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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也是各不一样，但是却都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
在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便成了正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他们那时的情况，很是像老师和学生一样，辅导年龄才十岁的明神宗。他还为明神宗编写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不能不及时注意啊！”
听了这些话，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还有有一次，就是在张居正给明宗讲了一个：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看着这这么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张居正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埃”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所以朝政上的大事几乎全部都是由张居正来作主的。
而张居正又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在他所掌握了实权以后，就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些整顿。
而就在那个时候，沿海地区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
张居正在明神宗登基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帝师，并在万历皇帝登基后，还成为了首辅的大臣。而且他还和皇太后和太监的首领们配合的很默契，还在朝廷上下遍布亲信使自己的权力施行得得心应手，张居正的权力欲是极其高的，可以说明神宗在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时张居正死的时候，而皇帝这个位置可以说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其实，张居正不仅是在政积方面的功绩显著，而且他在军事方面也有成绩，他重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了外患。而且他还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为农业的发展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还有他在内政方面的功绩也是很显著的，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载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而言之，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张居正的功绩是最大的。
张居正的改革
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发展到明朝，皇帝在政治的政权的掌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就是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了，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明朝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
受命与难之时
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明朝。它的当时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自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就对处理国家事务有着至高无上的独裁权，而到了明初帝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所以，任何事情都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在那时皇帝是事无巨细，一切的事情都统统集权于皇帝一个人身上，君主的权力是高度膨胀，明朝的这种君主霸权是超过了历代的各个王朝的。
有时候事物发展到了它的极点之后，往往就会向它的反面发展，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担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到清末都也出现这种情况。
治国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如果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的话，那么政治的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们的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是最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财政上的困难是要比政治危机要紧迫的多。社会经济最困难的问题是土地的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如果说土地被兼并的愈多，那么国家的税收愈少。其中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在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要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当时的官员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在那个时候，国家穷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统治阶级中也并不是没有开明人的士力图改弦易辙，但是都很不风效。在嘉靖末年一个首辅徐阶下定决心要改变一下局面，还把那些激励自己的口号都贴到了墙上，吃和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而继任的首辅高拱，也是怀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还是不能够从全局出发，他驾御左右，最后还是被罢职了。
他们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他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的本的，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而张居正他看到了这种时局的败坏情况后，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而且他又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的健在的顾命大臣，所以他很能够得到皇帝的信赖。所以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也正是这，才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的。
成功之道
张居正采取改革，在当时是统治机构近乎解体的情况下，财政几乎是濒于破产的情况之下，从上到下而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的统治危机的举措。
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里所说的“刚过”，就很充分地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的势力推向了全国各地，因此他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他所采取的十年改革是从政治推向经济的，还从四个方面做出强国富民，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以下就是了所做出的一些改革。
1、用法作为理政的中心，以树信立于天下，从而让改革也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在以往的封建社会的改革中，大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然而，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还把那些不法的权贵看成了“权蝎”，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的主张。张居正的这种把改革方法，是将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不法的现象，以此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们，他的这一招可谓是明显的胆略过人的。
那时候，那些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恶势力们也是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