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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那些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恶势力们也是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张居正还依照当时的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他还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了一起，他还从规章制度上堵塞了漏洞，这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注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也下定了决心以此来作为切入点，痛加裁革，还扫除了多年积弊，使人民都得到实惠，这也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保证。
2、他还用理财的方式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得新政得到了财政收益在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而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为什么张居正在为政不久之后就能够取得中此大的成功。他办法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他是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了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他就是以这样的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来防范那些玩忽职守的现象的。
其次，他还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也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他还以追索田粮来评定政绩，就迫使那些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第三就是，作有人才，他用人是不局一格的，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他还认为立贤无方，也只有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他把改革推向高潮时，还特许府、州、县的众多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他还把各地的人才收罗到了中央，这就很快地组成了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还为建树新的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他还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以此来发展社会经济明朝所用的是一种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他还向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然而豪民之兼并不是得逞的。”所以要确实地做到了公私两利。
有时候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就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也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从而也就减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都能获得一些人身的自由，而这对促进商品经济的进步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张居正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还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在历来治河的方针中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人民的死活，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这不仅能够保障了生产，他还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4、提倡面向实际，以便民为原则，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在他从政以来，张居正就大力提倡治国理政的原则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所以张居正就对此笑一笑说道：“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张居正为了能够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很遗憾地位居高官，张居正认为对民间的管理不能是隔岸观花，应该让底层的官员们彻底的了解民间的疾苦。还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让他们要向实际，还提出了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结合起来做，在当时也是思想界的一大触动。
而对于那些利用天象灾异的借口来攻击新政的那些无知的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即使是风水再好，朽木也是不会再生，枯骨也不会再复华的，更何况能长保后代的富贵？他还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露在外面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他在《杂著》中又进一步的说明了，人畜死于雷击，只是因为偶然与雷的相撞，才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也并不是什么符咒显灵。张居正的这种无神论思想不仅有力的打击了当时的那种猖獗的迷信传教，还表现出他对祖宗家法的一种批判，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并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变动，它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也正是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所以才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新政思想系统，所以在他与那些反对派的斗争中，才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最终的把推进改革的时展。
然而对于他的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说过：“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5、以刚取用的品格
张居正的这十年成效得来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事一议都要历经很大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校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就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这件事张居正有很深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而在于当时的那种因循之时也只有顽强的破除积习，才能够更好地打开局面。而海瑞秉公执法，而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然而由于反改革的势力的无情反击，他只有在消除众多的阻力后，才能把新政引向前进的方向。
然而，反对派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声匿迹的，在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居下地一离开的话，形势完全可能会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