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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把对手远远抛在了后面。因此，当所有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时，联军能够比任何对手都更快地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
为了在提供近距空中支援时更为协调以及增进与驻卡塔尔的中央司令部人员和驻沙特的指挥人员的联系，成立了一个空中协调小组。这个小组由一个空军少将领导，由18个空军人员担任组员。其他7个由将军或上校率领的小组被分配到每一个地面部队指挥所，担负改进行动，计划与联络的任务。
尽管如此，问题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颇具讽刺的是，具有此种能力的装备最好的第四步兵师却没有参加战斗。美军地面作战中的数字化水平以及空地作战中的数字化程度现在还不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地感觉到当前数字化水平与未来发展潜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军有多大的能力解决阿富汗战争中出现的协同，情报处理和数据分配问题以及飞行途中的目标转换问题也不清楚。不过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技术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将来的作战使用规模会大大超过伊拉克战争。
（4）不对称战争
能够左右战争形势的关键要素之一是美英联军对于不对称战争的适应能力。事实上，针对伊拉克采取的战术，美军作出了迅速有效的反应。比如，在对付敌人隐蔽地雷战的企图、“技术”攻击、被占领城市的顽固分子，以及防止自杀性袭击方面表现出色。由于非正规军数量及伤亡人数大幅减少，英美联军受益匪浅，但他们仍表示会继续调整其战术和兵力部署，以适应新的，更令人吃惊的非对称作战。联军已经汲取了索马里、北爱尔兰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非对称作战训练的好处显而易见。
然而仍然存在值得思考的假设。其一是，如果伊拉克真的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了减少己方和平民伤亡以及附带损伤程度，联军迫切需要增兵，这种情况下联军方面的作战进程会如何？另外一种假设是，如果伊拉克有能力把民兵或非正规军作战与有效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在英美本土实施隐蔽或恐怖袭击相结合，这场战争会有多大的不同。
（5）误伤和伤亡问题
到4月12日，美军死亡108人，14人被俘，399人受伤。这就是说，在25万人参战的情况下，每480人中，有一名伤亡。在从一战到越战的战争史上，伤亡的比例平均是1：15。到4月20日，联军正式转入维和及重建任务时，美军共死亡128人（94人死于战斗行动中，34人死于非战斗情况，几乎都是因事故死亡。美军发生了两起事故）。英军死亡31人。
这一总伤亡比例是非常低的。1982…84年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损失了265人，其中241人死于保卫营地的战斗。二战中，美军平均每天有211人死于战场，越战中这一数字为18人。
这一低伤亡率反映了联军强大的战斗力与伊拉克的脆弱不堪。对于伤亡情况的回顾表明，那些在战场上受到最好防护的士兵是最不易受伤害的。这一点不难预见，防弹衣及重装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
然而，这一伤亡数字确实反映了极高的误伤率，可能至少有12个人死于误伤。目前，误击的具体数字还不清楚，但至少包括5起空中或地面火力向友军大打出手的事件。这一情况与海湾战争中147名阵亡人员中有35人是误伤至死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因为误伤的历史数据有重大的缺陷。在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基础上进行的趋势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这使人们对被动或交互式敌我识别系统的效果产生了疑问。比如，当3月24日，一架F…16CJ攻击了一个爱国者导弹阵地后，美军不得不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改进其敌我识别程序，增加了一套备用检查程序，使用另一套系统锁定怀疑目标的雷达。
现在还不清楚，付出额外的努力以减低误伤数字所能拯救的人数是否比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所能拯救的人多；也不清楚为了减少误伤数字而制定更为严格的开火规则是否由于同时也减缓了我方行动的步伐和杀伤力而使得敌人有更多的机会给我方造成更大的伤亡。要知道除了技术手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起作用。
在减少误伤方面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技术手段，而是与作战单位的战术规则、正确的火力支援协同方法、正确的战术地图、正确的武器状态控制以及兵力构成规则有关。技术手段有助于减少误伤。能够使用敌我识别技术及可视红外反射标志来确定友军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沙漠风暴行动后，这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而且随着未来的需求，这些技术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但是，在战场上误伤的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使技术有多先进，也不可能办到。这是军人的职业风险。无论如何，与沙漠风暴行动相比，在伊拉克战争如此快速的节奏与有限的时间内，误伤已经被大大减少了。
应该提到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步骤之一………第XXI号旅以下战斗指挥系统（FBCB2），还没有进入实用阶段。它应该在这次战争中首次亮相，但其发展得仍不成熟，不能用于战斗。这一系统由异频雷达收发机、C4I战斗管理系统和显示屏组成，可以跟踪友军和敌人的行动路线。它的显示功能相当先进，可以在部队运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进行跟踪。
这套系统第四步兵师使用得最多。原计划将这支部队通过土耳其部署到前线，但实际上当战争结束后他们才进入伊拉克。
现在还不清楚战场上应用了多少套该系统，效果如何，地面与直升机部队使用的程度如何。一份报告称，美军给了英军50套设备，自己手头有8000套，海军陆战队也买了一些。然而细节还不清楚，只知道第四步兵师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战术互联网。这一战术互联网由单通道地空无线电台、功能增强的定位系统和手持无线电收发器构成。其他部队使用卫星通讯。
FBCB2系统与空中力量的联网程度如何也不清楚。陆军的确有一套试验性的空中指挥控制系统（A2C2S），但却不清楚它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C4I系统，战斗管理、空中管制与告警系统有何联系。
（6）战后回顾兵力计划和增兵
任何战争都能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要多方面回顾兵力计划，根据战争经验更改计划，形成增兵计划，完成兵力更新及转化，而不是简单的兵力替换。国防部的行动正是据此展开的。拉姆斯菲尔德责成国防部长办公室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于2003年4月中旬拟制一份“战后防务评估”报告。
美军联军司令部也得到相似的指示。美国还进行了一项更为广泛的“全球态势研究”，以审核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方面所应采取的调整方案。战前，联军司令部就派遣了一支50个人的小组深入联军中央司令部中的美军司令部和每支部队。这些人与常驻诺福克联军司令部的另外20人会详细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
（7）维和与重建
联军在联合作战中取得的胜利不能与其执行维和以及重建任务初期所做的工作相比。一方面是比例问题：以集中摧毁其政权为目的的战略中没有提供兵力占领及保卫联军解放的地区，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国家。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战争中懂得了，在一个政权陷落后及民选领导人执政前的这段时间内，保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完成好这一任务。
军事方面的解释是：在联军迅速冲入巴格达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消灭那些反抗的军队，其次是保护伊拉克平民。在这期间发生的伊拉克部分设施遭抢事件，不在联军的优先处理范围内。
可喜的是，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使得第四阶段任务可以顺利地执行，即在把政权交给伊拉克人之前提供某种程度的和平与稳定。即使如此，联军也没有足够的士兵保卫伊拉克的每个街角和每幢建筑。因此，一些地方难免存在危险。联军地面部队根据有关情报和任务需要尽量将兵力集中于某些地区，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兵力保证任务的完成。
联军平时进行的是作战训练，但维和也是工作之一。实际上，至少有30％的联军士兵有在巴尔干维和的经验。他们知道怎样处理平民事务，怎样与当地人接触，怎样建立有当地人参与的组织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有时联军士兵破门而入是为了抢救伤员，但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破门后是该抢救伤员还是扣动扳机，做这项工作是需要相当敏锐的思维的。
在维和与重建开始的头几天存在的问题：
美军在巴拿马、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经验表明，当政权倒台后，为防止发生抢劫、平民骚乱和报复事件，建立一支受过训练的警察或军警队伍迅速进入城市是至关重要的。美军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而那些受过训练的国家却没有参加联军。结果是，目前在伊拉克参与维和的人都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或有此技能。
联军进行了成功的心理战，但他们没能让伊拉克老百姓明白他们如何恢复和平的计划，以及联军维和的可能行动。伊拉克人不知道联军到达后要做什么，许多人怀疑联军的目的及动机。
情报部门、军事部门及地区专家都提出了警告：联军不会被看作是解放者。相反地，可能会面临反西方或反殖民的敌对情绪和深刻的种族及宗教矛盾。
忽略了保护重点城区及政府部门。
战前及战争进程中，美军在计划及执行维和和重建任务时都没有与当地人合作。尽管计划制定得很细，但大多不是没有效果，就是没有巩固住成果。
对于如何处理出现的问题，在国际上达成共识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究竟是在联合国内寻求一致意见，还是在前述努力失败的情况下，拿出一套备份方案，似乎美英两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在战争进行中，联军依靠阿盟国家提供基地和保障，但在战后的维和及重建工作却没能从阿盟国家那里得到所需的支持。
美军缺乏懂得地方语言和习俗的人员，这些有限的人员一般都参与作战行动去了。伊军人员都有自己的目的和野心，执行这样的任务不可靠。
军方清楚地知道，敌人必须被彻底地打败，政权残余必须清除干净，一定要建立正规的秩序以保证战后重建。然而，军方却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及有效地训练他们来完成这一任务。前线及战斗部队没有受过如何对付抢劫和如何区分敌意或非敌意市民、游击队及正规军的训练。在许多方面，部队接受的都是非对称作战训练，而没有训练如何对待胜利后的局面。
解决建立过渡政权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半平民化的组织，在可能的第一时间内进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占领区接管政权。
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不在敌对环境下工作，但他们可以不顾危险从事短期的人道主义活动，帮助建立重建国家的基础，前提是要受到绝对的保护。相比之下，军方还不太适应为这些人道主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适宜的保护。双方都需要改变目前的做法。
西方的军队不是政治力量，像美英那样的职业军队认为维和与重建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实际上，非对称作战时代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局面意味着，维和与重建是任务的一部分。现代军事思想并非没有认识到结束冲突及军队在战后维和中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大战略和争取和平，人们总是更重视战术与战略和军事胜利。
实践证明，只是研究新的战争手段而不研究争取和平的新途径是十分危险的。21世纪里，为了结束争端、维护和平和重建国家而进行的规划与训练必须上升到以和平为目的的高度。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在大多数有限战争中赢得胜利，才能被认为是道义之师。因此，美英和其他参战国要想得到国内的、盟国的及其他国家的支持，联军内部必须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只有战败国在战后保持稳定的局势，才能真正达到战争的胜利。反之，即使军事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也不可能赢得和平。
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者花在赢得和平上的力气与花在赢得军事胜利的力气一样多。战争正义性的惟一依据就是最终结果。只是打败当前的敌人而没有为今后的稳定创造条件，就是为以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所以，维和与国家重建在大战略规划中的根本意义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比对于军事首脑更为重要。这就要求不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