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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
洛克以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反复强调君主和政府决没有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力，而只能按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否则就违背了人们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与法治原则相联系，洛克主张根据这样的准则来处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一方面，自由要受法律的约束，人的自由和依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
同强调法治相联系，洛克还提出了权力划分原则。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这三种权力不是平行的，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立法权仍要受到限制和约束，即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能是绝对的专断的，立法者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共福利为限。最高权力不能侵犯财产权，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他人。立法、行政和对外这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机关分别掌握，否则就会产生许多弊病。洛克主张行政权由国王行使，但要根据议会的决定；立法权应由民选的座谈会来行使；对外权与行政权联合在一起，都要由武力作后盾，所以对外权也应由国王来行使。因此，洛克所说的权力分立实际上是“两权分立”，与后来的“三权分立”学说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府论》出版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法律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英国发挥过重大作用，直至19世纪末，英国的宪法还以里面的学说作为基础，而且给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的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就努力从《政府论》中寻找理论根据；法国大革命后曾遵循其中的分权原则制定了宪法。该书对于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公会永久性地革除了斯宾诺莎的教籍，理由是他发布异端学说，公开地对《圣经》中记述的历史表示质疑。斯宾诺莎富庶的家庭随后也因此宣布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时，斯宾诺莎只有24岁。
斯宾诺莎是17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他信奉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从不顾别人的议论和想法，也从不把自古以来的真理放在心上！因此，许多哲学家就说，“谈论斯宾诺莎就像谈论一条死狗！”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到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学会希伯莱文的动词变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学的恩德博士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
恩德教小斯宾诺莎拉丁文，但他热情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毫无疑问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并狂热地喜欢上了笛卡尔。这直接导致了前面所说的革除教籍事情的发生。
被革除教籍后，斯宾诺莎不得不离开故乡，到外地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靠磨镜片维持生计。这样的遭遇反而使他可以潜心思考哲学问题。1660至1675年，斯宾诺莎用近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政治论》等代表性的著作，并和笛卡尔一样，于两年后因肺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斯宾诺莎是第一个对《圣经》进行历史性批判的人物，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称得上是笛卡尔的学生。年轻的斯宾诺莎仔细研究了笛卡尔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心得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斯宾诺莎与笛卡尔的观点的最大区别就是对上帝的态度截然相反。对笛卡尔而言，上帝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斯宾诺莎那里，上帝被整个自然所取代。这就是斯宾诺莎著名的自然神论，又叫泛神论。
斯宾诺莎认为，实体不能由其它东西产生，存在必然是它自身。他继承笛卡尔的观念，认为实体有无限多的属性，人们只知道两种，即思维和广延。这两种属性构成了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的一切。任何事物都是由这两种属性构成，大自然才是创造一切的神，是真实的上帝，而圣经中所说的上帝是不存在的，是人们幻想和虚构的事物。他明确地说，上帝不是一切，一切均在上帝之中，大自然本身就是上帝，而实体就是神。所有独立的实体都是有生命的，每一个有形体的事物的观念就是它的灵魂。所有的精神活动，所有的物质活动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神的一部分。自然法则是所有事物的内在原因，也是支配世界的真正的上帝。
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一样，对数学方法在哲学方面的应用非常感兴趣，对演绎法有很深的造诣。他《伦理学》就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样，充满了许多的定义、公理、定理，当然这些非同寻常的写作方法未必会得到其它人的理解和赞同，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对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来作数学式的解答，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宾诺莎几乎被湮没了，直到17世纪末，法国人贝勒在其名作《历史批判辞典》中对斯宾诺莎作出了较高评介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到他的价值。
《伦理学》一书中的伦理学部分独树一帜，充分展示了斯宾诺莎哲学最有价值的部分。
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自然本质决定了人的本性就是要自我保存。因此，追求个人利益乃是人的最高自然权利，是人性的普遍规律和惟一的道德基础。这是他的伦理学的出发点。由此出发，他认为，善与恶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自我的保存。人的自我保存的意图与身心联系时就产生情感，痛苦、快乐、欲望是人的三大情感。人的最大快乐是获得至善，而获得至善就意味着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获得完全的一致。他在《伦理学》结尾写道，“贤达者，只要他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身，认识神，认识物，决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的恬淡自足”。这样的思想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如出一辙。
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基本上从神学的桎梏之中摆脱出来了，使人们从自然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虽然斯宾诺莎的思想对于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本身有莫大的益处，但是他的认识是表面的，他的辩证法是机械决定论的。尽管如此，斯宾诺莎仍然称得上是一位开拓性的人物，特别是后来的唯物论学者，包括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都从他的理论中获得过灵感。
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
“启蒙”，就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则是伏尔泰。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的人曾这样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伏尔泰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有近百卷之多。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如狄德罗、卢梭、孔狄亚克、布封等人，无不是他的后辈，对他推崇备至，公认他是他们的导师。正如维克多·雨果所指出的，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为了避免封建专制势力的迫害，曾先后以100多个笔名发表反封建作品，“伏尔泰”只是人们最熟悉的一个笔名。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伏尔泰少年时期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以后一段时期攻读法律，但不久就放弃了。作为一个巴黎年轻人，他很快便闻名遐迩：他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嘻笑怒骂皆成诗文。但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有这样的才华会很危险的。伏尔泰由于写了一些政治诗文，被投入巴士底监狱。1718年伏尔泰被释放不久，他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伏尔泰24岁就已闻名于世，在余生的60年间，他是法国文学的主要人物。
作为当时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伏尔泰被一些法国贵族人士认为缺少一个平民所应具有的谦逊。这导致了伏尔泰和一个贵族罗昂骑士之间的一场公开的论战，继而这个骑士唆使一帮恶棍突然殴打了伏尔泰，并把他投入巴士底监狱。在伏尔泰答应离开法国的条件下，他被释放了，去了英国。
伏尔泰在英国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他通读了洛克、培根、牛顿和莎士比亚这样一些著名英国人的著作，结识了当时英国主要思想家。莎士比亚以及英国科学和经验论都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
伏尔泰回到法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哲学通信》。该书的发表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在《哲学通信》一书中，伏尔泰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洛克和其他英国思想家做了一番大体上赞许的描述。该书的问世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愤怒，伏尔泰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在随后15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伏尔泰是在法国东部的西雷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一个侯爵聪慧文雅的妻子夏特莉女士的情夫。1750年，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沽名钓誉，写信给伏尔泰表示对他的崇拜，伏尔泰应他邀请前往德国。伏尔泰在波茨坦腓特烈的王宫里度过了3年的时光。起初他与才华卓越、智慧超群的腓特烈交往甚密，但是两人最终发生了口角。1753年伏尔泰离开了德国。
作为哲学家，伏尔泰远不如其他同行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如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等其他人的思想，加以重新叙述，使其大众化。就是通过伏尔泰的作品（比通过任何其他人的都多），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观念才传遍了整个法国，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地区。
伏尔泰是天主教会不共戴天的仇敌，他极力抨击天主教会，把它称作“迷信的恶魔和狂妄的九头蛇”。他猛烈批评罗马教皇，说他是魔师一样的骗子。伏尔泰一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坚信者，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教权，倡导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当他接近古稀之年时，法国发生几起骇人听闻的迫害新教徒事件。在激怒之下，他致力于对宗教狂热主义进行的一场智识讨伐。他写了许多本政治小册子，抨击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言行。他还喜欢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上用“ErasezI‘infame”作为结束语，意思是“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对伏尔泰来说，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就是宗教的偏执和狂热。
在晚年，痛苦的经验使伏尔泰对所有君主失去信心，决心不再和任何君主来往，用他积蓄的财富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地区买下了一块不大的地产定居了下来。在这里，他一面从事创作，写下了《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名著；一面和法国启蒙运动人员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还用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为受教会迫害的人仗义伸冤，一直到1778年5月30日逝世。
孤独的思想者卢梭
法兰西革命和各个政党的领袖，如巴那斯、丹东、卡诺、比约、瓦伦，曾经联合起来向一个人祀典。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极力推崇这个人，说他是革命的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