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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所以到这为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根据朝廷当时的旧规矩来说，京师的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能够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有人却传出一些流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在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也招致了一些非议，不知其中是否有弊，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证明，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流传了甚久，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像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是没有张居正那样的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的话，改革将会寸步难行的，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致使于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的强有力的反对派，也不象王安石的变法那样的几起几落了，新政也会因而而较少引起正面的冲突了，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还可以这样说，张居正的改革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张居正在他在主观上想把新政引向胜利的那种忠诚和能耐，到了16世纪后期，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的活动舞台，致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新又复苏的一个新的局面。
祸发萧墙
张居正所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其实也是预示身后隐伏的巨大危机，这也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在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在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了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在当时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而他所付出的一腔心血所建立起来的新政，都是付水东流了。
废除新政，最先是从放松驰驿的限制才开始的，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苦心经营十年的政果，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呢？从客观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皇帝态度的改变而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的年代，皇帝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的势是不能和他进行抗衡的，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在张居正身亡之后，反对派的们首先就从皇帝这下手，先取得了皇帝的支持，然而再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把当时所有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官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给清洗殆尽了。
张居正十年新政的功劳，就这样给毁于一旦了，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其实这也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的为王朝解除危机，但是最终还是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就像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是不例外的一个，和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
其次，致祸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思想的局限性张居正在改革中还提出了以近民便俗为依据，可以说这是很超群出众的一种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在16世纪的地主阶级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可以说是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开始走向下坡的道路，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而统治阶级的眼光也是愈来愈开始向保守的方向发展，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所提出的打击不法权贵是也是新政们最多的一个也是一个重头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还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贯彻封建法制，打击当时的那些不法的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能够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玻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
权贵的不法行为在经营后不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而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寸石望补天
张居正是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的一个改革家。在治学方面，人们称他是“最称严核”；在治家方面，人们又称他是：“教子极严”；在治国方面，人们又称他为：“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他是在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可是，他又是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这也是他在改革中失败的一个主观的原因。
张居正在生前也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没有深谋远虑的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他的继承人浮出来，以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眩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英明一世的张居正，他却偏偏毁在了偏好奉迎，不能发现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心异分子，才导致于他改革的如此失败。
熟读经书史籍的张居正，他不研究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只是一意孤行，有明人在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而个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而呈现在新政之中的。
也可以说这样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
张居正不顾一切的代价，来自已的改革来点燃新的火花，为衰败的王朝去赢取一点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