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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含咖啡因。”
“好吧，那当然可以，为何不喝点呢？我要清咖啡。”
她倒来两杯，将给你的那杯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她在你对面坐下。“当一位妇女放弃她的婴儿时，她经常会对此感觉有罪……也许她没有结婚而且来自一个严厉的宗教背景，致使她感到羞耻；要么也许她只有十七岁，并意识到没有经济来源可以抚养孩子；要么也许她已有太多的孩子；要么……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一个妇女选择生下孩子而不去堕胎，而且放弃孩子让人收养，她通常怀着如此强烈的感情，以至于为了她的精神健康，她需要与过去完全决裂。她努力使自己相信孩子已经不在人世，她挣扎着去继续过日子。
就我所知，在事情过去多年以后，还有律师或儿子或女儿再对她追踪寻源好像太残酷了，而且使她想起……”
“我明白了，”你说，“但是在这个案例中，那位母亲已经亡故。”
贝基的手指停止拍击，说：“说下去，律师先生。”
“我还没有当事人。换句话说，我有，但是当事人是……”你指着自己的胸口。
“你？”
“我认为我……”你开始说起那个醉鬼司机，有关你一直当做父母深切爱戴怀念的那对夫妇的死亡。
“你想得知他们是否就是你的父母？”贝基问道。
“是啊，而且我是否有一个孪生兄弟——一个我从不知道的兄弟或姐妹——而且……”你几乎要往下说——我是否生来就是犹太人。
“律师先生，我实感抱歉，但你是个傻蛋。”
“那也是我妻子和叔叔对我说的，还不包括在红杉角的一位警察。”
“红杉角？”
“离这儿往南５０英里外的一个小镇。”
“５０英里或４０００英里都无所谓。这会有什么区别？埃斯特和西蒙以前爱你吗？”
“他们像对神一样爱我。”悲伤刺激着我的双眼。
“那么他们就是你的父母亲。律师先生，我也是个养女，而且收养我的那对男女虐待我。那也是为何我会在这问办公室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别的被收养的孩子不去那些虐待孩子的家庭，以免遭受和我同样的苦难。与此同时，我也不愿看到一个母亲受到辱骂。假如一个妇女有足够的智慧懂得她无法抚养孩子，假如她放弃孩子让人收养，我的想法就是她值得授予一枚勋章。她应该受到保护。”
“我明白，”你说，“但我并不想见我的母亲。她或许已不在世，我所想要的是……我需要了解……真相。我究竟是不是养子？”
贝基审视你片刻，点了点头，拿起电话摁了三个数字：“档案室吗？是查理？你干得怎么样，孩子？很棒。听着，有位执业律师刚才在楼下你那儿，想要一份封存的收养子女档案。是呀，你做得很对。但现在是我需要查阅。不过如果你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那份封存的档案，不会违反规定。”
贝基把你预先给她的日期、地点和姓名讲给他听。
“我不挂断电话。”等待的几分钟漫长得像几小时。她一直聆听着电话，然后挺直了身体说，“是的，查理，你查到了什么？”她又听了一会儿，说，“谢谢。”她搁下电话对你说，“律师先生，没有那份封存档案。放松点，你不是养子。回到你妻子那儿去吧。”
“除非……”你又说。
“除非？”
“收养关系不是通过一个法定代理人办理，而是在生母与愿意收养该子女的那对夫妇之间私下处理。灰色市场。”
“是的，但即便是那种情况，地方官员也必须核对那种收养关系。你不属于那种情况。”贝基的神色有些不自在。“让我解释一下，近年来可供收养的婴儿很少，这是控制生育和流产合法化的结果。但即便是今天，需要收养的婴儿主要是盎格鲁一萨格森血统。这类事会跟一个黑人、一个西班牙裔美国人或一个亚洲人有关吗？忘了它吧。那些群体中极少有人愿意收养小孩，而且更少见盎格鲁人愿从那些群体中收养孩子。５０年前的情况更严重，社会中太多的带有盎格鲁一萨格森血统的人由于失误而怀孕，而且想放弃孩子……律师先生，显然此话也许会冒犯你，但我不得不说。”
“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被冒犯的。”
“你的姓氏为韦伯格，”贝基说，“是犹太人。退回到３０年代和现在一样，想要收养孩子的父母主要是新教徒，他们想从一个新教徒母亲那儿收养孩子。如果你是待收养的孩子，即使是在灰色市场上，没有哪对想收养子女的夫妇愿意要一个犹太婴儿。希望如此渺茫，使得你的母亲最后选择变得……”
“那么是通过黑市？”你脸部的肌肉在抽搐。
“婴儿出售。那是违法的，用钱买卖人口。然而这种事屡屡发生，有些律师和医生策划了这类事，好从那些没有其他办法弄到孩子的夫妇那儿敛财致富。”
“但若我母亲是个苏格兰人又会如何呢？”
贝基眨眨眼：“你在暗示……”
“犹太夫妇。”你皱起眉头，想起了你查阅过的卷宗里那些母亲的姓氏。“迈耶；伯格曼；马科维兹；韦伯格……都是犹太人。”
“在寻遍四处也找不到一个愿意放弃孩子的犹太母亲后，他们不顾一切，他们要收养……”
“盎格鲁一萨格森血统的婴儿。而且安排得如此天衣无缝，使其亲属无从知晓。”
你尽力提醒自己说，已经使用过所有的推测手段了。仍然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与玛丽·邓肯联系在一起，除了你出生在这个小镇，她也在这个小镇签下协议，而且那份协议上注明的日期正好在你出生一周前。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说个片言只语。你受过的法律训练警告你，这类捕风捉影之辞是不能在法庭上使用的。甚至在很久以前那年８月在红杉角颁发的出生证明书上出现的那些犹太人姓名，对其可能性都有合乎逻辑的善意解释：那个度假胜地也许能迎合一个犹太籍当事人的需要，例如提供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的饭菜。
或者那儿还有个犹太教堂。
但是这些逻辑无法说服你，你心中反而更加不安。你无法解释你内心深处冒出的寒气，你觉得肯定有某件事大错特错了。你回到旅馆客房里，踱来踱去冥思苦想，力图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回到红杉角，再向基特里克局长提出更多的问题？提什么问题呢？他的反应将会和贝基·休斯相同。你只是在假设事实，韦伯格先生，你无法确定。
接着你猛然想起在档案中发现的那个姓名：乔纳森·亚当斯医生。那位不仅证明你出生，而且证明红杉角所有出生者的医生。你的激动没维持多久，你猛然有点迟疑。那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位医生可能已不在人世。你的脉搏立刻加快跳动。死了？不一定吧，西蒙和埃斯特还活到三周前呢。悲伤挤压着你的喉咙，使你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亚当斯医生有可能跟西蒙和埃斯特一样年轻。可能他……
然而怎样找到他？早在４０年代红杉角诊所就歇业了，亚当斯医生有可能去了任何地方。你走到电话机跟前。一年前你受聘参与一个渎职诉讼案，要起诉一个嗜好毒品的眼科医师——他因粗心大意而使一个病人致盲。你花费许多时间与美国医疗协会交涉。你打开总是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的电话号码册，打电话给总部在芝加哥的美国医疗协会。找乔纳森·亚当斯医生吗？电话那一端那个男子深沉的声音听上去急于表明他的工作效率有多高，尽管在长途电话中有静电干扰声，你也能听见手指头在轻触电脑键盘的声响。
“找乔纳森·亚当斯医生吗？对不起，没有……等等，有个名叫乔纳森·小亚当斯的，是一位产科医师，在旧金山。他的办公室号码是……”
你急匆匆地将电话号码记下，而且以同样的速度按下你电话机上的号码。
正如律师们想要他们的子女成为律师一样，医生们也鼓励其孩子成为医生，而且有时候他们与儿子同名。这位医生也许不是那个签署你出生证明书的男子的儿子，但是你必须查明真相。产科医生？职业相同，就像父亲，像……
一位秘书接听电话。
“请找亚当斯医生。”你说。
“现在医生正和病人在一起。他可以给你回电吗？”
“请务必回电。我的电话号码是……”你把电话报出来。“不过我想他此时愿意跟我谈谈，只要告诉他是有关他父亲的事。告诉他事情有关红杉角诊所。”
那位秘书的声音显得迷惑：“当医生和病人在一起时，我不能打扰呀。”
“照办吧，”你又说，“我保证他能理解事情的紧迫性。”
“哦，如果你——”
“有把握？是的，完全有把握。”
“请等一下。”
３０秒钟以后，一个紧张的男子声音说：“我就是亚当斯医生，究竟是什么事？”
“我先前告诉了你的秘书，肯定她也对你说了。这件事关系到你父亲。大约在１９３８年，有关红杉角诊所之事。”
“我根本不清楚什么……哦，上帝。”
你听见有力的咔嗒一声，然后就是静电干扰声。你搁下电话，点了点头。
整整一个下午，你一直在紧张地调查另一个惟一的线索，尽力去发现琼·恩格尔目前的状况，那位护士的名字出现在红杉角的出生证明书上。假如她没有去世，如今肯定已退休。即便如此，许多以前的护士与她们昔日的职业仍保持着联系，继续从属于专业组织，并且为杂志写稿、为护理事业贡献力量。然而不论你给各种协会打了多少次电话，关于琼·恩格尔你连半点线索都无法找到。
已是傍晚时分了，在频繁的打电话间歇中，你虽然点了客房服务用餐，但是煎荷包蛋配鲑鱼你一口也不想尝，你口中的苦味让你倒了胃口。从旧金山问讯处，你得到了亚当斯医生家中的电话号码。
一个妇女用疲倦的声音回答道：“他还在……不，等一下，我听见他开门进来了。”
你握着电话的手指不由得痉挛起来。
，现在已熟悉的那个紧张的男音——有点儿气喘吁吁地说：“是的，我就是亚当斯医生。”
“又是我呀。今天我打过电话给你办公室，想谈一下有关红杉角那个诊所，１９３８年的事。”
“你真是婊子养的——”
“这次请别挂电话，大夫。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将让你清静。”
“有对付骚扰的法律。”
“相信我，我懂得所有的法规。我在芝加哥就是操这一行的。”
“那么你在加利福尼亚不具备操这一行的资格。因此你不能通过……来威胁我。”
“大夫，为什么你要如此守口如瓶？为什么一问到那个诊所你就神经紧张？”
“我没有必要跟你谈。”
“但是如果你不想谈，你就好像是在隐瞒什么。”
你听见那个医生在大口地喘气：“你为何要……我和那个诊所无关。我的父亲十年前已去世。你难道不能放过过去的事吗？”
“我的过去，我无法放过，”你坚持说，“你的父亲，１９３８年在红杉角签署了我的出生证明书。有些事我需要了解。”
医生有些迟疑：“好吧，什么事？”
“黑市收养子女。”听见那个医生的吸气声，你继续说，“我认为你父亲在我的出生证明书上填写了错误的信息。我认为他没有记录下我生母的名字，相反却填写了收养我的那对夫妇的姓名，所以在封存的出生证明书中没有注明我生母姓名的那份。这种收养手续从未得到合法的认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需要修正在法院存档的那份错误的出生证明书。”
“主啊！”那位医生喃喃自语。
“我说得对吗？”
“真见鬼，我怎么知道。我父亲关闭那家诊所时我还是个孩子，随后我们在５０年代早期离开了红杉角。如果你被违法地收养，这件事也跟我毫无关系。”
“确实如此。而且你的父亲已身故，因此他不会被起诉。此外，法律的局限也会保护他，而且不管怎样，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谁还会关注？除了我之外。大夫，你对我的问题神经过敏，这就表明你是知道某些事的。当然你不会因为你父亲所干的事而受到指控。因此，你将你所知道的事告诉我，对你毫无伤害。”
那位医生的嗓子干涩：“我父亲的声誉。”
“啊，”你说，“是呀，他的声誉。瞧，我没有兴趣扩散丑事，也不想毁了任何人的声誉，不管是死者还是生者：我只要事实真相——有关我的真相。谁是我的生母？在某个地方我还有兄弟或姐妹吗？我是养子吗？”
“很多钱。”
“什么？”你将电话捏得更紧了。
“当我父亲关闭诊所并离开红杉角时，他有很多钱。那时我虽然是个小孩，但也知道他在一个风景胜地仅靠接生婴儿是无法挣得那一大笔财富的。
当时总是有那么多的婴儿，我记得每天早晨他都要步行去保育院。后来那个保育院被火焚毁了。接下来的事就是他关闭了那家诊所，然后在旧金山买下一幢私宅，此后再也没有工作过。”
“保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