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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1年至1942年，在日伪军步步紧逼，倾全部主力压向根据地时，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边战术”，你打入根据地我打入敌占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方针一经推行，很快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改变了我军的被动局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根据地立即活跃起来，游击区也得到了扩大。最终，日军在山东发动的“清乡”被罗荣桓指挥的八路军粉粹了。1943年，中共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一一五师长兼政委、山东分局书记，集军政于一身。罗荣桓兼任军事工作之后，为推动山东的抗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原则，诸如“蜂窝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等等，把山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搞得红红火火，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是根据罗荣桓的游击战原则并在他的关心下组织起来的。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罗荣桓针对山东伪军多、汉奸多的特点，发挥政治工作优势，推行“神经战”和“心理战”，瓦解敌伪军，促成了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伪军投降、起义，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减少了我军的伤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夺取全国的解放，罗荣桓奉命率山东部队的主力六万余人出关，建立东北根据地，以对付可能发生的内战。到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并在长春、齐齐哈尔等地指挥战斗，歼敌二万七千人，使我军在东北地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之后，罗荣桓又参与指挥了辽沈、平律两大著名战役，为全国的解放创造了条件。
在革命战争年代，罗荣桓在军中的主要任务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但一有军事斗争需要，罗荣桓就担起指挥责任，而且每战必胜，因此干部战士们说，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只要罗政委在，大家心里就踏实，觉得有他指挥，胜利就有把握了。
2．政治工作的巨匠
罗荣桓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从连党代表到总政治部主任，历任各级政工领导职务，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27年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起，罗荣桓就开始了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生涯。井冈山时期，罗荣桓历任连、营、团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长等职。
罗荣桓从任连党代表开始就抓住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真谛，他坚持通过以身作则和关心战士获取他们的信任，然后再根据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的做他们的工作。他懂得只有以身作则，才能获得他人的敬佩，只有关心部下，才能得到部下的信任。获得敬佩和信任之后，说话才有说服力。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任党代表的连或营，是最有战斗力的作战单位。他的成功经验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推广。
罗荣桓把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带入政治思想工作中，禁止打骂士兵，坚持民主生活，这些都成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内容。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称赞罗荣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另一种是起义的农民。前者具有抽大烟、抢民众、打骂士兵等恶习；后者则具有自由散漫、不受约束等缺点。罗荣桓每到一支新的部队都花大气力帮助克服这些恶习。起初有些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以为党代表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打仗，因此挑衅性地说：“党代表要是会打仗，兄弟就佩服”。罗荣桓虽是学生出身，但他打仗不怕死，学习军事很认真，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而撤退又走在最后。如此行动，获得了他任职的每一个军事单位的干部战士的佩服，确立了威信，他所宣传的“古田会议”精神很快落到了实处。
长征时期，罗荣桓初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该单位撤销之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到达俄界后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任一科政委。随后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率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在冀晋交界区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根据地。在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发扬井冈山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扩展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带领群众抗日的工作和斗争。他把队伍带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以此扩大了部队，开创并扩大了根据地，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
在领导山东军民坚持抗日期间，罗荣桓以敏锐的政治头脑和灵活的斗争措施对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在东北军遭到日军攻击处于危险境地时，罗荣桓知道这支队伍本质上是抗日的，因此允许其进入我根据地避敌。而国民党顽固派李仙洲部从皖入鲁抢占地盘时，则坚决给予打击，一举消灭李部万余人，李吓得缩回皖北。对待打着国民党旗帜暗中勾结日皖残害山东人民的刘黑七，罗荣桓命令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待击毙刘黑七后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时，罗荣桓立即向周恩来提供了刘黑七的种种罪状，将这些材料公布之后，舆论立即平息。罗荣桓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英明，巧妙处理着山东各种势力间的关系，使我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军队不断壮大。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解放区。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人，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万人，民兵和人民自卫武装已达百万之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率部出关，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不久改任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副政委。在主持东北我军的政治工作期间，罗荣桓及时发现并推广了“诉苦”教育，撰写了《部队教育的方向》一文，推广诉苦教育经验。我军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一教育形式成功地激发出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官兵对国民党的仇恨和歼灭国民党军队的热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决定成立总政治部，罗荣桓首任总政主任。部队开始向正规化方向迈进，他带领机关的干部，起草并发出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工作指示》，保证了一百五十万武装人民复员工作的顺利进行。组织领导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建起了“政治学院”等。
3．正直敢言的将领
罗荣桓元帅虽然长期处在政治工作岗位上，但他在处理问题、发表意见、坚持真理等事情上却如同军事干部那样坦率、痛快和直截了当。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够快刀斩乱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实事求是，即使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也敢于坚持真理、公正无私。多年来，我党我军的“左”倾错误多起于政治斗争，然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却始终坚持反对“左”倾，坚持实事求是，他为我党我军所有的政治工作干部作出了表率。
在1930年，受“左”倾路线控制的党中央向苏区红军发出了打AB团的指示，肃清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红四军中任政委的罗荣桓正在前线各部队检查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起初对打AB团的事并没引起特别的注意，但当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和一个年纪小小的勤务员也被抓甚至准备杀头时，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返回军部，一下马便听取政治部的汇报，然后去看被关押的犯人，当他见到蹲在墙角抽泣的一名未成年的小战士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小战士告诉罗荣桓，他因替几个被称为是AB团的红军战士买过花生米和酒就被说成也是AB团的人。罗荣桓气愤地责问保卫干部：“这是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他命令立即放人。罗荣桓冒着被打成AB团成员的危险，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救出了几十个同志。为此他被某些领导说成是“右倾”。
抗日战争期间，康生把苏联“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带到中国，硬是在中国制造一个“托陈取消派”，还为此散发了小册子。一些怀有种种目的的干部受小册子的影响，搞起了“肃托”斗争。在山东范围内出现了苏鲁豫区的“肃托”斗争，抓了很多人，并且开始杀人。正在鲁西布置反扫荡斗争的罗荣桓接到杨得志等人关于苏鲁豫“肃托”斗争的电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立即电告该区党委，不准杀一人。然后马不停蹄地赶赴苏鲁委所在的湖南地区。他带上一支警卫部队和一一五师保卫部的全部干部骑马赶路，一路顾不上休息。在他到达之前，已有三百人被无辜杀害，还有数百名党员、干部被关。湖西区掀起一股狂风恶浪，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罗荣桓赶到之后，马上找制造“肃托”事件的王仁和王凤鸣谈话，问他们被打成托派的人证据何在？用没用刑？罗荣桓气愤地质问：“你们抓了这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也会把我抓起来的”。罗荣桓随后找已经定罪的“托派”重要人物谈话，一了解，全是搞逼供和骗供弄出来的。罗荣桓完全清楚了，这是一次人为的冤假错案，、他与其他干部简单商议之后，当即宣布把被关押的人全部释放，回原岗位工作。一下子救出了几百名党员、干部。罗荣桓含着泪对受害的同志们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被冤屈的同志听到此言禁不住失声痛哭。制止“肃托”事件后，罗荣桓又请示中央对湖西“肃托”事件制造者进行了处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于1957年开展了反右斗争。运动一来，“左”倾之风又起，很快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罗荣桓在多次讲话中都坚持，划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因说了一两句话就打成右派。在总政治部的划右派斗争中，文化部长陈沂被定为右派，此时罗荣桓已辞去总政主任之职，干预未产生效果，但在陈沂被打成右派后，他照样称他为同志，关心他的生活和写作。在他的帮助下，陈沂的右派帽子得以摘掉并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象这种“无所顾忌”地关心“右派”同志的领导干部，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林彪当上党的副主席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是很少有人敢碰他的。虽然意见不少，但能够当面交锋的并不多。罗荣桓就是敢于与林彪当面交锋者之一。他对林彪倡导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只学语录、“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于是，1961年4月30日在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罗荣桓当面向林彪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引起林彪的不满。但罗荣桓仍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顾私利，对于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有切身政治利益的高级干部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罗荣桓却做到了，而且一生如此。这一光辉的形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罗荣桓年表
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
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预科毕业后赴广州， 不久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被中共派往通城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
1924年8月20日，参与领导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三湾改编时是人民军队第一批七个连党代表之一。上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
1929年底，参加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初，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
1930年8月，任红四军政委，与军长林彪率部参加打长沙、打吉安和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
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
1934年9月，任新编组的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第八军团撤销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