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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和惯性，主要在于反应环节中，由信实接受讹言的公众所产生的一种盲动力。
个人自觉地造讹传讹，可以对事局起火上浇油的作用，但并不能控制和决定全局。
清季反洋教讹言长时间、大规模流布的事局就是如此，它是以社会上普遍存在
相信和接受讹言的人群为基础的。试想，如果人们都明知其虚，岂能不约而同地自
欺欺人？所以事局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特征，正如时人所云，是“言者不知其妄，闻
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其时广大公众，
不仅目不识丁的“蚩蚩之民”，即使笔下龙蛇、胸中锦绣的士子学流，对讹言内容
也多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不妨以天津教案的事局为例，具体地一窥其情。该案的直接起因，是由于
津人普遍相信教方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群情汹汹，聚众问罪，遭到侵略分子的野
蛮镇压。受命处理此案的曾国藩经过调查，对剜眼剖心的真实性略表怀疑，竟致朝
野哗然，认定他是为屈从洋人而故意抹煞事实。一时谤议丛积，甚至连在京城的湖
南同乡，也怒而主张开除他的湘籍。闹得曾国藩惶惶然，对事情的真伪也难以判断，
只好宁可信其有，承认他原先否认其事，是受了别人迷惑。试想，连曾国藩这样的
“上智”之辈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曾国藩是违心地附和舆论，那
么这种舆论的不可抗拒性，恰恰证明了相信者的众多和普遍。
现实的诱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西方、对世界、对近代事物有着较多了解的知识阶层中，
这类讹言渐失去市场，他们非但不信，而且表示轻鄙，斥其愚妄。例如，张之洞在
其《劝学篇》中明确持论：“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目睛以合药物，以
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
他以自己亲手经办光绪十七年（1891年）宜昌教案的经验为证：开始，百口一
辞地哄传，搜获了教堂所蓄幼孩70人，都是没了眼睛的。及派人会同府县官员一同
验视，只有一人瞎了一只眼睛，眼眶内瘪，但眼珠还在，本人及其父母都承认是因
出痘所伤。这样，群疑方释。因此张之洞呼吁：“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腋
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注＇
他对反洋教讹言恨不得一下子辟而止之，禁而绝之。但此类“智者”毕竟是极
少数，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辟讹止讹，也无济于事，讹言照流如故，甚至愈演愈
烈，到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高潮。
总之，清季反洋教讹言的盛行广布，就事局的总体而言，并非作为一种自觉运
用的抗争手段，而是盲目地误生、误传、误信、误应所致。
另外，我们不应忽略社会的现实诱因。讹言中所讲的某些事情，并非世间不可
能存在的荒唐神话，像剜眼剖心、制造淫乱即属此类。当时在中国教会侵略势力横
行霸道，确有许多残害中国人的恶举。剜眼剖心虽无例证，但污辱妇女之类的事件
确有。加之，教方场所惯于整日关门闭户，笼罩着一种隐秘而恐怖的气氛，难免使
人产生疑惧。这样，就极易诱使对教会侵略势力怀着极大仇恨和高度警惕心理。这
些受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局限的人们，或由传教士某些方面的真实恶举而类推到其
他方面；或把仅存的特例扩大认定为普遍事实，偶有风吹草动，便能绘声绘影。
当时，传教士的活动遍及各地，普遍给一般民众造成共同的心理压力，易于激
发“从众行为”，更有利于讹言的流布。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有点踪影而夸大其
辞的讹言，即使对纯粹荒唐虚妄之事，也往往不能理智地判断。不过，更深层的原
因，还在于因历史传统的局限所造成的文化蒙昧。
天外之昧
许多反洋教讹言中，反映出信者、传者对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天地，对异族、
异域的事物，极为陌生、懵懂和疑惧。许多失真离奇之谈即由此而生。
就拿对基督教的认知来说，自称读过“福音请书”并真对该教作有长篇专考的
魏源，在其考释中竟深信不疑地引证了这样一则事例：
囊京师某医者，岁终贫困，思惟入天主教可救贫，而邪教又不可入，
乃先煎泻药升许，与妻子议，言俟我归，如昏迷者，急取药灌我。于是至
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百余金。归至家，则手掷神
主，口中南响，妻子急如前言灌药，良久暴下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
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而教师至，手持利
刀，索还原物。医言必告我此何物，乃以相予。教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
入教稍久，则手抱人心，终身向信不改教矣。＇注＇
如果说，魏源当时还缺乏对基督教详明了解的条件，那么及至同治、光绪年间
这个理由当不再成立，但其时充斥于反洋教宣传品中的却仍是这样的内容：
——言其洗礼，是以神父和教皇之尸煎为膏脂，合以蛊蜮迷药，佐以咒符，教
父掌之。初入教者誓毕，即以水滴其头，并滴少许于白水，令饮之，名曰“清心水”。
自是腹中有一“小竖子”，依附其心，虽严刑苦劝，邪祟把持，甘死不改，名日
“菩萨心”。
——言其终傅（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是在从教者将死之时，有同教
者数人来，屏去其家之亲属，趁病人尚存气息之时，即剜其目，剖其心，然后以布
束尸。让家人殡殓。理由是人的精灵在心，而五脏之精灵在目，心目存，其人犹未
死，对之念经，必登天堂，至于躯壳，犹如传舍（驿站所设的房舍），不足惜也。
——言其礼拜，是为定期的“炼丹日”。在这一天，教内的男女老幼齐集教堂，
待念经完毕之后，互相奸淫以尽欢，曰“大公”，又曰“仁会”。
此外，还有什么该教的神父多在童时受教，割去肾子，曰“弥塞”；从其教者
与神父鸡奸不已，曰“益慧”；该教新婚之妇，必先令与所师教主宿，曰“圣榆罗
福”等各种奇说。
岂止宗教方面，对异国的人种相貌，疆土地域，民俗国情，无不类多讹言。
封闭的悲剧
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陷于封闭状态，昧于海外情况，
铸就了一种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的社会心理，不屑于了解其他的民族和国家。
在传统农业经济之下，国人生活天地十分狭窄。祖祖辈辈在自己固定的小天地
里劳碌的人们，在像蚕一样辛勤吐丝作茧的同时，也一层又一层越来越严密地织就
与外界天地隔绝的罗网。
由宗法——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中国伦理型传统文化，也具有“自守性”特质。
“华夷之变”所强调的要旨，不是以华化夷，而是以华摒夷。历代帝王无意让孔老
夫子离开自己的家天下走向“天外”。那些“生番”、“夷种”们简直不配领受中
国圣人的教化。面对西方“邪教”的侵凌，皇帝们异口同声重复道：西洋有西洋之
教，中国有中国圣道，应各不相犯。
然而，以工商为本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不知不觉中崛起，迅速地纵横全球。
彼方的基督教文化另有一套道理：它的上帝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全世界、全宇宙
唯一的真神。因此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传播福音、驱除“魔鬼”是天经地义的事。
十字架的使者更以此为责无旁贷的神圣任务，纷纷到外地、异域传扬福音。随着十
字架使者的足迹，西方商人、军人、政客也相继而至。
中国长期实行的封闭自守之策没有锁住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手脚，反倒锁住了自
己的感官和头脑。其恶果从这样的事实即可见一斑：洋洋大观的《清朝文献通考》，
对世界五大洲之说竟嗤之以鼻，认定那不过是沿袭中国古人邹衍关于“大九洲”的
荒唐神话，“语涉诞诳”。直到清初，中国还很少有人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
分清，而统称之为“佛朗机”。至于它在何方，清人编修的《明史》，竟堂而皇之
地写着“佛朗机近满刺加（马六甲）”，其谬岂止万里。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
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都未能澄清这一并不复杂的问题。当代思想启蒙
者尚且如此，一般绅民百姓的闭塞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什么耶和华，什么耶稣基督，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他们只看惯了自家圈内黄皮
肤、黑眼睛的人，心目中“人”的形象似乎只应该如此，而且认定这群人的国度是
居于阖天下的中心，面对突然间闯来的一帮子异样面目的家伙，岂不认为是来自哪
个荒僻海角的怪物，何堪言之，何堪视之！所以，素负学名、光绪年间身膺相国的
徐桐老先生，见了洋人就以扇蔽面，甚至几谈洋务的人都拒于晤见。这类与传统生
活环境密切相关的昧外状态，不论是对于清季反洋教讹言的外观表现还是内在根源
来说，都是紧相牵连的一个重要方面。
蒙昧与敏感
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茫然无知，是引起清季反洋教讹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
关于传教士残害人体五花八门的传闻中，几乎都与特别的邪法和奇异的用途有关。
眼睛、心肝的妙用
例如挖取中国人的眼睛，就有多种奇用：一是可配一种妙药，用以点铅成银，
100斤铅可出银8斤，其余92斤仍可卖还原价；二是可以用以制镜，将它和草药、经
水、胎九配在一起捣成糊状，涂在玻璃上，便成了照人“眉目丝毫尽肖真”的绝好
镜子，借此可获重利；三是用于电线；四是用于照相。
还有人的心肝，传言教士们挖了也是为应用。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
说他曾旁听一位老太太说明理由：
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
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
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有钱。＇注＇
像这类与起码的科技常识绝缘的讹言，不也深深打着历史悲剧的烙印吗？一个
有着四大发明、古代科技曾领先世界的国度，却迟迟不能树起近代科技的界碑。明
末清初那抹色光本来就有限的淡虹，随着禁教的实施而很快泯灭殆尽。后世士流中
杨光先辈多有繁衍，而徐光启辈则愈发罕见。帝王中像康熙帝那样的爱好科学者再
无后继，像嘉庆皇帝这样鄙“奇巧”如粪土者倒颇显典型。这位皇帝曾庄严地谕称，
西方的奇巧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实力禁绝”，“钟表，不过为考察时
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费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
粪土矣！”＇注＇
对“奇技淫巧”的轻鄙，多少年间作为一种顽强的社会心理延续，以致清季学
习和引进西方近代科技，不得不从西洋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坚船利炮开始。然而，
这样的始作涌者，当时尚要顶着“以夷变夏”的黑锅，背上“鬼奴”之类的骂名。
清季反洋教的舆论中，就不乏对传教士用“巧艺”祸害中华的非难，并一直把
祸源追溯到利玛窦那里，指斥其“会作巧艺讲天文”，并深为忧愤地责难“可叹明
朝被他诱，圣朝又用推历数”。为这种心态所支配的人们，怎么会了解照相之类的
科学知识呢？从上面引证的讹言里，不难看出这样的逻辑：既然只有眼睛才能映出
瞳人，那么洋人照相岂不得挖用眼睛？既然“洋镜子”能照出像用人眼睛看别人那
么清晰的模样，镜反面涂得那层奇妙的东西，配制还离得了眼睛？既然洋人们都那
么有钱，岂不得靠“铅中点银”和“引灯挖宝”之类的奇术？不过只有中国人的眼
睛、心肝才有如此重用，因为是“夭朝上国”的贵胄，“半人半畜”的外夷身上的
器官是无此功用的。这也算得上阿Q精神的一种表现吧？
科学上的儿童
在若辈口中笔下，与“洋”字挂钩的一切事物都在“邪”难逃。连教方运用的
西医外科医学医术，“不愈便剖脏腑看，考验病状著书刊”也被指为邪端罪举。像
这种认识水平者，在清季社会中绝非个别。例如“曾文正公”的老太爷，一生视医
药为左门歪道，憎而拒用。虽然他没有留下像周汉、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