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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大笔钱。第二部影片将会是一座金矿。我在寻思他是否只打算为自己赚钱。
当我和吉尔从作家协会观看一部名叫《东方森林中的平民》的新影片归来时，韦斯的摩托车就停在我家外面。夕阳西下，那些帆船的侧影映照在深红色的海洋上。韦斯正坐在从玫瑰园通向我家的那条蜿蜒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个啤酒易拉罐。他还是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T恤衫的雪白和他皮肤的黝黑相映成趣。但是他的双颊比上次我见到时更为憔悴。
我们之间的交流已变成一种仪式。
“你赢了？”
他笑了，竖起一个大拇指：“你自己呢？”
我马上笑着回答：“我一直尽力与你取得联系。”
他耸耸肩：“是呀，我一直在飙车。我需要一段停工时间。离开公众的注意，还有……吉尔，你好吗？”
“挺好，韦斯，你呢？”
“第二回合才是最艰难的。”
我想自己听懂了他的意思——努力再次成功。然而此刻我在琢磨。
“留下来用晚餐吧？”吉尔问他。
“我很乐意，不过……”
“务请留下，不会添什么麻烦。”
“你能肯定？”
“甜椒在瓦罐里蹲了一整天，另外还有玉米圆饼和色拉。”
韦斯点了点头：“对了，我妈妈过去常爱做甜椒小菜。那是在我爸爸去世以后、妈妈染上酗酒习惯之前的事。”
吉尔紧锁眉头。韦斯没有注意到她的表情，只是凝视着他的啤酒罐。
“此后她就根本不做饭菜了，”他说，“当她进医院时……这是回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事了。哎，癌症要了她的命。市政当局将我送到养父母的家里。我想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变野的。”
在沉思中他喝干了那罐啤酒，而且旁若无人，后来才仿佛想起我们在场，眨眨眼说：“一顿家常饭菜将是上等佳肴。”
“很快就端上来。”
但是她仍然显得不安，我正要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进屋了。
韦斯伸手拿起玫瑰丛中的一个纸袋，说道：“不管怎样，老兄，”他递给我一罐啤酒，“你还要搞另一部电影吗？”
“同行们说大家都在抢你。”我坐在他旁边，凝视着大海，拍拍啤酒罐上的拉环。
“是呀，然而咱俩难道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是作家兼导演，我来演戏，就咱俩，没别人。”他用肘部轻轻推了推我的膝盖，说，“那个合同是这样的吧？”
“如果你这么说，那就算是了。从现在起，你已有能力去做任何你愿做的事。”
“得了，我要的是一位朋友，我所信赖的人，在我犯傻时能提醒我的人。而其他那些家伙，在他们认为能挣到一个子儿时，会不顾一切地让你去干任何事，哪怕把你毁了也不在乎。我已汲取了教训。相信我，这次我不套干砸的。”
“故事倒有一个。”我有点含糊地说。
“咱们听听故事的构思吧。”
“我一直努力构思。咱们先考虑一下现实。观众喜欢你扮演的动作角色。可你如果总是塑造叛逆的形象、反传统的角色，也不太好。你不妨演个保镖形象怎么样？我们设想他既年轻又粗犷，给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当保镖。
比如像能提醒我们想起玛丽莲·梦露的那类女明星。按照情节，他暗恋那位女明星，但又不便向她吐露真情。后来女明星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警方说这是一件自杀案件，各家报纸也随声附和。但保镖不相信她会自杀，他发现了谋杀的证据。他对那种掩盖罪行的做法感到愤怒。他怀着悲伤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结果差点给一伙人杀死。现在他更加愤怒，因为他了解到，下令谋杀那位女明星的竟然是她那位著名的情夫——当今美国总统——当时正值大选年，那位女演员正准备写文章将她和总统有染的事情公诸于众。”
“我认为——”他喝了啤酒后说，“拍摄地点可在俄克拉荷马。”
“还有芝加哥和纽约。这片子会激起政府当局的强烈反应，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值得同情的英雄。”
他笑嘻嘻地问：“咱们啥时候开始啊？”
我们就这样对影片《鸣冤》达成协议。
我整个晚上都兴奋不已，但是后来——在我们愉快地吃了一顿晚饭，韦斯开着摩托车离开之后——吉尔对我的盲目乐观扎了一针。
“他谈的关于在俄克拉荷马的那些事，比如他的父亲弃家出走，他母亲酗酒而且死于癌症，他到养父母家……”
“他的话让你心烦，我注意到了。”
“你整天只顾忙着写东西，连那些有关他出身背景的小报都没留心过。”
我将一只碗放讲洗碗机内。问道：“是吗？”
“韦斯来自印第安纳州。他是个弃儿，在孤儿院长大。可他向你介绍的出身背景却不是他本人的。”
“那么是谁的……”
吉尔注视着我。
“我的上帝，可别是迪肯的背景。”
于是接下来的事，就像从盒子里蹦出一张鬼脸盯着我一样。韦斯与迪肯长得像，这可以说是巧合，是命中的注定，就像上帝赐予他一般。但是其他方面——如行为举止、穿着打扮、嗓音特点等——却是刻意模仿。我知道读者诸君心中所想的是——我前后矛盾。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我认为他的样子十分自然，不可能有意模仿迪肯。当我意识到他的测试镜头在所有方面都和迪肯在《生的权利》中干草棚那场戏的表演相同时，我不相信韦斯是刻意复制那场戏。因为测试镜头给人的感觉十分自然，不是模仿。那是对迪肯的尊崇。
然而如今我清楚了。韦斯是在刻意模仿。但令人恐惧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模仿，他已完成每个演技型演员的终极目标，他不是在演戏，他也不是假装成迪肯。实际上他在演绎自己的模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开始时他无疑是有意识地在扮演这个角色，到后来自己就变成了这个角色。韦斯·克兰只是存在于姓名中，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思想、他的身份等不再属于他自己，它们属于一个死者。
“这是什么见鬼的玩意JL？”我问道，“是《三面夏娃》？西比尔的作品？”
吉尔忧心忡忡地望着我说：“只要它不是《变态狂人》。”
我该怎么办？去告诉韦斯他需要帮助？去作一次贴心的交谈，劝他走出错觉？但这样的交谈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我们没有把它付诸行动，无论如何他不是危险人物。恰恰相反，他的行为举止没有差错。他总是说话文静，还带点幽默。此外演员们常用各种方式使自己兴奋起来，自然会显得有点古怪。我想，要采取的最好行动就是等着瞧。另一部影片即将开拍，好像不存在什么捅娄子的感觉。如果他的错觉变得具有破坏性……
他与全体演职员相处当然没啥困难。轮到他的戏时，他提前半小时到场。他熟悉台词，总是花上几个傍晚和周末——无偿地与别的演员一起排练。连制片厂副总裁也承认样片相当棒。
惟一的麻烦迹象就是他热衷于赛车和骑摩托飙车。因为替他支付的保险金过高，制片厂副总裁非常生气。
“嗨，他需要释放一下，”我说，“他的压力太大。”
我承认我的压力也太大。这次我的预算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我不想为了让我一手推出的影星走出错觉而毁掉影片。
影片按拍摄计划拍到一半时，韦斯来对我说：“看见了吗，不开玩笑。
这次我表现良好。”‘“嗨，我十分感激。”他用“这次”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各位也许在想：如果我对他的关心多于对自己的影片，就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但是我真的关心了——正如你们即将见到的那样。但没有用。要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悲剧。
影片《鸣冤》取得了比《外国雇佣军》更大的成功。在世界各地的总收入为两亿美元。根据《综艺》杂志预测，下一部影片的总收入甚至更可观。
当然啦，下一部——即第三部影片。但在我的脑后有声音在威胁说：对迪肯来说，“三”可不是个幸运数字。
在与制片厂进行一次正式会谈之后，我离开会场朝我那辆新的法拉利轿车走去——它停在专用停车场内。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透过伯班克的烟雾，瞥见一个留着长发和络腮胡子的男人朝我奔来，他穿着一件缀有珠形饰物的瑟拉佩和一双凉鞋。我不知道在瑟拉佩下面他有没有穿哈玩意儿。
我认出了他——唐纳德·波特，迪肯的朋友，他在《生活权利》中有几场戏，在迪肯去世后重新对该片录音时，他模仿了迪肯的声音。如今波特得有五十来岁了，但是看他那副打扮，似乎６０年代永远没有过去。而且嬉皮士风格仍然存在。２０年前他主演并执导了一部轰动一时的青年影片——片中充斥着吸毒、摇滚乐和性。有段时间他曾在圣达菲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制片厂，但是他执导的第二部影片却搞砸了。在影坛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他作为一个演员再度出来。看到他那身装束打扮，我实在不明白他怎么骗过大门的保安人员。并且由于我和他互相认识——我曾经改编过一个电视剧，正好他在其中担任角色，因此我挺担心他跟我要份工作。
“我听说你在这地方，一直恭候着你。”
我盯着他赤裸的双腿。
“对这身装束感到诧异吗，伙计？”他对自己做了个滑稽的手势，“在此开拍的一部电视剧里我扮演了个角色，该剧名叫《迷幻药》。”
我点点头说：“汤姆·沃尔夫原著，肯。克西改编。别告诉我你在剧中扮演——”
“不，我扮演克西太老了。我是尼尔卡西迪。他与凯鲁亚克决裂后，便加盟克西，为‘快乐的恶作剧者’开大巴士。你知道，都是一车子垃圾，伙计。卡西迪从未像这种打扮，他的穿戴类似迪肯。要不就是迪肯打扮得像他。”
“哦，不错。嗨，很棒。很高兴你的一切进展顺利。”我转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等一下，伙计，刚才并不是我要对你讲的事。韦斯·克兰这个人，你认识？”
“不，我……”
“迪肯，伙计。听着，别对我说你没有注意。见鬼，伙计。我模拟过迪肯的声音，我了解他。我是他的朋友，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克兰的嗓音比我更像迪肯。”
“是这样吗？”
“这不可能。”
“因为他干得更好吗？”
“太残酷啦，伙计。真的。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事。我并不想让你认为我又在吸毒，我发誓自己是清白的。仅仅一点儿大麻，喏，瞧这些。”他的眼睛明亮得像天上的新星。“我现在笃信星相预测命运，一种占星术。星相啊。对于一个电影演员来说，了解星相是好事情，你不这样认为？星相啊。
在星相中有许许多多真理。”
“你别吸多了毒品乱说话。”
“你这么看吗，伙计？哎呀，听我说。我想我亲自看看，因此我查明了他的住处，但是我没有去那里。想知道为什么吗？”他不让我回答。
“我不必去。我认出了他的地址，那地方我以前去过上百次。当时迪肯就住在那儿。”
我不禁往后退缩：“你已改变了话题。这事与星相学、占星术有何干系？”
“克兰的出生日期。”
“怎么啦？”
“就是迪肯死的那一天。”
我发觉自己快要停止呼吸了：“那又如何？”
“更见鬼，伙计。别佯装那是巧合，都有星相为证。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克兰如今是你的面包和黄油，但是从现在算起，四个月后那趟挣外快的列车将要终止。”
我没有回答。
“克兰的生日要到了，就是迪肯去世的祭日。”
当我深入研究那句话时，就发现其他相似的地方。韦斯将满２３周岁——正好是迪肯死亡时的年龄。而且韦斯即将完成他的第三部影片——迪肯第奎部影片中的相同地点，当他……
我们正在拍摄我写的那部影片《横冲直撞》。该片讲述一个来自粗俗社区的年轻人，他返回该社区教书，一伙本地的流亡民骚扰他和他的妻子，直到后来他找到惟一能摆脱的方式——那就是以暴制暴（他曾经也领导过自己的帮派，后来脱离了）——回归到充满暴力的生活中。
让剧中人物骑着摩托车恢复其魅力是韦斯的主意。我不得不承认那个意见具有商业价值，摩托车比赛赋予韦斯一种出名的激情。但是我也感到担心，尤其是当他坚持要玩特技时，我更加忧虑。
我无法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忧虑。似乎在他前两部影片中他努力表现的模范举止给他的压力太大了，突然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常常迟到，在摄制现场喝酒，滥搞恶作剧。有一次恶作剧，他点燃的爆竹溅落的火星烧掉了换服装的活动房车。
他所做的一切等于是自掘坟墓。他完全把自己与迪肯等同起来，结果导致他走向相同的结局。
正如迪肯在拍最后一部电影时的情况一样，韦斯开始显得颓废：双颊凹陷，歪眉斜眼，像缺吃少睡一样佝偻着身体。他日常拍摄的镜头实在太丢人。
“我们怎能设想请观众掏钱去看这种狗屎表演？”制片厂副总裁不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