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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时代-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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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还设有县党部,其工资由复兴党的党费支出,不占地方财政。

除县长外,每县还配备2名副县长,其待遇只相当于部队营长,每月64元,其补助标准与县长一样。而各局局长则只有48元了,用车补充每月10元,下乡补助每天1元。

各乡镇长月薪在24-36元之间。

无官职的公务员月薪普遍在5-8元。

县长以下的公务员也有年度考核奖,其办法与县长一样,譬如一个县有2个副县长,那么他们中只能有1个人能够获得三等奖;一个县如果有6名局长,则有6人可得年终奖,其中一、二、三等奖各1名。也即同级别的人一同评奖,免得以权压人。(呵呵,千殇单位经常有什么省级、市级先进工作者,这些名额绝对是领导的专利,普通员工是想也不想。)

所有公务员都实行“聘用制”,每三年一聘,未聘上者全部自谋出路。

对于责任事故的划分,凡人为责任,主官均要受到牵连。另外,县长在聘用县以下公务员时有极大自主权,理论上只需要行署审核备案即可。

陈华主要把握总体原则,他对包括赵尔丰在内的公务员的要求只有六个字:亲民、廉洁、高效。

风险与利益共担。

简阳县长姓贾,叫贾家仁,为前清举人。四川独立前在简阳办私学,陈华的新政推行后,这贾家仁想出来做点事,在川中行署主任的推荐下才走马上任的。

再说一句,如果贾家仁犯了廉洁或其他方面的错误,行署主任亦是要承担“推荐无德”和“监察不力”两项责任的。极有可能因为贾家仁的问题,导致行署主任下课。

听贾家仁汇报,陈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县长也不是很好当的。贾家仁当县长一年来,走遍了全县37个乡镇,每个乡镇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婆媳纠纷、田产争执、子孙不孝、家族恶斗,搞得县长每次下去都要带上几名警察和断案讼师(法院还未建立,没人)。

贾家仁也直言不讳地说,他觉得这个县长当得累,但也当得值。

陈华问为啥?贾家仁说,每当看到婆媳之间、邻里之间因为他的调解而和好时,他很有一种成就感,他由此找到了“为民做主”的真谛。

PS:有书友说一章一章地看难受,要养着,这个办法好,千殇有时看书也是这样的。另:周末二、三更时间略往后推,呵呵,千殇睡个懒觉。向所有支持本书的朋友们鞠躬,祝你们周末快乐!

第146章 神秘的陈华

辞别贾县长,陈华一行十余人继续向东南而行,但公路沿途正在修建,个别地方根本没有接通,陈华等人只得丢下汽车,要么坐牛车马车,要么步行。

听朱庆澜沿途的讲解,陈华才明白,为什么当初自己提出的川汉线、成渝公路的走向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原来是川中这一线有几个地方的工业很有基础,是四川的主要税源之地,特别需要铁路和公路交通。

沿路的风景很不错,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古镇上,陈华故意多作停留。陈华是在思考如何保护古建筑和古文物的问题。譬如在一个镇上,陈华就看见了上百座牌坊,有贞节牌坊,有忠孝牌坊,至于同意立牌坊的诰书,自明以来的皇帝都有。

像这类的牌坊,在前世那是想见都见不着,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这也是民风。这东西没了,民众就少了一些精神寄托了。

那种把老房子拆了,然后又来建仿古一条街的蠢事,陈华坚决不干。陈华所瞩意的,一定是古老而现代,文明而又繁华的社会。

包括这个时代的文庙,规模都非常宏大。前世四川的所谓几大文庙,陈华曾经去参观过那么一两座,与现在的文庙相比,差得实在是太远了。文庙,一定要让文化人来管理,一定要让学生定期来参观。

孔子的有些思想不好,但孔子的教育思想却是好的,再怎么说孔子在影响世界的十大思想家里,排名也是第一。

文化创新很重要,重铸民魂很重要,但文化的源流不能断。所谓创新,所谓重铸,都只能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像农民起义那样,砸烂一个旧世界容易,但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很难。

当然,还有借鉴。华夏民族要复兴,首先是文化之根的复兴,唤醒民众就要靠这个东西。而文化的复兴,离不开“兼容并包,推陈出新”八个字,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要有破茧而出的勇气。

有时候,陈华想到妙处,便讲出来与朱庆澜等人分享;有时候,陈华迷惑不已,又讲出来向众人请教。

陈华的这种态度,让朱庆澜等旧时代过来的人很是感叹,也让朱庆澜等人愈益不解。

这陈华,有时候锋芒毕露,一针见血;有时候胸怀万里,豪气干云;有时候别出蹊径,峰回路转;可有时候又如童稚言行,清朗浅白。大凡涉及到朱庆澜等人认为的疑难杂症,陈华总能找到对症之方。

这人,要不是大智慧,大气派;就一定是大奸大恶!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朱庆澜,还是赵尔丰,或是武刚、朱山、冯仁等人,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陈华非常神秘,这种神秘不是会法术那种神秘,而第一个神秘就是钱,这陈华好像从来不缺钱,只要部队或政府需要用钱,他总是一百万一百万地往外掏,赵尔丰可是知道,就是当年的慈禧太后也不可能如此奢华!

而第二个神秘就是他的那几个助手,天底下哪有那么聪明而博学的人?一人会十几门语言,这样的人也许有,但这样的人总不可能成堆出现吧?!而这些人很奇怪,除了陈华的命令要听之外,谁的话都不听。好在大家只要不做出危害陈华的事来,这些“怪才”对人的态度也不算坏。

渐渐地,包括赵尔丰这样的满清老臣,对年仅18岁的陈华也由然地升华出一种敬畏。

譬如北京之行,他怎么就知道会议将讨论“君主立宪”?譬如三路大军准备会剿四川,他又怎么知道那些人最终会打回府,对四川构不成威胁?

还有,他的工厂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而且,还专门赚洋人的钱。

在华夏,从来都是洋货充斥,把民族产业压迫得淹淹一息;谁见过,洋人争着来抢华夏自己产的汽车、机器,甚至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都能让陈华玩出花样来。看着那有编号的金龙打火机,每只要1999美元,那可是4000块大洋啊,就那小不点儿的样子,竟然有洋人抢着要。这洋人,是不是脑壳被门板夹了?对了,就是“脑壳被门板夹了”这句话也是陈华最先说出来的。

还有啊,这人贵为都督,一品大臣,却与普通士兵打得火热,称兄道弟,据说王庸原来就是凯江县的师爷,后来的乞丐,可现在却成了都督府的大管家,连武刚这样手握雄兵的人对其都尊重有加。

至于陈华也是乞丐出身,他们也知道,但他们不会说的。譬如朱元璋,历史上也曾要过饭,当过和尚。人年轻的时候,谁没有三苦三甜?

不过,这个陈华实在是太神奇了,你看他与英格兰人说英语,与德意志人说德语,甚至还能说回回语(阿拉伯语,他们理解错了,陈华还会日语,但他坚决不说),如果陈华是一个留过洋的人也能理解,可是,他是凯江县垭口店镇出来的乞丐呢。

如果说赵尔丰、朱庆澜等后来加入者对陈华有如雾里看花,就是最先加入的黄海、郑树林等人同样是雾里看花。

黄海、郑树林、徐士元、包惠四人可是留过洋的,在21世纪,留过洋的人都属于高端人才,何况在20世纪初这个文盲遍地的时代。可他们偶尔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谈起总司令,最初很有兴趣,到最后都觉得无可奈何!

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看不透!甚至,他们一项一项地分析过,除了毛笔字有可能比总司令强那么一点点(他们自认为),其他的,几乎没有一样能比得上。比打架?几人加起来都不是对手;比射击?那还是算了;比用兵,则更无法比,因为陈华练的兵自己就根本练不出来,譬如猎豹的那些小伙子,一个班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轻易地消灭一个连;就算直接对阵用兵,计谋上可能郑树林要强一点,但要讲到取胜的手段那就更是望尘莫及了;比见识?那就更不说了,几个人只得给司令当学生了,而且还不一定是好学生。

郑树林这次也是跟着陈华沿路视察的。事实上,郑树林更多的是把跟着总司令当成一种学习的机会,按总司令的说法,就是思维碰撞与观念碰撞的机会。

PS:千殇早晨8点半起床,中午吃了顿饭外,一直码字码到现在,6000字还不到,又到了传稿子的时候了,呵呵,码过历史类文字的知道,难。请朋友们继续支持。

第147章 变革从农村开始1(求票)

陈华这次视察,前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沿着成渝线,察看了川东、川东南、川南等数个行署及十数个县。在回成都的路上,陈华的心情可谓是百味杂陈。

成渝公路在陈华回来的时候各段开始铺设水泥,原计划1912年底完成的路显然要等到次年再等两个月左右才可以交付使用。这也不算没完成计划,因为工程的难度有些出乎意料,还有就是水泥生产也跟不上需要。计划1912年完成的四条公路,只有成乐公路、成绵公路两条如期建设完成。成绵公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主要水泥产地就在绵州境内的上坝。再说,成绵路的率先建成,对于联结成都与凯江、上坝等工业基地,迅速形成工业由点状到线状再到全面开花具有特别的作用。

除了公路、铁路及工商企业外,这次视察陈华关注得最多的还是农村。但就是这个农村,让陈华满怀忧虑。

革命成功一年多了,很多边远地区的农民还不知道已经“改朝换代”,闭塞、落后、贫穷、愚昧是这些地方农民和农村的真实写照,有相当多的农民,完全称得上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但凡中老年农民,其身体大多带有这样那样的疾病。

在乡村,这种经济上一无所有的“赤贫”人口至少要占到40%,而这些人,在政治上更是受到地方恶霸、地痞流氓、封建会道门的欺压,卖儿卖女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陈华曾经问过,你们为什么不去城里做工呀,他们说,他们一不识字,二无一技之长,城里不要他们的,而且家里也是老的老小的小,出远门也让人放不下心。

陈华一想,是这个道理。自己的工厂不是也需要识字的工人吗?对于不识字的农民也招收,并且对他们进行培训,但与四川至少2000万贫困农民的庞大数据相比,华夏实业集团招收的那点人无异于杯水车薪了。

让陈华更为不满的是,对于农村这种让人忧虑的状况,各行署各县的行政长官,大多数习以为常,漠不关心。当陈华建议政府是否应该对这部分人给予救济或补助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不可,因为华夏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贫”,即遭受自然灾害时,官府才出面救济,而平时则根本没这个东西。官员们列举了好多种理由,强调得最多的一是政府财力根本无法负担,二是也有一些人天生懒惰,如果政府给予救济,可能导致更多的人不愿意耕作。

办法总是有的,主要是转变观念。陈华自然不能指望这些人一下子就把观念转变过来,陈华觉得,这事得由自己来强力推进,都督府和省政府联合起来,也许能逐步改变农村的面貌。

陈华一回到成都,就将省政府、都督府一干人等召集来开座谈会,这会一开就是三天,最终在省级层面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至少,大家不会反对陈华提出的主张。

主张确实是陈华拿的,但陈华背地里从阿嘎邛那里获得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当前及以后百年关于农民、农村、土地等方面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后世TW的土地政策,给陈华耳目一新之感。

后世TW的土地政策,基本上脱胎于孙的“平均地权”的思想,但又远远超过了这一思想,变得更具操作性,也更具合理性。

“平均地权”是一个理论,也符合人类道德,但平均的手段却很有讲究,否则,为了满足一个道德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不道德。

TW的做法并不是将土地平均到每户农民的头上,而是首先核定地价,这个地价属于原土地主人所有,任何人不能侵占。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肯定会涨价,有人也会出售,这样就出现了“溢价”,除了土地买卖双方要各交一笔契给税外,“溢价”部分由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占一部分,其中政府至少占60%;即便土地所有者的40%,还得交所得税等一系列税收。在这一政策中,TW政府就获得了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土地收入”。

在陈华前世,政府也有这部分“土地收入”,但这部分土地收入落入了地方财政的腰包,用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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