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
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
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
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注＇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
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
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
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
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
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
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
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
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
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
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
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
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
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
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
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
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
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
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
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
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
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
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