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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贝卡在那年万圣节前完婚。双方父母的态度都很好。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寸步难行。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为了付房租、买吃买穿，以及给予他们应有的一切，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我和吕贝卡都有了职业：她在我们的高中里担任秘书工作，我在城里一家化工厂上班。
乔伊怎样了呢？他就是那个夏季赛上的“脚上功夫”约瑟夫。他担任耶鲁大学球队的接球手，而且已被美国国家足联选中。你见到他在“超级杯赛”中两次出场。毫无疑问你还在许多啤酒广告中见过他的形象。那个他打败五个摩托车手，然后走去酒吧要了一瓶啤酒的广告相当出名。
“哪种品牌的？”酒吧间侍者问，“那些家伙喝的是什么？”
乔伊说：“那玩意儿是给失败者喝的。我说要瓶啤酒时，指的是最上等的货色。”
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品牌。广告片帮他打进了影视圈。上个星期我看了《致命热点》，十分欣赏。那些动作棒极了，他的表演越来越好。
然而有些事……
我尽力解释吧。三年前乔伊回到这个城市来看望他的伙伴们。当他打电话给我时，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诧异，我的意思是他一直没有跟我怎么联系过。他邀请我去他父母家，一起喝啤酒。他真的喝做广告的那种品牌的啤酒。我在那儿时他还带我上楼去他过去的卧室。我们一起回忆美好的往昔。
他朝着那个破损的梳妆台方向大做手势。我如此忙于看他的人（见鬼，他毕竟是个影星），以至于最初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
随后我望了过去。
它在那儿。在他敞开的手提皮箱里，是“胡言乱语”！像过去一样的丑陋、可鄙、鬼鬼祟祟。我与以前一样受到惊吓。
突然我明白了：“不。你不是指……你难道就是偷走它的人？”
他只是笑笑。
“我以为是海斯教练。我想……”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我。”
我觉得人像被掏空了似的。我记不得此后我们谈了些什么。跟你说实话，那场交谈相当别扭。我喝完啤酒后，径直回家。乔伊遂返回好莱坞。
然而我是这么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儿子正在电视上观看一部影片——《大卫·科波菲尔》。我从来不看那类电影的，但我儿子有个读书报告要交，而他还没看过那本书。因此他搞了点欺骗手法，以看电影代替。我是帮帮他的忙。
影片结尾时，当大卫·科波菲尔成为一个胜利者，而他所有的朋友变为失败者之后，里边有一段表现了他的想法。“单有运气是不够的，”他说，“有天才也不够。你必须具有特殊品质。”
也许如此。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胡言乱语”之事；当时我没有去触摸那个雕像，结果就在那次比赛中摔断了胳膊。那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我继续留在球队，保持成绩上升，那么我能像乔伊一样去耶鲁大学吗？我也能成为一位成功者吗？我一直想着海斯教练和他获胜的运气。那种运气是那个雕像带来的吗？我无法相信。
但是……
我想起了乔伊——那位影星——手指着他从学校门厅里窃来的那个雕像。他高年级时干的。从那以后他就吉星高照，大行鸿运。
随后我又想到自己。我爱妻子和儿女。
但是今晚当我下班回家后，感到十分疲惫……那些账单……我儿子的牙齿需要畸齿矫正钢丝架，还有……
也许乔伊深谙个中奥妙。也许大卫·科波菲尔说错了。
也许这个世界不需要天才或品质。
也许它需要的仅仅是“胡言乱语”。
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
在我对这部小说选集的介绍中，我向诸位谈起过菲利普·克拉斯，以及他对我小说的影响。我还提及过影响非凡的第二位作家。事实上若不是因为他，我根本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就是斯特林·西利范特。
以下介绍一点背景。
在早些时候，我曾说明过我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我母亲不能在上班的同时照料我的生活，因此将我送进一家孤儿院，当时我大约４岁左右。我对那位最终到孤儿院认领我的妇女究竟是不是将我送到那儿的同一个人，尚心存疑虑。不过让我们假定她就是。结果她在挣钱谋生的同时，仍无法照看好我，便安排我去一个门诺派教徒农场生活。
在那儿我对自己归属问题的迷惑有增无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每个周五我被送上一辆大巴士开到城里，在终点站那儿母亲等候着我。每个周日，我又上一辆大巴士回到那个农场。有个小孩在另一农场寄宿，有一次沿着公路走时被一辆轿车轧死，母亲才决定把我带在身边一起生活。
如今，她改嫁他人——这给我带来一位父亲，她后来这么解释说。我当时非常渴望得到一位男性权威人物的爱，可惜她的新丈夫并未准备填补这个角色。如果我喊他一声“爸爸”，看得出他很不舒服。在以后的数年内，我一直将他视作陌生人。那场婚姻本身并不成功。母亲与我继父之间争吵不断，以致我对青年时代的记忆多半是一种恐惧。有许多个夜晚，那种争吵声震耳欲聋，使我不由得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我模仿影片中的场景，将几个枕头塞在床上的毯子下面，使其看上去好像我还睡在那儿。接着我爬到床底下去，在一个我希望得到保护的空间内断断续续地睡觉。
我们住处的楼下有一家酒吧，后来是一家汉堡包小店。我家没有足够白勺钱去买一台电视机或安装一部电话。作为星期六晚上的娱乐，我在收音机里听《枪烟缭绕》和《人猿泰山》，与此同时还注视着楼下胡同里那些酒鬼的殴斗。曾有一次我母亲出门去使用胡同里的付费电话，不料一颗流禅击碎了公用电话亭的玻璃。
我年纪渐长，发现了世间还有电影这种东西的存在。那些年代里，影剧院犹如宫殿一般，观众们不会在里边喋喋不休地嘈杂。为了挣钱去看电影，我在保龄球馆里为人家扶起被击倒的球柱。如果得不到那份工作，我将站在拥挤的公交车站假装没有了车费。总会有那么一位好心人给我１５美分，得到它后我会立即去一家电影院享受。
在电影院里，我坐在银幕前的黑暗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看了一场再看一场（那时他们时兴连放两部故事片），有时故意不出场，将同一部影片看两遍。到底是什么影片对我无所谓，尽管说实话对剧中的许多热吻镜头，我并不着迷。真正重要的是我可以逃离现实生活。
回顾往事，我原本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让别人转移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这好像有点合乎逻辑。不过在那段时间，我太茫然了，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想干啥。我曾与一帮街头团伙为伍。把上小学看做是对我消闲时间的干扰。到了中学时代，我稍有好转。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于是搬迁到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家里父母之间的纠纷也减少了。尽管如此，到升十一年级时，我还是一事无成。
在１９６０年秋天，除了对台球房和一天８小时电视节目外，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发现自己（就像平庸的扫罗（保罗信基督教前的名字），正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好似被改变我生活的一声惊雷闪电所击中。甚至直到如今，我仍能准确地说出这电闪的日期和时刻——１０月７日，星期五，晚上８点半。
那道闪电来自我的电视机，来自一部名叫《６６号州际公路》的电视连续剧的第一集。
那部电视剧讲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模仿杰克·凯鲁亚克，开着一辆“护卫舰”型轿车，穿越美国，以探究美洲大陆和他们自身。其中一人名叫托德，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富家子弟，他的父亲新近去世，留下一笔巨大的债务。当银行账户里的钱耗尽之时，仅余下托德那辆运动型赛车。他的搭档巴茨，是来自“地狱厨房”的一个粗鲁的街头少年，他曾在托德父亲属下的纽约码头干过活，因而与托德成为朋友。因为当时６６号州际公路是横贯美国的一条主要的公路，所以以它作为电视连续剧的名字非常完美。又因该剧讲述美洲大陆的内容和讲述托德与巴茨的故事之间平分秋色，所以制片商定将每一集片子的拍摄地点，安排在角色们应该访问到的地方，尽管好多方是远离６６号州际公路的：诸如波士顿、费城、比洛克西、圣达菲、俄冈市…
第一集《黑色十一月》，涉及到南部一个小镇，被数年之前的一个可怕的秘密事物所缠绕——用斧头谋杀德国战俘以及尽力保护他的那个牧师。我还从未见过那样的一个故事，没见过的不仅是那种神秘、悬念和动作（一个电锯吼叫着的场景栩栩如生地映在我脑海中），而且是通过写作来表现人物和现实生活的那种感染力。我发现自己正在迫切地等待星期五晚上再次来临——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临。剧中人物谈话的方式，他们表达的情感。
以及他们相信的价值观等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我，而且触发我的灵感。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研究片名序列。这段精彩的经历究竟是谁的功劳？有一集是关于墨西哥湾一些捕虾船的故事，其情节类似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另一集是关于洛杉矶市的一个街头团伙的故事，在道德败坏中穿插一些诗意般的对话。再下一集是关于凤凰城散布农药的故事，具有希腊。
神话的悲剧色彩。回想当时，我既不知道一星半点有关萨特之事，又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垮掉的一代的人生哲学。不过即便我不能将自己经历之事写出个名堂，它也使我感到自己有感情并理智地活着。马丁·米尔纳和乔治’麦哈利斯是电影明星，尽管他们的表演才能不凡，我仍然觉得自己难得如此着迷于场景背后的理念，着迷于创造出戏剧化的情景而且将台词（有时令人入迷的讲话能持续５分钟）放进演员口中的独创能力。赫伯特·B’伦纳德是制片人，萨姆·曼纳斯是制片主任。不错，然而……我随后想起另一个名字，应该突显在每一集影片的片头——斯特林·西利范特，那位作家。啊，天呀，这是我的新想法。
那个十一年级的学生，过去没有任何抱负的人，居然努力找到了那家“荧屏珍宝”公司的地址，那家公司名字排在片名序列末尾。因无法打字，我便寄了一封手写书信（说得更确切点是乱写乱涂）给斯特林·西利范特，询问我怎样才能学会做像他正在做的那样精彩的事。一周以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惊异），我收到他的回信——密密麻麻两页打字纸，其开头还为复信姗姗来迟而表示歉意。他解释说，他本来是会早早回信的，但收信之时他在一只出海的船上，所以稍后才写回信。他没有透露任何创作的诀窍，但实实在在地拒绝看我可能写出的任何文字（一方面出于我毫无写作经验，另一方面出于法律缘故），但是他确实给了我这句话：成为一名作家的方法就是写，除了写，还是写……
在写下数百万字之后，我仍然在写。若不是因为斯特林，我就不会上大举。也不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更不用说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就不会遇见菲利普·克拉斯，更不会写出《第一滴血》。我最激动的时刻，是在１９７２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斯特林打电话感谢我给他寄去了一本《第一滴血》，并说他很欣赏那本小说，很高兴从中受到鼓舞。“如果我是只猫，”他说，“我就会满意地喵喵叫。”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却未见过面。直到１９８５年夏天，他提议我去洛杉矶与他共度７月４日的那个周末，我们才得以见面。离我首次读到他的作品之后已有２５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跟他见面。他身材矮小而结实，面带豁达的微笑，绅士般的容貌，一头灰色的短发，慷慨而和善。我就像来到一位我从未谋面的父亲跟前，与他面对面似的。最后，绕了个大圈子，话说到头来，言归正传，他将我的小说《玫瑰奖同人》向全国广播公司推荐，建议他们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短片。１９８９年在“超级杯”赛之后，播出了那个系列剧，它是当时电视里引人关注的热点。当我看到片头名单以及又一次见到神奇的几个字时，由于敬畏我瞠目结舌——执行制片人：斯特林·西利范特。
此后不久，斯特林告诉我：他从前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泰国，现在正准备回去。他在贝佛利山庄举行了现场旧货出售，然后搬家去曼谷。他享有自由写作的舒适环境，除非他自己提出，写作并无交稿最后限期。虽然我们常谈起我要去拜访他，但是我们各自的时间表一直有冲突。我跟他惟一联系的渠道仅通过频繁的传真。真正令我痛惜不已的是在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６日早上８点过后不久（因为与《６６号州际公路》初次登场的时间相对照，我确切地记得那个时刻），我正在吃早饭，一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