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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其时忽必烈正在这里“巡幸”暂驻。
波罗一行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呈上教皇的书信和礼品。忽必烈深受感动，他
“十分虔敬地接受了从圣墓中取来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善地保存”＇注＇。
波罗一行自然是备受款待和看重。
这样，元朝与罗马教廷的官方联系便正式建立起来。如果说，老波罗兄弟为此
付出了堪值称道的艰苦努力。那么，年轻的马可·波罗此行的成效就更远道他的长
辈。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示给西方，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有重要价值。当我们为之惊叹时，可曾想到它与也里可温的联系？
盂特·戈维诺的成就
虽然随波罗同行的两名教士中途折返，其后教廷又曾派遣一批教士赴华，亦未
见结果（可能中途遇难），但终于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有一个名叫孟
特·戈维诺（Monte Govino）的天主教士成功地来到中国。他是意大利人，属方济
各会。其人在华多年，教务工作颇有成效。他赢得元朝皇帝的同意，在大都建立起
中国的第一批天主教堂。第一座教堂建立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面有高耸云
际的钟塔，其内悬钟三具，每时一鸣，以唤众信徒祈祷。七年之后建起的第二座教
堂，使得孟特·戈维诺更为得意，他曾致函教皇详细报告说：此堂近临皇宫大门，
距离仅有一掷石之远，在中国全境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合适的地址了；教堂规模宏
大，从城内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这一新建筑，并且还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其上，
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这种情况也被当作
奇迹在各民族中间传告。及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第三座教堂又拔地而起。
戈维诺还招收了150名男童成立神职班，教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为该班译出蒙
古文和维吾儿文的《圣经·新约》。这可算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教
育机构了。在他来华的头十一年中，就在大都施洗6000人。到元文宗天历元年（13
28年）他在中国去世时，由其发展的信徒达数万人之多。
孟特·戈维诺的工作赢得了元廷的特别重视和信任。元成宗时他曾向教皇报告
说，自己在宫廷中有一个位置，有权作为教皇陛下的公使进出，中国皇帝对其礼遇
在别的高级教士之上。在他看来，中国皇帝对基督教“很是慷慨”。
教廷对孟特·戈维诺在华的布道工作非常满意和赏识，于1307年任命他为大都
总主教。其任职期间，教方又曾两次成批地派遣教士来华，除了途中死亡者外，共
有六人抵达，由孟特·戈维诺分派任职，其中有三人相继担任过泉州主教。
孟特·戈维诺死后，元朝与教廷仍继续保持联系。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
元廷曾派遣一个使团出访教廷，两年后到达当时教皇驻地法国的阿维农（Avignon），
受到热情欢迎。教皇派遣一个庞大的使团回访，历经三年多，于元顺帝至正二年
（1342年）夏抵达中国，除了路上损失减员外，这时尚有32人之多。他们在华逗留
了三年半的时间。
兴亡之谜
诸多迹象表明，元时的景教因为比天主教有基础，其势也颇显兴盛。
在大都，景教亦设有总主教。有着规模可观的组织设施。从当时遗留下来的
《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看，经常地、正规地举行祈祷、礼赞等宗教活动仪式是可
以肯定的。该教派力量之大，以至能压制和迫害以孟特·戈维诺为首的天主教势力。
在镇江，曾任该府路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Mar Sarghis），就是一个著名
的景教人物，非常热衷于教务。据说，一天夜里，他梦见天门开七重，二神人要他
兴建教堂七所，并赠以白物为标记，他遂休官而专务建堂。不管其梦是真是假，景
寺是建成了，并且还一度得到元廷的玺书护持，拨赐江南官地30顷，又增加浙江民
田34顷，为其专用。于是道场大备，教务煞是兴旺。为建景寺，马薛里吉思竟倚势
将历史悠久的佛家金山寺霸占，引起佛门大哗，酿成两教讼事，引起当时人对景门
“势甚张”之恶评。
在泉州，据业已发现的景教碑刻等文物、史料证明，这里驻有管领泉州路景教
掌教司的主教和管领江南诸路景教的教长，是为该教的又一重心地区。此外，还有
温州等诸多地方，也是景教势力比较集中的据点。
尽管景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久存芥蒂，嫌怨甚深，但毕竟同属上帝大家庭，在
华都属也里可温。统而观之，其势更壮大倍加，构成元朝社会中一种可观的力量。
也里可温的分布几遍及各个行省、地区，根据《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
中所提供的统计：其时其地的“侨寓户”3845户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555口人中，
有也里可温109人。算来，平均每167户中就有一户，每63人中就有一人是也里可温。
该教人员的成分，据《元史》记载，包括诸如“达官”、“孝子”、“良医”、
“学者”、“义士”等多种多类的人物。
也里可温如此广、众、杂，以致元廷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崇福司”，与分别管
理佛、道两教的宣政院和集宣院并列。诏令、文告中则惯以“僧、道、也里可温”
并称。其事务之繁，一个官员这样感叹：“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的勾当多有，
便有100个官人，也管不得。”＇注＇
然而，也里可温在元代也未能平稳地发展下去，至该朝后期已呈明显的衰落趋
势，这在天主教方面尤其醒目。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总主教一职便没有人再实
际膺任，教士、教徒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元顺帝时一度留驻的教廷使团，对中国
的兴趣也与日俱减，不顾元廷的苦苦挽留，最后还是坚决地登舟西返。此后天主教
势力更是每况愈下。最后，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即告销声匿迹，它的兴衰存
亡可以说与元朝同步。
奇怪的是，元代诸帝皆无类似唐武宗那样的暴力之举，对也里可温一般都是优
客、宽待的。而也里可温却像一株本来长势似盛的秧苗，未曾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
便悄然地趋于萎黄，最后竟根株全绝、杳无影迹了。
五根手指与一个拳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功业赫赫可睹，他和他的子孙们跃马西征的情景
也惊心动魄。这股黄色风暴扫及中、西、南亚和东欧、中欧的广大地区，甚至一度
直通西欧，史家留下了成吉思汗“灭国四十”的一笔难算大账。它在造成战乱灾难
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冲破了洲际国间的界线，连通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天地，廓清中
西交通的路径，从而利于中西方和世界的文化交流。有前辈学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迄于元代，混一欧亚，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
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皆隶版图。幅员之广，古今未有……通蒙古语，
即可由欧洲至中国，毫无阻障。驿站遍于全国，故交通尤为便捷……东罗
马、西罗马及日耳曼之游历家、商贾、教士、工程师等，皆得东来，贸易
内地，自由传教，挂名仕版。东西两大文明……以前皆独立发生，不相闻
问，彼此无关者，至此乃实际接触。＇注＇
元朝基督教的兴盛，与这种开放的环境分不开。后来随着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
也里可温也就相应受到影响。
中西社会背景的差异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西社会背景条件的差异。这对于认识元朝天主教势力的命运
尤为重要。
不是职业教士而是商人的波罗兄弟。却充当了元廷与教廷的使者，此事绝非纯
属偶然。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已经与一种新的社会机制的因素有着
内在联系。当时的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划时代变革的过渡时期。就在天主教神权
统治的中心地带，此时以但丁的《神曲》开始了、“文艺复兴”的前奏。中世纪神
学蒙昧的漫漫长夜已经快到尽头，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破晓的鱼肚白。这对天主教
会来说，既预示着无可奈何的没落，又促使其进行适应现实的改造。不管自觉与否，
其机体中势必也注入一定量的新激素以增强活力。
中国文化这时却失去了盛唐时那般光彩的面目和凌厉的气势。特别是蒙古人入
主中原，除带来游牧民族的剽悍劲疾之外，也带着浓重的野蛮落后的破坏性。它在
建立起一个大一统帝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同时，又实行着等级制民族
压迫的落后统治方式。在这个朝代，中原地区历经千余年所积累的文明被削弱了。
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开始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嫩芽的时候，元朝三公大人
之家广占民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半奴隶性
质的“驱口”大量存在，“诸色户计”制度同及全国。
到这个时候，中国与西方世界多世纪来存在的文化反差已大大缩小，并呈现出
西方迅速超赶的趋势。可以说，双方之间的时代鸿沟，从这时起就隐然破开第一锹
土！
错觉与困境
这时中西间文化反差的缩小，从客观上为天主教输入中国并加强其影响力度，
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教方未必自觉，而实际上它是得益于这一“天时”条件的。
但另一方面，因为教方存在着对元朝的某种错觉，而把发展在华传教事业主要
寄托在依赖元帝国“强大”王权的宽容和支持上。派孟特·戈维诺来华之时，教皇
写给忽必烈的书信中就说：“如无陛下的帮助，派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使至高无
上的天主喜悦之事。”＇注＇他几乎是以乞求的口气，请这位中国皇帝关照和支持教
士们的工作。这绝非只是表面的客套，也包含着发自心底的真诚。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元帝国很快显出衰弱迹象的时候，教方也就本能地随之产
生失落感和危机感，不愿白白地做蒙古统治者的殉葬品而采取主动疏离的措施。对
于天主教的在华势力来说，这自然无异于釜底抽薪。教廷使团不顾元顺帝的苦苦挽
留而执意离华，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元朝政局动荡，秩序混乱，预感到这个王朝不可
能久存。就连波罗父子的离去，也是顾虑忽必烈死后发生变故而身无所寄。
与对教方有利的宏观时势条件相体，教廷这时却正一度陷入其历史上“最苦难
的一个时代”。1294年至1303年在位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因为教
权与王权之争，和法国国王胖力四世（PHilippe Ⅳ）发生冲突，结果受腓力四世凌
辱忧愤而死。腓力四世另立了一个法国人为教皇，就是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
教廷也被迁到法国的阿维农城，教皇成了唯法国国王之命是从的傀儡。直到教皇格
列高利十一世（oresorso ⅩⅠ）时，才于1376年重返罗马。
此间近70年之久，被史家喻称为“阿维农之四”。元朝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与此
期对应。这就是当时元朝的使团为什么不到罗马而到阿维农的原因。教廷在这种自
顾不暇的困境当中，对遥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布道工作的操持，就必然受到限制，
这无疑也是其越往后对中国教务越趋消极的原因之一。元朝也里可温后期的衰落，
与此自有关联。
聪明的共容
决定也里可温命运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蒙古民族多元共容的宗教文化传统，
与华夏儒、佛、道合流的文化传统的较量。
也里可温得以兴起，蒙古人的基督教传统和元朝统治者对该教的宽容态度，固
然是基础性条件。不过，蒙古人的宗教传统并非独尊基督教，元朝统治者也不仅把
也里可温作为宽容的对象。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元共容的信仰观。
关于建立元朝以前蒙古的这种传统宗教政策，英国学者道森（Dawson）考察表
明：
大汗们尽管缺乏文化，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
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
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注＇
蒙古人表面上有时也说只信仰一神，似乎是上帝，但并不以祈祷、赞颂或任何
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