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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迪肯在拍最后一部电影时的情况一样，韦斯开始显得颓废：双颊凹陷，歪眉斜眼，像缺吃少睡一样佝偻着身体。他日常拍摄的镜头实在太丢人。
“我们怎能设想请观众掏钱去看这种狗屎表演？”制片厂副总裁不禁质问道。
“我得把镜头从他身上移开，镜头对准和他谈话的角色。”我心慌意乱地说。
“此话似曾相识。”站在我身边的吉尔说。
我懂得她的意思。我曾经指责过影片《撕毁的诺言》的导演，如今我会变得和他一样。
“得了，你难道不能控制住他么？”副总裁问。
“这倒挺难，这些日子他面目全非。”
“见鬼，如果你控制不了，也许换个导演能做到。这一揽子买卖已耗费我们五千万美元。”
这种境遇使我如坐针毡，我几乎要告诉他收回那五千万美元，而且……
突然间我明白了他施加给我的这种压力，我便挺直腰板说：“放松点，只要给我一个星期。如果到时候他还没有改进，我会很乐意偃旗息鼓。”
“这可是你说的。就一个星期，朋友，否则免谈。”
早上，我等候在他换服装的活动房车内，像往常一样，韦斯又迟到了。
站在敞开的房车门口，他躲开我的眼神。“如果这不算是告诫，”他摇摇头说，“没错。正是我被人认为要玩花招——我们在拍的这部垃圾影片叫什么名字来着？”
“韦斯，我想跟你谈谈。”
“嗨，有趣的事。又是老一套，只要让我有工夫拿一罐啤酒，好吗？”
他摸索着将房门一关，在阴暗中歪着身子走到一个小型冰柜跟前。
“尽量让你的头脑清醒些，这很重要。”我说。
“对呀，当然哕。”他“砰”的一声将啤酒罐上的拉环揭去，让冰柜的门敞开着，就痛饮起啤酒来。随后他擦了一把嘴边的残液，说，“但是首先我需要帮一个忙。”
“那得看情况。”
“我不必请求，你是知道的。我可以我行我素。我在努力表现得有礼貌。”
“什么事？”
“星期一是我的生日，我希望那天请假。在索诺那有场摩托车比赛，我想去那儿度过一个漫长的周末。”他说罢又喝下更多的啤酒。
“我们之间曾有过一个协议。”
他皱起眉头，啤酒顺着下巴往下滴。
“我写剧本又兼导演，你当主角。就咱们俩，没别人。”
“是啊，怎么啦？我信守合同。”
“制片厂给我一星期时间规范你的形象。要是办不到，我的拍摄计划就完蛋。”
他轻蔑地说：“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干了我就罢工。”
“没那么简单，韦斯。现在他们并不急着根据你的愿望去做事。你正在失去影响力。你还记得为什么你喜欢我们组成一个团队吗？”
他犹豫起来。
“因为你需要一个朋友，使你不至于重蹈覆辙，使你不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得了，韦斯，你现在干的都是些啥事呀，简直是一团糟。”
他喝干了啤酒，将易拉罐捏扁，噘起嘴唇，气鼓鼓地说：“就因为我过生日要请一天假吗？”
“不，是因为你把自己和角色混为一谈了。你不是詹姆斯·迪肯，可你相信自己是，再说星期一你将死于一场车祸。”
他眨眨眼，旋即又讽刺地说：“哦，原来如此，现在你是算命先生了？”
“一个半拉子精神科医生。你无意识地要去完成一个传奇故事，从你一贯表现来看，两个人命运相同的说法十分准确。”
“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告诉过你——我不喜欢那些胡言乱语！”
“那么就去证明它。下个星期一，你别靠近摩托车、汽车，甚至一辆微型单座竞赛汽车。你来制片厂就别喝酒，你尽量把工作干好。然后我开车将你带去我家，为你举行一个私人聚会。就你、我和吉尔三个人。她答应为像你做一顿你喜欢吃的饭菜：带骨牛排、烘烤豆子和蒸玉米，家制的生日蛋糕巧克力；还有你喜欢的各种厨艺。然后你就留宿在我家。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便将詹姆斯·迪肯抛在脑后，而且……”
“什么？你说什么？”
“你将会有迪肯从未有的职业成就。”
他的目光看起来有些捉摸不定。
“要么你去赛车，毁了你自己，也违背了你的诺言。你和我们在一起。
是一个团队。不要背离我们的合同。”
他浑身战栗，似乎要垮掉。
在一部电影中故事已经达到高潮——他如何在生日那天没有参加赛车，我们如何举办一次私人聚会，还有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就在我们的客房里就寝。
如此这般就幸存下来。
然而实际上发生的事读者诸君往下看。在韦斯生日后的那个星期二，他在拍戏时忘了台词。在镜头前他已无法表演，甚至嗓子都走了调。星期三的情况更糟。
但我要说的是下面这件事。韦斯的生日那天，正好是迪肯的忌日。韦斯从容不迫地出现在拍摄现场，履行我们的协议。在韦斯的演员生涯中，他这次的表演最为杰出。那是登峰造极的表演。我时常怀着深深的敬意，观看那些场景的录像带。
当天摄制的镜头确实十分卓越，使得制片厂的副总裁同意我们完成该片。
不过那位副总裁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随意杜撰出影片余下部分的情节。一夜之后，韦斯就黔驴技穷。很多镜头无法公开，我只有束之高阁，送出的是一大堆凭空想像剪辑出的镜头，而且内容不伦不类，还是依靠唐纳德·波特的可贵帮助才得以出笼。韦斯最后的大部分台词都是他的配音。
“我早就告诉过你，要相信星相、占星术。”唐纳德如是说。
直到我将四个场景的样片拿给一位我认识的声音专家看时，我才相信了他的话。那个声音专家擅长将人的声音通过计算机处理，制成可视的曲线图。
他将曲线图在我面前展开，对我说：“有人跟你开了个玩笑，否则就是你在戏弄我。”
我觉得有些站立不稳，只好将双手扶在他的办公桌上，问道：“是怎么回事？”
“第一卷胶片使用的是《生的权利》中迪肯的场景，以此为标准，第二卷胶片比较接近。但是第三卷胶片便毫无类似之处。”
“那么开玩笑的情况出现在何处？”
“在第四卷胶片里。它和第一卷匹配得天衣无缝。到底是谁骗谁？”
在第一卷中是迪肯的原声；在第二卷中是唐纳德·波特的配音，声音接近迪肯，是他在影片《横冲直撞》中为韦斯配的音；在第三卷中是韦斯本人的声音——我之所以不能使用《横；中直撞》中的原声，是因为韦斯的声音技巧已经十分糟糕。
那么第四卷胶片的录音剪辑是怎么回事呢？声音和迪肯一模一样，可以确信无疑。又是韦斯的杰作，原来就是他的测试镜头，模仿《生的权利》中的场景。
韦斯不见人影。毫无疑问，他的声音技巧崩溃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永远也不能当耀眼的明星了。我不断地打电话找他，却从未得到回答。于是便有了我的倒数第二次寻访，我驱车去沙漠附近他那个肮脏的住处。曼森部落已不复存在，在户外只停放了一辆摩托车。我爬上向阳的门廊，敲了敲门，没听见任何动静，便自行打开了房门。
屋内拉上了窗帘，里边光线很暗。我沿着门厅走进去，便听见疲惫的喘息声，朝右拐就进入了一个房间。
喘息声此时更响了，更加刺耳，更加憋不住。
“韦斯？”
“别开灯。”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呀，朋友。”
“不要……”
我却将电灯开亮了，所见情景使我翻肠倒肚。
他颓然跌坐在一把椅子上，说是钻进椅子好像更为准确，整个儿一具正在腐朽、分解的躯壳。他的脸颊塌陷下去形成两个坑，显出牙齿的形状。在他周围的地板上，有一堆腐烂的蔬菜汁水已形成一个小水塘，正散发出恶臭。
“我应该在生日那天去参加赛车，是吧？’’他说起话来就像从喉咙缝隙里蹿出的哨音。
“噢，见鬼吧，朋友。”我哭了起来。“仁慈的上帝，我本该让你去的。”
“帮帮我的忙，行吗？现在把灯关了，让我平静地离去。”
我本来有太多的话要对他说，可是竟无语凝噎。我感到肝肠寸断。
“好搭档，”他说，“我想咱们最好淡忘合同之事。我们不再有共事的机会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一定有什么事我能——”
“是啊，就让我按照需要的方式结束自己。”
“听着，我——”
“离开吧，”韦斯说，“让你呆在这儿，听着你对我的怜悯，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但是我关心你，我是你的朋友。我——”
“正因为这样，我知道你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在他喉咙口的洞里又发出了哨音——“还是离开吧。”
我站在黑暗中，倾听着他发出的其他声音：腐烂的声音。“医生。医生一定有办法能——”
“去过。做过。我的毛病没有哪个医生能治。眼下如果你不介意……”
“我能做什么？”
“你是不速之客，请出去。”
我又静待了很长一阵子，只好说：“……好吧。”
“我很喜欢你，伙计。”他说。
“……我也如此。”
我晕头转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外。亮晃晃的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从那问屋子带出来的臭气还不能从鼻孔里除去。我无力地上了旁边的汽车。
第二天我又开车外出。最后一次吉尔跟我一起去韦斯家——但他已经搬走。此后我再也不知他的下落。
这便是故事的结尾，也是韦斯演艺生涯的最后片段。虽然他的天才已尽，但是他的意志长存。
还有他出演的影片，将永垂不朽。
瞧，特技效果非常可贵。电影制片厂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削减成本。
他曾经告诉我：“淡忘我们的合同。”我过后方才明白他的寓意——在他最后出演的一部影片中他甩开我独立拍片。但是他没能名列在影片开头或结尾的字幕中。影片名为《来自地狱的蛇神》。还记得贝拉·卢果西被埋葬在“吸血鬼”岬之前，在他最后一部红极一时的影片中的非凡表现吗？贝拉的卓越表现堪与韦斯媲美。在峡谷我和吉尔一起看过《蛇神》影片。放映生意好得出奇，我和吉尔几乎没得到座位。
吉尔和我都泪流满面。
这个该死的小镇。无人关心它的所作所为，只要能吸引观众就行。
当银幕上的韦斯阔步走向女主角时，观众们大声喝彩。
但是他的下巴脱落了。
橙色代表痛苦，蓝色代表疯狂
在１９８６年，即前一篇小说发表一年之后，我作出一个令我和别人同样吃惊的决定。从１９７０年起，我一直在依阿华大学从事美国文学教学工作。
我提升了职称，并获得聘任和全职教授的职位。我全身心地喜爱教学工作，跟那些渴望学习的年轻人相处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所大学的氛围和同僚朋友们给我的激励，一直持续了１６年。
然后在某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再有精力投身于两份全职教授的工作了。我的脑海里充斥着每周工作７天的回忆。要兼顾教书职责和写作，需要我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而且在我家人已经酣睡之后，我得保持清醒状态。请上一天假，或者过一个悠闲的周末，对我而言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尽管教书是我所爱，同时写作也是我的热情所在，但是当过度疲劳终于将我压垮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位“举止温和，但喜欢事事跟人对着干的教授”
（正如一位批评家如此称我）将采取什么行动了。在１９８６年秋天，我辞职离开了那所大学。
生活的变更是件痛苦的事。毕竟，学术生涯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比我在依阿华大学工作的岁月更长——一直可追溯到１９６６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升入研究生院。尽管如今我拥有这份难得的享受可以专职写作，但我仍然十分怀念课堂。我时常反省自己的抉择。但是几个月过后，写作和教书对我而言突然变得都无关紧要了。
１９８７年１月，我的儿子被诊断为骨癌。从那时起直到当年６月他去世为止，眼看着马特遭受感情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如同梦魇般起伏跌宕，我简直怀疑我快发疯了。我对自己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发生，这不是真的。但是令人绝望的是这是真的，而我发现自己很想逃离现实。当我坐在马特的重症监护室内，注视着他那受到脓毒性休克蹂躏的昏迷的躯体，我惊异地发现车中拿着斯蒂芬·金的一本小说。斯蒂芬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认识马特，好心地写了几封信给他，还送了他一些摇滚乐磁带，试图分散他对病痛折磨的注意力。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的恐惧中阅读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在我看来显得有违常理。然后我想到，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为防止现实生活中的恐怖而设置了一道屏障，这实在是有点自相矛盾。我不禁回想起那些忠实的读者如何经常写信给我，描述他们生活中的灾难——死亡、婚姻破裂、失业、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等——告诉我说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