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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1885年1月，莫杰斯特向柴可夫斯基提起剧作家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什帕任斯基的话剧《女巫》。他说这部话剧很适合改编为歌剧。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在寻找合适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过了话剧《女巫》的剧本后非常兴奋。他立刻给什帕任斯基写信，表示愿意以《女巫》为题材创作歌剧。什帕任斯基回信说，能与柴可夫斯基合作感到非常高兴。
柴可夫斯基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几次，他们一起吃饭、喝茶，商谈有关歌剧脚本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发现什帕任斯基的妻子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总是神情忧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看得出来，她满腹心事，而使她郁郁寡欢的原因正来自她的丈夫。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非常欢迎柴可夫斯基的来访。她常常寻找各种缘由执意邀请柴可夫斯基来他们家作客，好像她与柴可夫斯基的交往比丈夫和作曲家研究歌剧脚本的事还重要。这使柴可夫斯基觉得有点不自在。
只要有可能，柴可夫斯基都尽量应邀前往剧作家夫妇的家。在对待剧作家夫人的态度上他很注意分寸。如因故不能赴约，柴可夫斯基会写信致歉，信写得简短、礼貌。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的信却长得多，在信中常常诉说自己听了作曲家的音乐后的惊喜和感动。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他本人给予许多赞誉之词，搞得柴可夫斯基只好开始有意降温。于是写信对她说，其实他本人并不像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的那么好。
1886年3月上旬，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曼弗雷德交响曲》的排练。他有点担心，因为他感到这部庞大艰深的作品不那么好演奏，而且也已经觉出乐队似乎不喜欢这首乐曲。乐手们好像猜到了作曲家的疑虑，在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安排了一个庆祝会来表示对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欢迎。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寄去了音乐会的票。3月11日《曼弗雷德交响曲》演奏得很好。虽然柴可夫斯基说音乐会只得到一半成功，但他仍然很高兴。这次音乐会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作曲家给她回信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部最好的交响曲。”那时柴可夫斯基还不能对自己的新朋友说出自己有关《曼弗雷德交响曲》的全部思想，不能对她讲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他只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介绍了《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题解。不管作曲家如何谦虚，如何把自己贬低为仅仅是拜伦伟大艺术作品的翻版者，再迟钝的人也能明白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的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中绝不仅是简单叙述拜伦的悲剧故事。更何况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还是个满不错的钢琴手，她完全能听出《曼弗雷德交响曲》音乐所包含的作曲家自己的情感。这部交响曲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难解的困惑，而且也反映了受尽苦难折磨的人们的不幸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头上，《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音乐在她的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她把自己的感受向柴可夫斯基作了坦率的表白。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感动了作曲家，他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回信：“您知道，我对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极为关心，希望今后能经常收到您的信。”这一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给什帕任斯卡娅写了一封很难写的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没有放过柴可夫斯基信中稍稍升高的温度。作曲家对她的同情和关心使她感到温暖，她很想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全部痛苦都告诉给柴可夫斯基。她很想让作曲家知道自己如此信任他的原因。柴可夫斯基在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交往中感到有点为难，他既要掌握尺度，又要真诚坦率、落落大方。他是个很容易被别人喜欢的人，正如亚历山德拉所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对柴可夫斯基发生好感是为不足为怪的。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回信说：“我曾对您说过，我常常第一眼就能判定一个人的品格。从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是一个很让人喜欢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我想和您再多说一点：凭一种特殊的直觉，我第一次见到您时我就已感觉到您是不幸福的。那时我就对您充满了同情。其实您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很自然地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文笔相当好，很善写。她写了一封非常好的回信，从这封信中柴可夫斯基发现她有很高的文学天才，建议她以后能从事写作。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和丈夫离婚后，没有足够的钱继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生活，准备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到塞瓦斯托波尔。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去巴黎接外甥女达吉亚娜的小儿子若尔什。他从巴黎写信安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毕竟折磨人的那一切现在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迁往塞瓦斯托波尔后会改变原来的生活。“难道在您离开以前，我不能再和您见上一面了吗？这是令我很伤心的。”柴可夫斯基“伤心”一词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一道喜悦的闪光，她觉得自己得到了同情，也许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终于赶上在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去探望她。柴可夫斯基把当时的印象写给莫杰斯特：“我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一趟……哎！多么可怕的家庭悲剧发生在这个戏剧家的家庭里！他们家发生的事真是再好不过的戏剧、小说情节了。然而叙述这些事情很难、很复杂。我越来越看清了什帕任斯基的为人，他让我很看不起（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家），而她的妻子却越来越高大，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但她却非常不幸。”
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什帕任斯基对待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的好女人无情抛弃，把家扔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给他们提供生活最起码所需的钱，最后就连打发他们离开莫斯科还是坐的等级最差的火车。柴可夫斯基虽然很生气，在给尤里娅写信时还是很克制的，甚至在信中表示希望让什帕任斯基改变主意，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接回家。
希望落空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来的信都充满了悲伤。除了母亲、孩子以外，柴可夫斯基成为她惟一的支柱。他写信告诉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应该向丈夫要求她和孩子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保证，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提供帮助。柴可夫斯基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各方面都很操心。1886年7月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一封信使柴可夫斯基很激动，他读后在日记中写道：“在走廊长时间散步，明天无法工作了，必须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回信。看来她要死了，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这些日子我的思想一直很沉重。”来自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坏消息使柴可夫斯基如此不安，以至于他都不能作曲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给可怜的尤·彼·什帕写了一封信。”
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独居时，正在写歌剧《女巫》的第四幕，并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玛丽亚·菲多洛夫娜皇后写浪漫曲。在工作的余暇，柴可夫斯基在考虑解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办法。他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许多来信中更加看出她的文学才华。柴可夫斯基想唤起这个不幸的女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兴趣，鼓励她写作。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感谢作曲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并且向他表示了爱意。“您太把我理想化了，”柴可夫斯基回信说，“我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完美。您需要您的朋友高大过人，以便使您能得到更牢固的支撑，于是您就把所有的优良品质都堆在我身上。不过我不想让您着急，您要相信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喜欢您，我从来不会埋怨您，您对我可以完全坦白，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的内心。”
柴可夫斯基自己承认，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不管多么忙，他总能抽出时间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4月10日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天啊，亲爱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永远不要说，‘您使我厌烦了，您的信使我不愉快等等’这样的话，您要相信，我希望您给我写信越勤越好，越多越好。”于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照办了。5月写了两封，6月写了两封……信也写得越来越长。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赶赴德国亚琛去看望患重病的好友康德拉蒂耶夫。借此机会他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看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7月10日这天，柴可夫斯基冒着酷热，走遍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街小巷，好不容易找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住所。他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相聚，柴可夫斯基要赶去上船。
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只见在柴可夫斯基到亚琛后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对您的访问真像做梦一样：蓝色的大海，酷热的天气，晒得滚烫的街道，在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小巷中的奔走，对您神秘住所的寻找，和您一刻钟的会见，还有轮船——所有这一切都瞬息闪过，让您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境。”
就在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见面的当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酷热。很不容易才找到什帕任斯卡娅。她送了我。”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从来不写细节，他只写事情。
柴可夫斯基的短暂访问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带来了瞬时的喜悦，给他留下了令人鼓舞的温馨回忆。
这次会见以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开始了文学创作。柴可夫斯基写信鼓励她说：“现在我已看到您不仅是一个深受痛苦，只会消极对待自己所遭不幸的女人，我还看到您是一个战士。这样的战士知道，悲悯自怜对医治创伤毫无用处。当我看到这一切，我更加深了对您的同情。”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题为《塔霞》。柴可夫斯基建议她写自己的过去，写成自传体，并答应帮助联系书的出版。他还要求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在没有进行任何加工前就把手稿给他寄去。看来作曲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所保护的人做点重要的事，做点好事。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手稿寄来了。柴可夫斯基对作品的反应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说，和一般文艺小说相比，《塔霞》写得更像一部哲学作品。他虽然感觉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从文学角度看确有一些欠缺，但还是热情鼓励她：“毫无疑问的天才！您真是位出色的修辞学家！至于艺术性，以后再说吧……您一定能成为作家，一定，一定！我为俄罗斯文学感到高兴！”
柴可夫斯基把书稿寄给莫杰斯特。他有相当丰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界也有不少关系。莫杰斯特看了以后，觉得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书还达不到出版水平。柴可夫斯基没有争辩。他是很明事理的，在自己并不很精通的行当里，他甘拜下风。
柴可夫斯基坦率地、也很委婉地把情况告诉了《塔霞》的作者，并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另一本书，一本儿童小说寄去。不知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是因为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不愿再给作曲家添麻烦，她没有寄。然而她却把儿童小说寄给了那位抛弃了她的前夫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知道了此情况后，他想：“女人的期望和做法好奇怪呀！”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夸了她的书。他并不想失去这个到现在依然如此驯顺的女人，这女人本来完全可以给他找更多的麻烦。虽然夸了她，但同时又说书中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而他现在没有时间。柴可夫斯基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主意是他出的，他觉得是自己不对。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本来只为一个理由——文学可以给您一个独立的地位，独立于谁呢？正是独立于那个您去找的人。”
柴可夫斯基的良苦用心还是起了作用。尽管《塔霞》和儿童小说使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受挫，而她从此把柴可夫斯基当做了导师和安慰者。
这位导师和安慰者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1887年10月，在玛林斯基剧院开始了歌剧《女巫》的排练。歌剧中每幕的情节拖拉、冗长，使柴可夫斯基大伤脑筋。最初对什帕任斯基脚本的兴奋现在已荡然无存，需要进行删改、压缩。他为歌剧演出的事去找指挥纳甫拉夫尼克和扮演主角娜斯塔霞的女演员巴甫洛夫斯卡娅商量。
从亚琛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病逝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极为沉重。歌剧《女巫》的排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