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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达到瘫痪电网的目的而去攻击每个电站，就会用尽我方所有资源。实际上电网在某些方面是非常脆弱的。一场暴风雪下来，几条电力线路就会瘫痪，三四万人就会停电。为了瘫痪系统，没必要攻击其中的每个元素。
依效果中心理论，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当考察了每个发电站在电网中发挥的作用后，认为只需要攻击其中的两个电站就可以达到瘫痪敌方电力系统的目的。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条，其一，在地面造成的损毁很少，便于重建；其二，可以节省兵力打击其他的系统。这就为把战场上使用武力达到的特定效果与最终的军事及政治目的相联系提供了可能。
如果目标之一是不能攻击的，比如说，会造成很多平民伤亡，那怎么办呢？经过分析就会找到替代办法。也许多攻击另外的两个目标，同样能瘫痪电力系统。需要攻击的目标增多是其缺点，但其优点是在达到攻击效果的同时，没有造成太大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失。
也许还有一个更容易的解决方法，比如攻击电力线路而不是发电厂。例如，“联盟力量”行动中，当美军攻击南联盟的电力系统时，有些目标是不便摧毁的。因此，美军选择了摧毁250英尺高的电力供应塔。这些电力供应塔一般很难对付，因为防冲击能力是它们的一个设计特征，而爆炸冲击效果是炸弹的主要毁伤途径。但美军在没有造成平民或附带伤亡的情况下也摧毁了它们，从而瘫痪了整个电力系统。
所以说，达到效果的办法有很多。也许根本不需要轰炸任何东西。如果能够付钱给某个人，让他关闭电网，效果是相同的。沙漠风暴行动中，发电厂的操作人员都知道要把机器关掉，否则就会遭到轰炸。只要飞机飞到的地方，地面的灯火就会消失。所以可以说是飞机让他们把开关关掉的。
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没有必要攻击所有的东西，也没有必要摧毁所有的东西。如果对战斗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能够找出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少攻击几个目标，少用些弹药，减少或消除平民和附带损伤的风险。
问题回到了怎样进行并行作战。通过一个一个地分析所有系统，找到对付具体系统的方法，时刻不忘需要达到的政治及军事效果，美军就可以同时攻击大量的目标系统，这样一来，敌人的大系统就会开始从内部瓦解。
这并不是说可以期望电脑给出战争的答案，但它的确给美军提供了在减少可能伤亡及附带损失的条件下迅速有效地展开军事行动，达到预定的政治与军事目的的方法。
海湾美军制定的作战计划的复杂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军队。美军所有指挥员都在督促其部属贯彻效果中心战。传单是效果中心战的一个绝好例子。四、五十年代的观念是，要打败敌人，必须打败敌人的军队。现在只需解除敌人的武装。如果敌军看了我们的传单后知道还有比跟我们打仗更好的出路而决定投降，那么连解除武装都没必要了。我们的空中及地面行动要始终围绕期望的政治及军事效果。
只有当真正理解了所做的每一件事与指挥官既定的政治与军事目的的联系，这一方法才能起作用。空军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我们考虑的起点很高：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的任务是什么，我在战场上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我需要攻击什么目标，阻滞什么东西，捕获什么信息。于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很多方面都必须与政治目的相联系，否则就不做。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用来浪费。
但我们作为目标的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战争就是人与人的对抗。敌人也同样在思考。在考虑己方的行动计划及拥有的能力时，必须要预见敌人会有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把敌人作为一个目标系统看待，或者说，系统中的系统。这就能帮助你理解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找出各系统之间的薄弱环节，以便更有效地执行任务。
从空军的角度看，就是要把所有任务都集中于一个空军行动命令（ATO）。要综合考虑预期效果和可用兵力。坦率地说，这场战争中我们只有一个ATO，所以参战的飞行员都围绕这一个ATO服务，听从统一的指挥与控制。这是我们从“联盟力量”行动中费了些周折才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然后我们衡量计划打击的目标对于我们期望实现的效果所具有的价值，再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个计划中，就成了空军、地面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虽然也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但已经是美军历史上最具整体性的计划了。沙漠风暴行动中的美军各军种虽然并肩战斗，但不能说他们的作战方式已经溶合在一起了。
联军地面指挥部有一位空军少将负责协调空地行动，使各自的作战计划能更好地溶合在一起。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在海湾的所有美军人员能把不同军兵种的战斗力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综合起来，以达成可能的最佳战果，本身已经是一大成绩了。
未来肯定有机会做得更好。作战思想会不断涌现。联军司令部受命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评估。弹药、飞机和信息战能力都在增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我们运用效果中心战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迅速高效地战斗，从而缩短冲突时间。这是因为与一系列的消耗行动不同，我们有能力在短期内将对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彻底地消灭。
震慑思想也是建立在效果中心战思想基础上的。只有把敌人吓倒才能赢得战争。美军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军事行动一开始，就要让敌人迅速地意识到除了战死或投降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美军尽力让所有伊拉克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此一来，伊军选择放弃为萨达姆政权作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习惯性地想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些没有参与军事行动，也没有被纳入全民反抗计划之内的伊拉克老百姓如何理解美军为了减少附带损伤而做出的诸多方面艰难的努力。
一方面，“附带损伤”经常被错用。从军事角度讲，附带损伤的定义为：在正常攻击一个系统或目标时带来的可以估计到的损伤。比如，经过对一个目标的分析后，确定使用2000磅的炸弹。街对面的窗户被震破是意料中的。这就是附带损伤。即暴力使用的预期效果。
在附带损伤的计算中要考虑人员伤亡。在“联盟力量”行动中这方面的工作做了很多。在选择对目标的打击方式与时间时，总是尽量减少造成平民损伤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建筑物及人员两方面。
可见，附带损伤与意外损伤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都是不同的。当某件事出错时，就会发生意外损伤，弹翼开裂，导弹偏离航道，诸如此类。我们投下的每一件武器都是个机械装置，难免会出问题。当这个装置失灵时，就会产生意外损伤。
另一方面，情报也可能不完全准确。
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减少附带损伤及意外损伤，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我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意外损伤的可能。意外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这并不是说因为损失难以避免，我们就完全不放在心里。我们有一套方法处理此事。但是，如果遇到客观情况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这两种损失就都会发生了。
美军是如何做的呢？首先，美军是不会攻击无助于达到预期效果的目标的。比如面对一个碉堡，第一步考虑是解除其武装还是将其摧毁。理想情况下，能让里面的人关灯睡觉是最好的，然而，我们的能力还做不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实施物理摧毁。
在实施物理摧毁前，我们不仅会分析目标以决定使用弹药的威力，还会分析目标周围的环境，掌握这种类型的弹药会对目标周围的建筑产生的影响及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失情况。
如果在投掷炸弹的过程中，一片弹翼从激光制导炸弹上断落，炸弹偏离目标3000英尺，事先谁也不会计划到发生此事。这是意外损伤而不是附带损伤，如果有平民因此丧生，则属于平民意外伤亡。这里不想讨论法律上的界线，只是想强调尽管我们会努力减少附带损伤和某些意外损伤，但个别机械装置终究会出问题。因此，武装冲突中完全消除附带损伤、意外损伤和平民伤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使用大威力武器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还研制了制定计划的辅助工具，用于空中指挥中心。它可以更为准确地模拟一件武器击中某一特定结构后的爆炸效果。
比如，我们要攻击墙后的一幢房子。当估算可能的附带损伤时，没有考虑墙的影响，而依爆炸威力画了一个圆。实际上，因为那堵墙的存在，爆炸冲击波更象一个蝴蝶型。
通过这一工具，我们能对投弹区域的环境有更好的了解，从而能够考虑更多的事情，包括改变武器的尺寸，改变武器的爆炸时机（使其在地下爆炸可以进一步缩小爆炸威力），甚至改变攻击的角度。因为如果从某个角度攻击，就可以减弱所有的效果，而从另外的角度则不能。
这套工具只是空中指挥中心和航空母舰上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套。这些工具都是用来考察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将适当的武器投向适当的目标的多种可能方案的。效果中心战与附带损伤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减少附带损伤的最佳方法就是只打击需要打击的目标。
然而，从宏观上看，据目标分析专家的粗略的估计，伊拉克可能至少有50000个目标，包括了每一座桥梁、电站、军事基础设施和防空阵地。美军将它们逐个分类，并要求得到潜在目标的外观图像以及解除目标武装所采取的方法。
可是，当我们在制定计划时，明确了应该达到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所要取得的效果后检查所要攻击的目标清单时，就会发现需要攻击的目标不在那五万个之内。这里的每一个目标都要估算附带损伤。之后我们才能确信对目标已经了解得足够多，以致于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目标信息并不总是很充足，但我们能尽自己所知以决定对该目标采取的措施。在依据所要达到的效果选定了适宜的武器后，我们不但要考虑可能的附带损伤，还要考虑可能涉及的武装冲突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攻击那个目标的法律意义。之后，在计划的最后阶段我们会尽自己所能调整武器方案，再将任务交给空勤人员，力争在取得最佳效果的同时把可能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降到最低。
但这事实上是高级军事首脑非常难做的决定。什么样的误伤数字可以接受，什么接受不了没有明确的界线。也没有办法精确计算出一次行动可能的误伤数字是多少。我们会依据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类型、是住宅区还是商业区以及攻击的时间来粗略地估算这一数字。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高级指挥官会亲自核对有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攻击目标时造成附带损伤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因为它们附近也都是军事目标。
然而，有些目标的附带损伤是需要作出精确评估的，战场指挥官要决定什么数字，或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接受。答案不是唯一的。例如，一枚携带核生化弹头的飞毛腿导弹处于闹市区内，这枚导弹有可能袭击科威特或以色列，那么对这一目标的攻击造成的较大的平民伤亡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一枚存放于谷仓的没有弹头的导弹，我们不会冒险去攻击。在任何情况下，指挥官都要考虑攻击后的具体效果是什么，他们想达到什么目标，以及衡量能达到的效果与军事价值是否值得付出如此的平民损伤。
我们逐渐发现，JDAM的效果和精确度都比我们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中预期的要好。然而，大部分时候，激光制导炸弹和JDAM都被用来攻击地面出现的临时目标。飞机起飞时没有目标信息，目标信息要在空中接收。因为不知道目标的轮廓，可能会出很多问题，风险随之增大。但良好的预先计划有助于问题的改善。
JDAM的先进之处在于投放后会自主滑向目标，不再需要飞行员向目标照射激光，减少了飞行员的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战术空中管制部门和B…52的机组成员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有关B…52的附带损伤评估工作。许多人临上战场时才得到新装备。然而，空中作战司令部去年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给战场上的作战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