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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和楚项羽就都以飘风骤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们所造成的势力都不终朝日。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为”的，而转眼间秦朝败亡；项羽就是一个“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坚执者，终于连头颅也失掉。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刘邦就是以柔弱胜项羽至刚至强。老子说：“自胜者强。”刘邦的强处就在能“自胜”。他本来是一个“酒色财气”的人，但入了咸阳之后，因群臣的劝谏，竟能“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并且对项羽低首下心。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刘邦所以成帝业的阴谋，大抵类此。他始则装聋作聩，听项羽为所欲为；继则侧击旁敲，力避和他正面冲突；终于一举把他歼灭。他始则弃关中给项羽的部将，并且于入汉中后，烧毁栈道，示无还心；继则弃关东给韩信、英布，以树项羽的死敌；而终于能席卷天下。像这样的例，这里还不能尽举。道家的学说在战国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书，并不能把简短精警的五千言从学人的记忆中毁去。他们当战事平息，痛定思痛之际，把这五千言细加回味，怎么不警觉它是一部天发的神谶。况且当时朝野上下都是锋镝余生，劳极思息；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是对症的药。我们若注意，当第一次欧洲大战后，于道家学说素无历史因缘而且只能从译本中得到朦胧认识的德国青年，尚且会对老子发生狂热的崇拜，一时《道德经》的译本有十余种（连解释的书共有四五十种）之多；便知汉初黄老思想之成为支配的势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大汉开国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初君臣，如高祖、惠帝、吕后，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等，都是黄老学说的信奉者，并将之直接运用于政治和社会，达成天下大治。陆贾则是儒道并尊。
一般认为，在汉初，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系统运用黄老学说指导政治的人，是谋士陆贾；第一个从实践上自觉运用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则是宿将曹参。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追根究底，作为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宾师亦即所谓“帝者师”，张良其实才是黄老之术不动声色的始作俑者。其种种心术手段，相信读者诸君已经有所领教。张先生上举刘邦的诸种做法，正是他听计于张良的例证，给人的感觉，刘邦有时简直就像是一个傀儡，张良则如同在幕后扯线牵动傀儡的人。司马迁说：“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宋人杨时的说法，刚好可作其注脚：“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令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
英国学者鲁惟一指出：“在无为的思想和皇权的行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避免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这部分地是由于对人的价值和个人判断力的新的认识；类似的思想应用于对君主适当的地位和权力的看法方面。按照理想的模式，君主应在行政或决策方面力戒起个人作用；他不应有意识地打算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应该满足于安然自得，袖手旁观，让自己的臣属去治理国务。他以自己的存在和无言的沉默来治天下，就像无形的道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活动那样。”（《剑桥中国秦汉史》）
文帝、景帝和窦太后也都尊崇黄老学说。《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
窦太后则是汉初黄老学说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她和她的婆母薄太后的故事，都富于传奇色彩，饶有意趣，颇值一说。这些后文都将陆续写到。
史称“汉承秦制”，这大抵是事实。当然，时代不同了，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汉初各项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从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朝廷大权独揽。汉初则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实行的是一种混合式政体，大汉王朝由朝廷、地方郡县和各诸侯王国三大部分组成。
皇帝作为高高在上的“至尊”，是权力的核心掌握者和最终裁决者。朝廷的中央行政机构，设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司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包括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管各项具体政务。三公九卿共同构成政府首脑机构，发挥国家职能的中枢作用，负责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并向皇帝负责。
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是皇帝最重要的辅佐，是大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专设有由其自行掌控的庞大办事机构“丞相府”，总理百僚，位高权重。汉初丞相，多由位居列侯的开国重臣出任，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人，都先后担任过这一要职。首任丞相萧何协助吕后谋杀韩信后，再度加封，丞相更名为相国，以示尊崇；继任者曹参去世后，相国又恢复为丞相原名。丞相有时一人，有时则有两人，分置左右。汉制以右为尊，右丞相事权稍高于左丞相，是实际上的首相。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荣衔而已。因为太尉没有自己独立的官署，属吏寥寥，也没有调兵的权力。出统军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符节，才能有效行使职权。汉初，太尉这一职务时置时废，大抵因事设人。周勃、灌婴等名将都当过太尉。
御史大夫官秩相当于九卿，实际权力则大得多。举凡监察文武百官，弹劾不法；管理重要档案，制诏转达；以及核算、审计等重要政务，都在其职掌范围之内。御史大夫是皇帝的近侍，协助丞相处理朝政，实际地位差不多是副相。灌婴、赵尧、周昌等汉初名臣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前文提到过的相国曹参之子曹窋，积极要求进步，很快也由中大夫升任至御史大夫。后来有两任御史大夫，景帝时的晁错和武帝时的桑弘羊，建树和名气都更大，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殊途同归，下场不妙。
太常职掌宗庙礼仪，后来也兼管博士、太学。帮助刘季取名、制订朝仪的“圣之时者”叔孙通，就是大汉首任太常。
郎中令职掌侍卫皇帝。多由亲贵子弟出任，与皇帝亲密接触的机会多多，获得升迁的机会当然也水涨船高，是当时仕进的南山捷径。武帝以后改称光禄勋。
卫尉职掌宫廷守卫，负责宫门警卫，统率皇家禁卫军。
太仆职掌舆马，包括皇帝銮驾仪仗、宫廷车马、朝廷马政等。最有名的太仆当然是在功臣榜中排名第八、长期得到高祖和吕后格外信任和尊重的开国名将夏侯婴。
廷尉职掌刑狱，是最高司法长官。汉初最有名的廷尉当数张释之。
典客职掌诸侯王及各少数民族事务，负责其入朝觐见时的接待、礼仪等。武帝以后改称大鸿胪。
宗正职掌皇族事务。按照惯例，向由皇家子弟出任。
治粟内史职掌全国财政，负责钱谷盐铁赋税和国家的财政收支、各地贡物调度等。武帝以后改称大司农。
少府职掌皇家财政，负责征收计提山海池泽等专项赋税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专供皇室花销。少府机构庞大，属官众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满足皇室的需要。曾经连败义军、投降项羽后获封雍王、又被刘邦“还定三秦”时逼得自杀的秦朝名将章邯，就是少府出身，秦汉之际做过少府的官员没什么人比他名气更大。
三公九卿之外，主要的中央政府官员，还有主管京师治安与防务的中尉、主管列侯事务的主爵中尉、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属国、主管宫室修缮的将作少府等。京师的地方长官为内史，但官秩相当于列卿，稍高于一般郡守，首善之区嘛。
汉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跟秦朝一样，施行郡县制。郡设郡守，管辖全郡一应军民事务，如劝民农桑、稽征赋税、典郡兵事、治安司法、选举孝廉、属县吏治等。景帝时，郡守更名为太守。郡又设有郡尉，协助郡守掌管本郡军务。景帝时，郡尉改称为都尉。
郡下设县。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县长，管辖一县民政。又设有县丞、县尉，分别协助县令（县长）管理民政、司法及治安、兵役等事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属于地方基层自治机构，没有公务员编制。
为与汉初新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大汉王朝建立了新的军制，军队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两种。中央军驻屯京师，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由朝廷直辖的各郡征调来的精壮兵士组成，人数在2000人左右，是皇室的卫队，并负责皇帝外出时的警备；南军分散驻守，没有固定的营垒，在北军之南，故称南军，由卫尉统率。北军多由京畿三辅地区选调的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组成，人数达数万之多，是京都长安的卫戍部队；其营垒在未央宫之北，故称北军，由中尉统率。
地方军称为郡国之兵，组成者为各郡县和诸侯王国的应役男子，每人必须服满两年兵役，由郡守、郡尉或诸侯国中尉统率。地方军根据各地区不同地理特点分为材官、骑士、楼船（水兵）3大兵种，朝廷有事时可以随时征调。
汉初，全国约有54个郡，每个郡通常辖治十几个县。但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辖的，只有云中、河东、南阳、汉中、巴、蜀、陇西、上党等15个郡，其他39个郡，都裂土分封为诸侯王国。就是在直属中央的15个郡中，还包含有很多公主和列侯们的食邑。也就是说，郡县制只在少数地区得以施行，全国大多数地区，实行的是诸侯王国制，即封国制。看来，所谓“一国两制”，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鲜玩意。
刘邦坐稳江山后，“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一方面着手找茬翦除异姓诸王，一方面开始大封刘氏子弟，作为汉廷羽翼。用不了几年，除了地偏人稀安分守己的长沙王外，其余诸位异姓王先后灰飞烟灭。与之相对应的是，刘氏诸王则遍地开花，7年时间立了9个，不少都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在汉初政体中，“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可以坐享本国赋税和徭役的诸侯王国权力很大，“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无异于一个个国中之国。王国政府中，除了丞相由朝廷指派外，其余一切都由国王说了算。尾大不掉的局面势无可免地形成，成为皇帝的心病。
汉廷终于发现，削弱驾驭诸侯王国的诀窍，在于“众建而少其力。”数代君臣费尽移山心力，使用各种手法（包括残酷的战争手段），终于逐步弱化了诸侯王国的力量，化解了它们对朝廷潜在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汉书。诸侯王表》说：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两个更大的麻烦纷至沓来：宦官与外戚。这两个封建制度的毒瘤和痼疾，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历代王朝一直没能从制度的层面予以根本性解决。这是后话，且略过不表。
汉初数十年间，政府尊用黄老学说，与民休息，奖励生育，轻徭薄赋，宽刑简政。结果人口猛增，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汉廷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听人采掘垦殖，给工商业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又正是牛耕逐渐推广的年代，耕牛的普遍使用代替了很多人力，使农村中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中一部分流向都市，这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兴旺发达。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坚持什么什么路线100年不动摇”云云，若非痴人说梦，便是骗人的鬼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没有什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