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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注＇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
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
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
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注＇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
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
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
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
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
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
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
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
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
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
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注＇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
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
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
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
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
自学焉”＇注＇，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
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
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
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
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
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
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
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
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
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
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
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
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
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
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
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
“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
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
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
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
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注＇。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
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
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
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
‘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
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
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
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
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注＇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
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
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
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鸡、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
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
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
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
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
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
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
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
有一次，蒋友仁告诉乾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
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
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
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至于母鸡为
什么会生鸡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鸡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
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
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
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
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荡，旧的思想
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
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
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
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
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
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
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
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
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
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 Foucquet）、马若瑟（P。Jee Maria de Premare）等
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
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 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
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
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 Noel），则以法
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
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
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 d
e 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