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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着的同样是维护儒学、维护王权的旗帜，这与反教的士大夫并无二致。他们当
中有些人真的相信，洋教士们所传播的“天学”、“圣教”与中国的儒学相合，甚
至认为传教士们是来皈依和弘扬中国圣贤之道的。所以对利玛窦辈有“西来的孔子”
之称。既然如此，在他们心目中，对西儒的“天学”的容纳，那自然就是对王化有
益无损的好事了。徐光启在《辨学章疏》中就认定，利玛窦辈“实皆圣贤之徒”，
其说“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事天之学，真可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
也”＇注＇。
既然利玛窦辈实际是要从根本学理上改造中国文化，那么容教士大夫们在这一
点上岂不上了大当？有意思的是，事实却作出了基本否定的回答。
对容教士大夫来说，沦肌泱髓的仍是中国的圣贤之道，对基督教的真义同样是
相对隔膜的；而利玛窦辈出于策略的考虑，又没有直率地、系统地宣传和阐释其教
义，而是希望通过隐约地描述来激发中国人的兴趣，以促使他们主动讨教。但是，
容教士大夫们也并无这般浓烈兴趣，而惯于顺着西教与中学相合的思路，执拗地用
中国经典中的蕴涵去解释西方教义，也就是说，实际是以儒学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改
造。真乃妙不可言的南辕北辙！
对于这一点，有些传教士越来越清楚地察觉到了，于是惊呼：即使那些入了教
的士大夫，也只是徒有其表的皈依者，“好像是在光彩夺目的丰羽下长着一对难看
的脚的孔雀”＇注＇！传教士们当然想通过多一些地正面宣传他们的教义，造就名副
其实的“孔雀”，却招来了得不偿失的风险。容教的士大夫中，竟有越来越多的人
如大梦初醒般地呼道：我一向认为传教士们是“慕吾道而来”，现在才发现他们是
“窃吾道而叛”！于是乎，反戈一击者有之，对传教士转持怀疑和冷淡态度者就更
多。为了不致事态愈趋恶化，传教士们对其教义的宣传还只得保持在闪烁其辞的状
态。
孰醉孰醒
在对传教士暗伤王化的警惕和防范这一点上，容教士大夫似乎远不如反教士大
夫敏感和清醒。从总体情况看，他们比反教士大夫要理智得多。
反教士大夫中间许多人，陷入了严重的迷狂和偏激之中，其思想是被正邪之辨
加华夷之辨的双重圆圈禁铜着，以符合儒家传统与否作为判别正邪的绝对标准，华
夷之辨则又加上地域和人种因素。在他们心目中，夷人夷教既非儒之属又非华之属，
那它的一切就不免都是邪恶和野蛮的，以邪乱正，以夷变夏，隐忧明患，岂可不杜？
所以，他们不只是从学理上辟“邪”以维护王化，而是不加区别地排斥与教方相关
的一切——不管是宗教神学还是包括科技在内的其他“西学”内容，也不管是事理、
器物还是传教士的人身。
他们制造的反教舆论中，掺杂有大量夸诞失实的成分。例如说传教士私习历法，
淆乱圣朝正朔，居所有犯皇家风水禁地，以耶稣受难像做弑君咒符，以千里镜等淫
巧之物窥探国情等等，并把这些作为传教士谋犯王权的证据。至于若辈反教行为上
的过火，也是显而易见的。
容教士大夫虽然也离不开王化的基地，但正邪之辨，尤其是华夷之辨的观念在
他们头脑中似乎要淡薄得多。一般说来，容教士大夫们对利玛窦辈人品和才学的倾
慕，远远超过了对乃教的兴趣。他们不但不在人种上轻视这些黄发蓝眼高鼻梁的西
洋人，反而由衷地钦佩其所表现出的那种谦恭、热情、勤奋、严格和为事业甘愿献
身的精神。特别是对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技，认为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而应学习吸收
的。固然，科技只是在传教士钓竿上的一片诱饵，但这些中国人却要吃掉它而又不
上钓钩。敬其人，学其技，而疏其教，当是容教士大夫中大多数人的态度。这从容
教士大夫中乐与教士交友者多，而入教者少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即使像“流着眼泪领圣餐”的徐光启、李之藻辈，他们入教又何尝不是在很大
程度上出于爱屋及乌的缘故呢？其平生志趣、花费的精力以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
在科技和学术方面而非宗教方面，这是明显的事实。官修的正史中，不也称道其向
西士“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吗？对比以“‘几何’者，盖笑天地间之无
几何耳”的解释，来指斥“夷之伪书”《几何原本》的反教斗士，徐光启辈真说得
上“卓牵通人”了。
契约式信仰
在寻常百姓，芸芸众生当中，也不乏时常参加为保护风水而驱逐洋教士之类的
反教活动，但据传教士们的经验，穷苦百姓比起官绅来接受福音要容易得多。所以，
当福音事业在社会上层越来越受冷淡和抵制的时候，传教士们便把发展教徒的重点
目标转向基层。
小民对西方上帝的斥力好像小些，中国圣贤之道在其头脑里不像在士大夫头脑
里那样根深蒂固吗？其实，尽管他们没有做八股、登龙门的本事和福分，但也一时
一刻没有离开王化的天地，耳儒目染，日久薰陶，儒家伦理纲常也已经在他们心目
中牢不可破了。他们与士大夫的主要差异，恐怕更在于他们得为起码的生计疲于劳
作、煞费苦心。没有士大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安适，再加上难于应付的天灾人
祸，求助于各路神灵的需要也就迫切得多。
这种求助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做发财梦的时候拜财神爷，求门庭平安的
时候请门神爷，无钱讨药医病的时候求药王爷，想让玉帝听见自己的几句好话的时
候托灶王爷，……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多神多福，用则趋之，过则弃之。俗语所
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不失为贴切的写照。
小民与神灵之间保持的是一种契约式关系。所谓“许愿”与“还愿”，便是最
常见的订约和履约形式。其要旨在于，神灵满足了我的要求，我才落实所许的敬奉
条件，否则便不，甚至反过来惩罚神灵。
从逻辑上说，这种实用主义的契约式的多神利用（实在难说敬信），是与基督
教的严格的一神论相抵梧的，但实际上反倒给传教士在平民中发展信徒帮了大忙。
奥秘在于，那些乐于受洗的小民们并没有真正悟懂西方圣道，只不过把西方上帝当
作他们诸神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而已。
尽管这是传教士们所不情愿的，但又无可奈何，甚至还自觉不自觉地迎合纵容。
有的传教士为了吸弓！百姓入教，或不惜充当与巫师类似的角色，为民家驱邪、攘
灾、治病；或身着法衣圣带，口念祷文，手洒圣水，到路边田畴驱赶蝗群；或让尊
贵的圣母屈身当送子娘娘兼助产婆……。
从传教士口中得到有关许诺的民家，不论是由于巧合还是侥幸，当缠磨已久的
灾病奇迹般消除的时候，当从蝗虫口下剩留下五分收成的时候，当一个白胖儿子顺
利地呱呱落地的时候，它的主人甚至阖家也许就顺从地接受了洗礼，也许真会干恩
万谢地敬奉一番上帝（其实未必知道这位上帝和玉皇的区别）。但不消多久，当他
们已经觉得履约完毕的时候，就可能心安理得地与上帝分道扬镳。对于这一点，传
教士们也自认不讳。
可见，传教士们在平民百姓中吸收教徒，比在士大夫阶层中更大程度地付出了
使其教庸俗化的代价。
望华兴叹
总之，不论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反教者，还是从士大夫到老百姓的容教者，对
西方上帝所表现出的态度都存在着实际的隔膜。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上帝的了解实
在太有限了。了解的贫乏与理解的困难相随相伴。譬如，不要说像“三位一体”这
样玄妙的教义了，就是圣经入门的创世说，传教士们想要解释给中国人，都遇到了
对方无法克服的思维障碍，被回报的是讥笑和嘲弄。传教士们这样诉苦说：
因为按照他们的教旨，认为上帝就是天本身，或是天的德性和力量，
从而他不可能先于天存在……如果我们想据理力争，按我们自己方式证明
建筑师先于他所造的房子存在，他们就会打断我们，用一句话来堵住我们
的嘴：“行了，既然你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你们就无需解释他是什
么样的，我们对上帝要知道的比你清楚！”＇注＇还说什么呢？传教士们只
能望“华”兴叹：中国人对一种能从无而产生某些东西的无穷力量一无所
知！中国人完全没有宗教感！在中国，拯救灵魂的事业极受轻视！
这便是他们面对无形石山的兴叹。是两种异质文化间的隔膜凝成了这座石山。
当然，这种隔膜不是绝对的，当时中国人中，仍有因了解而自觉皈依上帝的特例，
但从总体上看，反教势力与容教势力的两极分化，并没有脱离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的
共同基地，没有脱离“王化”的共同基地。
这样看来，利玛窦辈虽然踏进了明帝国的国门，甚至皇家的宫门，虽然发展的
教徒越来越多，但也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磐石”向洋上帝真正开裂多大缝隙。
乍暖还寒
第四章 乍暖还寒
传教士想让康熙皇帝皈依基督教，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告
诉他们：“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所可妄论！”
诡谲多变的气候
当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大顺王李自成还没来得及把御座暖热
的时候，皇城里就又换了新的主人。尽管龙争虎斗一时搅得华夏神州风雨满天，但
时代的大气候并未因之骤变，与明末的情况无大差异。
新主人除了给汉家臣民强安上一条长长的发辫之外，也还带来了许多陌生的东
西。不过，对明王朝的基本法度，它还是大体继承了下来。至于对洋教士们的宽容
态度，开始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玛法的荣耀
住在京城里的教士们对此似乎有先见之明，就在明家君臣面临末日的到来，惶
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洋客们却显得非常镇静，甚至较往常更流露出几分希望和兴
奋。著名教士汤若望（Juan Adam Shall von Bell），原籍德国，曾在罗马灵采研
究院（即教廷研究院的前身）任院士，明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几年后被召至
宫廷参与修订历法。他在这时就曾断言，如果明朝皇帝不在了，来一个新皇帝，对
他也许会更好。事情果真被他言中了。
汤若望不但在京城安居下来，得以继续为皇家治历，而且很快被任命为清廷的
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国家天文台台长。皇家对他的宠遇“迥逾常格”，不但法封屡
加，而且尊贵的皇太后竟认这位洋人为义父，顺治帝进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
爷的意思）。这位少年天子常将玛法请入内廷，并屡次纤尊降贵，亲至汤寓，移樽
就教。汤若望自己记述说，在顺治十三、十四两年（1856、1857年），皇帝曾到其
居处多达24次，并且在那里吃饭、喝茶，这是以前任何一个皇帝从没有如此赏光于
教士的。顺治帝重其人也礼其教，为天主堂御题“通微佳境”的匾额，并写下《御
制天主堂碑记》，以示恩宠。
沐浴着皇恩的春风，福音事业的圣树颇有新枝频抽、欣欣向荣之势，到康熙三
年（1664年）的时候，仅耶稣会就在中国各省建有教士住院42处，教堂159座，教徒
人数多达24万余。此外，还有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在华活动。
一朝成死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险恶风暴袭来，汤若望和他的同仁们身罹一场莫大
的灾祸，这就是著名的“历狱”，是继明末南京教案之后的又一重大案事。
这次出面发难的是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也在钦天监任职。他对外国人任中国
皇家的钦天监监正，致华夏之邦“依西洋新法”，既不顺眼又气难平，便对汤若望
指控问罪，但顺治帝在世时未能奏效。等到顺治帝晏驾，杨光先的机会来了。继位
者康熙皇帝玄烨，登基时年方八岁，由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当权。鳌拜是一个保守
而又阴鸷的人物，掀起一股“率祖制、复旧章”的狂潮。杨光先乘机发难，此番水
到渠成，汤若望马上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的罪名被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