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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像她父亲？”
“她承认你比他年轻十岁，但她总说你确实像他。”
我顿感十分沮丧。
两天之后，我发现她在等我——又是早晨８点，在我的办公室外面。
我紧张地打开门。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顾虑，这次没有关门。她坐在写字台前面，没有显得烦躁不安，仅仅注视着我。
“事情又发生了。”她说道。
“在教室里我没看过你一眼。”我回答。
“不，后来我去图书馆的时候，”她痛苦地吸了一口气，“还有，稍后些——我在宿舍里吃晚饭，又清楚地听见你的声音。我能断定当时你在自助餐厅里。”
“什么时候发生的？”
“下午５点半。”
“学时我正和系主任一起喝鸡尾酒。相信我，萨姆，我没向你传递什么信息。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你。”
“简直无法相信！你就是要我跟你上床！”
“我只想从系主任那儿拿钱，没考虑别的事。脑海里缭绕的只是尽力说服他。后来没有得到那些钱，我就气得什么也干不了了，只有喝得酩酊“你的声音——”
“那不是真的。假如我有意于你，干吗不承认自己做的事？当你问起我时，我干吗不加以证实？为什么我要否认？”
“我感到害怕。”
“你是因父亲而烦恼。”
“什么？”
“我的助教说你将我认作你父亲。”
她变得面色苍白：“那是秘密！”
“萨姆，我问过他。他不会对我撒谎。”
“如果你使我想起父亲，而我想跟你上床，那么我一定想要跟——”
“萨姆——”
“——跟我父亲！你一定认为我令人作呕！”
“不，我认为你脑子乱了套。你应该寻求帮助。你应当去看——”
但她没让我讲完。因蒙羞而涕泪交加，她歇斯底里地逃出了房间。
那是我最后见到她。一小时后我开始讲课时，她已不在班上。又过了几天，我从注册文员那儿收到一张留言纸条，通知我说她已经取消所有的课程。
我就不再把她当回事。
夏季来临，秋天接踵而至，然后到了１１月。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星期二晚上，我和妻紧张地熬夜观看电视里全国选举的结果，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担心。
凌晨３点，电话铃响了。那么晚了不会有人打电话，除非……
我去取冰箱里的啤酒时，铃声大作，震撼了我的大脑。我揉揉突突跳动的头颅静脉，警觉起来。我妻子琼也从起居室跑过来，瞥了一眼厨房间的电话。
“可能是朋友打来的，”我说，“有关选举的闲聊。”
不过我担心我的父母，或许他们中谁生了病或……
琼拎起了电话，我不安地观望着。
“喂？”她忧心忡忡地听着，然后皱着眉头将手捂在话筒上说，“是找你的，一个女人。”
“什么？”
“她很年轻，她要找英格拉姆先生。”
“见鬼，是个学生。”
“凌晨３点？”
我几乎忘了把电冰箱的门关上，气极败坏地猛力拉开易拉罐啤酒顶盖。
我的婚姻还算成功。我得承认我和她之间是有些磕磕碰碰，每对夫妻都如此。但是我们一直正视这类摩擦，因此过得快乐。琼今年三十五，很有吸引力，聪慧而耐心。但是她对我的信赖在那一瞬间明显地要经受考验。凌晨３点打电话给我的女人肯定与我关系不菲。
“让咱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抓起电话。为了向琼证明我的清白，我粗鲁地说，“喂，什么事？”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那位女性的嗓音脆弱而悲伤，有些颤抖。
“你是谁呀？”我气愤地问道。
“是我。”我在电话里听见一串细小尖锐的嗓音。
“什么我不我的？告诉我你的姓名。”
“萨姆。”
我的双膝发软，颓然倒在墙上。
琼注视着我说：“什么事？”她怀疑地眯起双眼。
“萨姆，现在是凌晨３点。究竟有何要事，致使你等不到上班时间再打电话给我？”
“３点钟？不可能。不，现在是１点。”
“是３点。以上帝的名义，萨姆，我还识别得出时间。”
“求求你，别生气。在我的收音机里，新闻播音员刚才报告说是１点整。”
“你在什么地方，萨姆？”
“在伯克利。”
“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姆，时区不同。在中西部，时间要晚两个小时。
这里是３点。”
“……我想是忘了。”
“太荒唐可笑了。你喝酒了吗？醉了吗？”
“不，并不完全是。”
“你是啥意思？”
“噢，我服用了药丸。吃不准是什么药丸。”
“哦，上帝。”
“当时我听见你的声音，你在对我讲话。”
“不，我告诉过你是你的大脑出了问题。那声音不是真实的，你在幻想——”
“你在召唤我，说要跟我上床。你要我来找你。”
“来依阿华？不，你得弄明白。别做傻事。我没有召唤你。”
“你撒谎！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不想跟你上床。很高兴你在伯克利，呆在那儿吧。去看医生。老天爷，你还没有意识到吗？那些药丸，使你听见我的声音，它们使你产生幻觉。”
“我……”
“相信我，萨姆，我没有给你信息。我甚至不知道你去了伯克利，你玖在离我有两千英里之遥。你说的事不可能发生。”
她没有回答。我所听见的是轻轻尖啸的静电声。
“萨姆——”
突然间出现了拨号音的嗡嗡声，我的心往下一沉。我惊慌地将听筒紧赃在耳边，嗓子发涩。我把电话搁回座架上时，身体显然在摇晃。
琼紧盯住我说：“那是谁？她不是什么‘萨姆’。她想跟你上床吗？在凌晨３点？你要的什么把戏？”
“都不是。”我一口气喝下啤酒，但喉咙仍然干渴。“你最好坐下来，我去为你拿啤酒。”
琼气得直揉她的肚子。
“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保证没有对任何人作非分之想。不过事情很糟糕，我很害怕。”
说罢我递给琼一听啤酒。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去年春天，上午８点我到了学校……”
琼心烦意乱地听着。后来，她打听萨姆的详细情况，当得知她相貌平平而可怜时，她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你说的是真话吗？”琼问我。
“我向你保证。”
琼打量我一番，“你没有怂恿她吗？”
“绝对没有。直到我发现她在等我时，都没有注意到她这个人。”
“有没有无意识地表示过呢？”
“萨姆也这样问过我。我仅仅是用我知道的最好方式在教学。”
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眼光移到那听啤酒上，“那么她是自作多情。你也帮不了她。我很高兴她搬迁到伯克利。处于你的地位，我也会害怕的。”
“我的确很害怕，她像个幽灵。”
下个星期六的晚宴上，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男女主人，其动机不仅仅是需要别人分担我的恐惧，而且因为那位男主人是我的朋友兼同事。他娶了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为妻，我需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忠告。
女主人黛安漫不经心地听我把经历讲到一半时，忽然挺直了身体，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惊得声音发抖：“怎么啦？”
“别停下来。还有什么？”
我皱着眉讲完了故事，静待黛安的反应。她没言语，反而给我斟了些红酒，添了意大利卤汁面条。
“你有些烦心。”黛安将她乌黑的长发捋到耳背后，“但是没什么。”
我便说：“我需要了解你的看法。”
黛安冷峻地点了点头，说：“仅仅根据你的叙述，我还无法作出判断，否则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假定……”
“仅仅是假定。她听见你的声音，那是一种严重的紊乱症状。例如妄想狂、精神分裂。那个开枪射击约翰·列农的男子，称其听见一个声音。曼森也是如此。萨姆的儿子也一样。”
“我的上帝，”琼插话说，“她的名字也叫萨姆。”琼将手中的叉子重重地放下。
“我想起了同样的事情，”黛安说，“查克，如果她把你认作父亲，她也许会对琼和孩子们构成危险。”
“为什么？”
“忌妒心。去伤害相当于她母亲或姐妹的竞争对手。”
我感到要呕吐，红酒在胃里变酸。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太妙。如果你继续拒绝她，她就可能危及你。她不再将你当做父亲，而把愤怒转向你，满怀醋意地针对你。她会以杀害你的方式，发泄对她父亲的挫折感。”
我惊恐万状：“真可怕。”
“你要理解我讲的是一种假设。有可能她在对你说假话，其实她根本没有听见你的声音。或者如你猜想的那样，那些药丸使她产生幻觉。可能存在多种解释。在没有见到她和未作适当测试的情况下，我不敢对她的症状妄作诊断。因为你是好友，所以我说了。也许她是嗜杀成性的人。”
“告诉我怎么办。”
“你先离她远点。”
“我在努力。她从加州打来电话，威胁说要回来见我。”
“告诉她断了那个念头。”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该怎样对她说。”
“建议她向专家咨询。”
“我曾经试过。”
“那就再试试。不过你如果在办公室见到她，不要和她一起进入室内。
可以找来其他人，大家在一起可以保护你。”
“但在早上８点，大楼里没有别人呀。”
“找些借口离开她。琼，如果她来到你们家，别让她进屋。”
琼脸色苍白：“我从未见过她，怎么认出她呢？”
“查克描述过她的模样了。不要取巧。不要信任任何长得像她的人，并密切关注孩子们。”
“如何看得住？吕贝卡１２岁，苏珊９岁了。我无法坚持让她们就呆在房子周围。”
黛安转动着她的酒杯，不再说话。
“哦，老天爷呀。”琼喃喃自语。
接下来的几周简直像地狱般难受。每次电话铃响起，我和琼都条件反射似的吓一大跳，呆呆地望着电话。不过那些电话均来自我们的朋友或孩子们的朋友，要么就是一些绝缘材料、杂志、宅基地推销商。每天我从楼梯间上楼去办公室时，都得鼓起勇气。我虔诚的祈祷总算没有白费，萨姆从未露面，使我的紧张感渐渐消除。我开始感觉她似乎不会再纠缠我了。
感恩节来临——这是我所知的最后一天和平的日子。我和琼去了教堂。
我们双方的父母住得太远，无法与我们共度佳节。但我们邀请朋友来吃晚饭，一起观看足球赛。我帮助琼做火鸡调料，还做了一些南瓜馅饼。那天我们邀请的是同事及其太太——那位临床心理学家。她问起那个学生是否还在骚扰我，我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咧嘴而笑，举杯庆幸。
客人们呆到很晚，跟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我和琼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但非常高兴，享受了精美的食品、醇香的美酒以及好友光临的甜蜜。午夜过后，我们把所有的餐具刷洗干净，然后上床，做爱，折腾到飘飘欲仙，酣然入睡。
电话铃突然响起，我像触电般地被惊醒，连忙摸索着去开床头灯。琼惊恐地睁开双眼，抓住我的手臂，用手指向时钟——恰好是凌晨３点。
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别去接。”琼说。
“假如是别的人来电话呢？”
“你知道不是的。”
“如果是萨姆，我不接的话，她就可能来我们家。”
“以上帝的名义，让她停止吧。”
我抓起电话，却觉得喉咙不听使唤。
“我来找你了。”电话里的声音在悲泣。
“是萨姆吗？”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我不会使你失望的。我很快就会到你那儿。”
“不，等一等，听我说。”
“我一直在听着，每时每刻都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里含着痛苦。你乞求我来到你身边，拥抱你，和你做爱。”
“那是不真实的。”
“你说你妻子妒忌我，那我会使她相信她并不公正。我还会迫使她让你离开她，那样我们就快活了。”
“萨姆，你在哪儿？还在伯克利吗？”
“是的，我独自一人过感恩节。我爸爸不想要我回家。”
“你必须呆在那里，萨姆。我没有跟你说过话。你需要忠告，得去看看病。你愿意为我这样做吗？就权当帮忙？”
“我已做过了。但甘佩尔大夫理解不了，他认为我所听见的是幻觉。他开我玩笑，没有意识到你是多么爱我。”
“萨姆，你得再跟他谈谈。你必须告诉他你打算做的事。”
“我不能再等了。我不久就去你那儿，要和你在一起。”
我的心狂跳，脑袋里嗡嗡作响。我软瘫了下来，手中电话被夺走。
琼对着话筒大喊：“离我们远点！别再打电话了！停止恐吓——”
她疯了似的盯住我说：“那边没有人，电话挂断了。我只听见拨号音。”
我尽可能快地将这件事记录下来。没有更多时间了，当时差不多是凌晨３点。
那天夜里我们不再试图重新入睡，无法做到。只得穿上衣服走到楼下，喝了咖啡。我们决定该怎么办。早上８点，等到帮孩子们穿好衣服送上车后，我们驱车去警察局。
他们同情地听完我们的叙述，但表示爱莫能助。毕竟萨姆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款。她在电话中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