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
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战乱破坏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现得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
不但赐下几炷“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教士们。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
祖，对景门亦颇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诞生于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该帝“披八政以黜
涉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注＇的功德。
从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时传入，一直到德宗时期，
其历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大多时候受到皇家礼遇，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后的情况
碑文虽未能载及，但有其他史料说明，直到文宗李昂时，请代皇帝一般也还是优容
景门的，该教仍颇为兴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贞观初叶，历时约二百一十载，此间，
对景门来说，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运色彩所辉映。
多才多艺的景教士
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
位名为景净（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
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一位名叫阿罗憾（Abraham）的，
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曾为“聚钱百万亿”，助成洛阳皇城端门之外名为“颂德天枢”
的建筑。这是纪念和颂扬武氏功业的一座巨型铜柱，巍峨别致，高耸云天。景门为
此献资出力，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时曾“广造奇器异巧”进呈皇室，
为所悦纳。对当时景门摆脱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纲”而“维绝纽”，有
重要作用。这从唐廷某些官员对其所谓“求媚圣意，摇荡圣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证
明。
有的景教士则善施医术，亦成为讨好皇室的有效手段。开元二十八年（740年），
玄宗的弟弟李宪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诊治
之后，竟立见好转，玄宗大悦，“特赐绊袍鱼袋，以赏异崇一”。“绊袍”是一种
红色的品官服饰，“鱼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员姓名，随身佩带，由此可
见赏赐之隆。文献中还有关于景教士善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的记载。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参与军政要务，授予高职。大秦景教碑碑文
中就载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肃宗委派在郭子仪帐下襄办军
务，因功被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职衔。
如此看来，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几分气势。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
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体质的脆弱
似与外表的气势很不相称。唐朝景教的真正实力究竟如何？
与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罗本的来华，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带来的景教属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
该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
通行的基督教义不尽一致，特别是坚持有悖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二位二性”说，
在公元431年举行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上被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
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聂斯脱利派。
他们道镇压向东逃亡的过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护而得以立足发
展。所谓“大秦国”的阿罗本，便是以波斯为基地将景教传入中国的。所以，就当
时这一教派与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来说，不论是在波斯还是中国，都属于“政治避难”
的性质。其入华，可以说是当时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带
波斯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候，中国的使臣就到过那
里，接通了中波联系的纽带。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经由当时作为连接东西方
的“咽喉”地带的该国，最终通达地中海沿岸的。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联系可谓源远
流长。不过，在景教入华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间的交通基
本断绝，及至唐贞观初年，东突厥被伐灭，西突厥亦闻风降服于唐，中波之间的交
通恢复，景教人士才得以东来。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
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
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
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
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
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
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国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
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遂在
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文化高峰，
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国家，从官方使节到民
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
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势
作为基督大本营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这时尚处于中世纪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
立是在日耳曼蛮族南侵，把本已相当可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严重破坏后，从粗野的
原始状态重新发展的，因此造成两个时代的文化断层，不像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传承
和连续性。这使得它与中国唐朝文化相较，处于明显的劣势，不足以对唐朝文化造
成重大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
响中国的力度。
此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先前与中国曾有过的直接联系已基本断绝，改
由西亚地区充当中西联系的中介。据有该区西部的东罗马帝国虽奉基督教为国教，
但与“异端”的景教不可能发生密切联系；与波斯等国也多有不谐，这就更妨碍了
景教与故乡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区，则正在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及其独具特色的
地区文化体系。凡此种种，使得景教难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养，它的发育以及在异
域的竞争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传入中国，若单纯从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说飞疑是具有肇端意义的大
事，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里看，那就有
如汹涌大潮挟裹的涓滴细水，缺乏喧腾的力量和声势。
柔弱的附庸
处于开放社会环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显示出一种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
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佛、道三
家。它们紧联着皇宫御座，吸引着大唐天子们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当着华夏文化
舞台上的主角，上演着一场打中趋和、热闹非凡的活剧。当阿罗本辈带着几分陌生
和腼腆将景教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只有侧
身其间左右依傍，惊异地注视着三家各显神通。三家为主与两教盛势
其时的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已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成为
中国化的释氏，并达到鼎盛的巅峰。其教派并立，寺多僧广。唐武宗灭佛时，一下
子就荡毁寺院4600余座，招提兰若（私立的佛教场所）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
释回寺院奴婢15万人。由此可见其平时的规模之大。
从更高文化层次上看，佛教经典的搜集翻译，教义理论的丰富深化，唐代取得
了空前绝后的成果。仅玄类和义净两人，就译成经论136部，计1547卷。特别是禅宗
南宗的产生和发展，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为与儒学的融合创造了更为
有利的基础。
发展势头本来远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开国也获得了地位飞跃提高的契机。
说来颇有些传奇色彩，只因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与唐室同姓，太祖李渊
便要认他做自家的祖宗。并不是仙化的老子趋炎附势地来和皇室攀亲，而是李渊觉
得认这样一个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给王权套上神圣的光环，对护佑李家天下
有利。
既然将道教的始祖认成了祖宗，那该教的名位称号就当在佛先，从李渊到李世
民都这样明确宣布过。高宗时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锦上添花，
加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广置道家坛宇，颁令大力传抄
和颂讲道经，颇有道教风雨满天下之势。
道教于有唐一代得此殊荣，诚然幸运之至。不过，即使其极盛之时，信徒人数
和道观数量也仅有佛教信徒和寺院数目的二十分之一，力量相差仍颇悬殊。其名位
一朝间跃乎释门之上，靠的是大唐“真龙天子”们的抬举。
然而，在佛道两家轨为伯仲的问题上，唐朝皇帝们也并非一致认同。譬如，武
则天登基之后就把佛、道的名分位次颠倒过来，规定佛在道上。这恐怕和她曾置身
庵堂，与佛门有特殊缘分密切相关吧？武宗以前的诸帝，对佛、道基本上都是一伯
一件兼容并纳的。如高祖在崇道的同时又承认“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太宗对释
门之事亦不冷淡，他对玄奘的态度即可为一证。玄宗兴道中间也宣明“道释两门，
皆为圣教”。武则天佞佛但也未灭道，甚至还特别保护下了道籍中的《化胡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深知，佛、道两教都可以用来做皇权的护符，哪一家都是
不能丢弃的，事实上也丢弃不了。
孔门依然居首
面对佛、道两教锋芒毕露地激烈竞争，儒家这时表面上好像退避三舍，缺乏凌
人盛气，但实际上仍是稳居佛、道之上的老大，大唐皇帝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和利用
它。开国的高祖是这样，继之的太宗尤为典型。他明确宣示：
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
不可暂无耳！＇注＇
唐太宗极为推崇儒士，诏令颜师古考订五经，编纂了标准的五经定本，又命孔
颖达等人撰成《五经正义》，从经籍的版本到章句的注疏，都予以统一。自此以后，
不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传授经书，都有了标准。原怒目相向、各行其是的宗派于今握
手言欢，心齐力合，使得儒家营伍更加壮大，阵脚愈为严整。孔老夫子被唐室毫不
吝啬地加上了“先圣”、“宣父”、“太师”、“文宣王”等一系列尊衔，较前更
风光了许多。
儒家与佛、道之间也少不了明争暗斗，不过，在保持绝对优势地位这一点上却
胸有成竹。唐朝的士大夫中虽然崇佛者大有人在，但孔门圣学绝对是他们以及代表
他们利益的王权安身立命的灵魂。受佛教影响极深的大诗人白居易所持之论就颇具
典型性：儒、佛、道三家鼎立，但治理天下只要儒家一元化；佛教有些内容虽可以
“诱掖人心，辅助王化”，但决不可以以佛代儒，舍本逐末，因为那些东西儒家本
有，所谓“王道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注＇。
不论是佛是道，对于中国的“王化”来说只起辅助作用。这就决定了以儒学为
主体而吸取佛、道的一些成分，乃三家合流的总势。这在唐代不但不例外，而且表
现得相当典型。三家合流正是在它们明争暗斗之间不知不觉地逐渐完成的，唐代是
一个很关键的时期。该朝儒学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汉学系统由此逐
渐转入宋学系统，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小巫见大巫
景教不消说与儒、佛、道三家的总体相比，即使与其中任何一家单独相比，强
弱程度也判若云壤，远不能望其项背。
唐武宗灭佛当中，遭受殃及被勒还俗的所谓“大秦穆护祆”，即景教、袄教、
回教等信徒，总共不过二、三千人，＇注＇大约仅为还俗僧尼的百分之一，从此以后，
景教便濒于灭绝，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