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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日夕凉风至（1）
日夕凉风至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待”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材料”交待说：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辨论”。⑥对这一说法，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又问了对方一些叶被井冈山总部揪出批斗的情况。叶铭汉得知此情后，对周培源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回答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周也就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日夕凉风至（2）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又对侄子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话，说你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眼睛，神态严肃地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叶铭汉告诉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幻觉。叶企孙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还吹嘘因为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过了几天，叶企孙的一个老工友突然找到叶铭汉：“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并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企孙又慌慌张张地跑到叶铭汉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果）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又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企孙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学家赵忠尧家说明来意并打听真伪。赵说吴有训现在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企孙争辩道，没有听错，如果错了，那就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叶企孙的神经错乱症随着“文革”的深入渐渐“深入”得不能自拔，叶经常对他的侄子说：“电台里对他的每一行动都有反应，一天到晚，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反应。”同时他经常听到“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在这样的高压和悲惨处境中，叶企孙又以“C。C。特务”而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自1969年底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尽管叶已神经错乱，但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与精神的慰藉，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叶便悄悄溜出家门，来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由于一些科学研究部门进驻，这时中关村一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不少与叶熟悉的人在海淀镇见到了这一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若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观者无不为之潸然。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到了油干灯尽的晚年，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向来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日夕凉风至（3）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范氏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入狱，想来叶渴望别人理解自己为人处世的情感，要比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⑦
注释
①“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说，见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③2004年5月作者采访叶企孙助手何成钧之记录。
④从这则笑话也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的遗产继承者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据原燕大教务长梅贻宝说，“一九七九年中共政府与美国建交后，曾交付赔偿金一笔。燕京大学的校产是其中的一项”。
⑤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
⑥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是“文革”中于北京大学产生的两个水火不容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两个组织曾一度控制了北大的权力，并对北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折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文中提到的崔雄昆，乃“文革”前北京大学教务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