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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依然感兴趣，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于欧韩之间”，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清真雅正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是文学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点缀“休明盛世”的工具，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是曾国藩论文的出发点，曾国藩自称“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表明曾国藩是以桐城派人自许的，曾国藩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曾国藩的姻亲郭崇焘为曾国藩写墓志铭中说：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纯，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道：“载道者身，而致远者文。天地万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焉。”这段文字主要讲了曾国藩是“以宣扬，倡导程朱理学为功利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曾国藩以身处乱世的疆吏重臣，曾国藩生活的时代面临着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大搏斗。在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中，封建统治阶级遭到较为沉重的打击，程朱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纠其同党，以物质和精神各种手段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非常的重视文章的政治功用，大肆发扬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这表明了作为理学家与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曾国藩对文学功利的高度重视。
古代文人都是以读书和学符合统治阶级口味的东西来得到荣华富贵，利禄功名。因为曾国藩祖上没有什么功名，祖父、父亲希望后代有个做官的，以荣宗耀祖。可到父亲这一辈才出了一个秀才，所以曾国藩家族在乡里面前自感低人一等，因此祖父对曾国藩家教甚严，在很小的时候就将什么“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思想在曾国藩的脑中打下深深的烙樱后来参加朝试，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的这篇文章中曾国藩对“理”“命”“性”等概念作了唯心主义的阐释，去迎合道光帝的胃口，表现出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因此曾国藩被道光帝亲自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因而这件事更能体现出曾国藩文学思想的功利性。曾国藩的这一观点在《致刘孟容书》中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中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未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中文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人之行，以究求用心所在。“苟如道有所见，不物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只求以文字传后世。”其功利性的思想在上面的这段话中可见一斑。
三、不可掩盖的艺术性：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也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规律的一些认识，是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首先，曾国藩论“文”讲“气”“体”，能够大处着眼，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艺术特征。曾国藩在文章中曾写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弊端之一笔者，譬如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点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方可成章。”
曾国藩在这段话中，提出了文章的“体、气”之说，但重点讲的是自怎样才能有“体”，并认为不管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艺术上必须是完美的有机体，好比画一个人，大而四肢全体，小而衣褶面纹，全面贯注着勃勃生气。这般艺术效果的获得，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统帅全篇，如水有干流，山有主峰，画龙点睛，使各个部分的精神意趣皆有所归，这样的文章才算有“体”，才算“成章。”至于“气”，曾国藩论述中大体上具有互相联系的两个意思：一是指气势，二是指气质。曾国藩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龋”又了分段既要明晰，过渡又要巧妙，全篇需有严谨的逻辑性，这就是启发人去掌握文章写作的规律，而不是教人以个别开合照应的技巧。总之，曾国藩这样讲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立论很高而又有门径可循，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都超过了前人。
其次，曾国藩在自己的文学思想里又讲到了“情、”关系，“情、”关系。在“情、理”关系上，曾国藩重视自然天成之文，并说：“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是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不讲文法，而论“情、理”，其直接根源高屋建领，掌握了文章发展的根本，用来分析文章发展的历史，自然就顺理成章了，从而也就解决了长时间以来文章的抒情和明理之争。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情生文”指使文章产生与作者的感情，便认为“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被迫以倾吐之快”这便古人所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动而词发”的意思。二是“文生情”，指文章可以激发读者的感情，具有以情感人的效果，即“见文者披文以入情”的意思。在这里，曾国藩把创作和欣赏结合在了一起，对“情”，“文”二者关系说得非常的透彻，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眼光。
四、作为封建末代王朝忠实的维护者，曾国藩的文学思想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沉积，又是鸦片战争后期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在这上面有着近代文明折射的投影。曾国藩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封建礼治，围绕这一点，曾国藩不遗余力地吸取历史上各家的学说。博采众长，并突破传统的束缚，构筑起自己庞杂的思想体系，表现出超凡脱俗的识见，才具有魄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晚年遭遇滑铁卢
1870年，曾国藩的病情非常的严重，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了。当时；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像一座即将引爆的火药库，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天津百姓对洋人洋教的愤怒，焚烧了洋人的教堂。朝野震惊，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明明知道处理这桩涉外事件里外都不是人，可是被迫奉旨行事。从保定到天津，咫尺之遥，花甲之年的曾国藩却走了自己一生中最难忘，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段路程了。天津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走到这段路的最后将是广大人民群众把一顶帽子扣在自己的头顶：“卖国贼。”海内声讨一片，曾国藩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提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学子们砸烂。一代名臣落得如此的地步，可见宦海沉浮，仕途无常呀！1872年；曾国藩因病而逝世在南京的寓中，终年62岁。
该怎样评价曾国藩的一生呢？我想用这句“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来曾国藩是非常的准确吧！曾国藩似乎更像是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的劳累不堪的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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