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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竞相尊孔，逐渐把这位生前不得志的儒者抬到吓人的高度，封他为“褒成宣尼公”、“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在京城、曲阜和全国各府州县治所在地大建孔庙。皇帝及各级官员以时祭孔，不少皇帝亲自来到曲阜主持祭孔盛典。孔子嫡长子孙则被封为“褒成侯”、“崇圣侯”、“衍圣公”等等，得到大量封地，造起辉煌府第，成为全国最大的贵族之一。孔子成为封建时代的守护神和绝对权威，不许人们怀疑和反对。“非圣无法”往往招来杀身之祸。孔子生前是布衣，死后却成了王和神，这是孔子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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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
②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五四”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变革；1949年以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这一变革的势头正在发展中。
③中都宰，中都县长，县治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
第二章 孔子的思想
第一节 儒家与古代文化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思想家之一，他创立的学派叫做儒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名称，绝大部分与该学派的基本思想有关，如道、法、兵、农、名诸家，有的与创始人的姓名有关，如墨家，而儒家之名则与孔子的儒士地位有关。
在周朝的等级社会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等。他们依附于高级贵族，从事战斗、守卫以及一些文职工作，如观象授时，卜筮吉凶，记录史实，参赞礼仪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定，从旧的社会组织中游离出一批有人身自由又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他们也被称为士。统治者要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需要士的帮助，士为谋生、进身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愿意为统治者效力。当时士阶层人数相当多，也非常活跃，他们的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各诸侯国的盛衰以至整个历史进程。“儒，柔也。”（《说文解字·人部》）在士当中，除了武士、“鸡鸣狗盗之徒”①以外，星祝卜史、神仙方士等人都可称为儒或儒士。孔子就是一位掌握六艺②的儒士。
先秦的儒士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古代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与信仰。他们认为包括六艺在内的古代文化是华夏的光荣祖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人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只有华夏古文化才能靠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它们引导我们的先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野蛮走向文明。华夏之为华夏，华夏与夷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这种文化。夷狄如果学习并认同华夏文化就成为华夏，相反，华夏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就成为夷狄。
因此儒家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以为远古圣人统治的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后世永久追求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今天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们脱离了古道，未来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有可能复古。
孔子认为古代的美好不仅在于那时的善人善政是今天所没有的，就是当时民众的缺点也比现在人的缺点可爱。譬如说古人的狂只是敢于放言，现在人的狂就是放荡；古人的矜持只是不能触犯，现在人的矜持则是蛮不讲理；古人的愚只是直率，现在的愚则是欺诈。
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信仰是相当虔诚的。他说自己的学术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意思是对于古代圣哲所创建的文明大道，衷心喜欢，虔诚信仰，以宣传它们为天职，决不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虽然他并不是不提出新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新见解对于他来说，都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人们把它遗忘了，由他重新发掘出来而已。那么古代圣哲的文明大道究竟是什么呢？
华夏的远古时代有尧舜，他们都是伟大的圣人，孔子对他们的赞美是无以复加的。“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泰伯》）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是遵循天道的人。老百姓不知如何称赞他。他的功绩是多么伟大，他的典章制度是多么辉煌！“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卫灵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舜贵为天子但他从来不谋私利，他对天下是无为而治，让百姓自由生活。那么尧舜所开创的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没有阶级、没有宗法制度的大同时代。尧舜之后，禹、汤、文、武、周公以来，是小康时代，这时有了私有财产，有了礼义和宗法制度，虽然不如大同，但是在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时候，也是相当美好的。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制，使周礼文彩丰富，美仑美奂。
孔子说，他的志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因为，大同时代已经过去，孔子对于尧舜之道只能是“祖述”，准备到将来有条件的一天，给人们去实行。当时唯一可行的是文武之道，应该以它为治平天下的宪章。所以孔子一再表示，他拥护周朝的制度，他要在鲁国再造一个东方的周朝。为周朝制礼作乐的周公是他敬仰与学习的楷模，他年轻时常常梦到周公，年老以后理想不能实现，不能常常梦见周公，这使孔子感到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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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史记·平原君列传》说平原君所养的士中就有这种人。
②六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知识技能；二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经典。
第二节 礼
华夏古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孔子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观念。他在这两方面用功最勤，礼乐也是他思想体系中核心观念之一。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单提个礼字即可以代表礼乐。所谓礼指的是周礼。周礼是周族从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包含了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随着周人进入奴隶制社会，周礼中原始的平等民主因素逐渐淡化，而等级制的内容不断强化，但有一点是始终一贯的，即血缘关系的纽带不断，家族组织与社会政治组织合一。武王灭商之后，周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统治广大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周公对周礼进行一番改革（史称“制礼作乐”）并普遍推广，使中国社会在殷周之际发生巨大变化。变化表现在哪里呢？著名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曾经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按照宗法制，周天子在群子中立嫡长子，作为群弟的首领和王位继承人，在家族中是大宗，在政权组织中即为天子。而他的群弟在家族中是小宗，在政权组织中则被封为公侯。公侯的嫡长子在他这一支中又成为大宗，继承公侯之位，他的群弟则是小宗，被分封为卿士。由于大小宗的不同，所以形成从天子到公侯到卿士的不同等级，产生从上到下的统治关系和从下到上的臣属关系。在古希腊、罗马，家族组织被打碎，建立了纯粹的地域国家。在中国则是把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形成宗法等级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上下左右的关系不光靠法律来调整、维系，尤其要靠道德来调整、维系。那个把法律、道德、礼仪、习惯等等集于一身的东西就是周礼。所以周礼不仅仅是周朝的礼仪，它代表西周以来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自幼学习周礼，在青年时代已成为著名的周礼专家。他把夏商周三代之礼进行比较，以为周礼最完备、最有文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他看来，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没有礼就不能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的亲疏远近。
礼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区别分为许多等级，并保持低贱者对尊贵者的尊崇，承认贵族的特权。尊尊首先是尊君。孔子主张“事君尽礼”（《八佾〔yi〕》），“事君，能致其身。”（《学而》）按礼的规定侍奉君主，能为君主献身。齐国陈恒杀君夺权，孔子主张派兵讨伐。其实齐君的腐败无能，孔子并非不知道，但他认为君主再坏，臣子也不能推翻或杀掉他，臣的义务就是服从君主。
礼的另一重要原则是亲亲，即对亲族的爱，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过孔子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弟对兄长的恭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根据亲亲原则，家族利益至上，亲人犯了国法应该隐瞒而不是检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怎么能把隐瞒过错叫正直呢？因为它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尊尊是等级制和君主制原则，亲亲是宗法制原则。为维护它们，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是指周礼规定了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即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他，使他的言行与名分相符。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的意思。不过正名也主要是针对下面的僭越行为的，对君主的违礼往往含糊过去。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己的庭院中用八佾①舞蹈，这是天子的规格，遭到孔子的批评，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鲁君娶同姓女为妻，严重地违反了周礼，而孔子却说他“知礼”（《述而》）。
所谓乐，不仅包括演奏、歌唱，还包括舞蹈，是古代周人的歌舞，我们可以从现在少数民族的歌舞中看到它的影子。那么乐的作用何在？《乐记》说：“礼辨异，乐统同。”又说：“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礼辨异是指区分亲疏尊卑的，表现在饮食服饰、车马宫室、动容周旋等各个方面都有差等。乐统同，则是通过歌舞宣泄情感，达到不分等级的和谐。从人的修养来说，礼是从外部对人的约束，乐则是从内心诱导出的对社会约束的衷心认同。用礼来治身，就有庄严恭敬的外貌与行为。用乐来治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礼乐的配合，既保持人内心的平衡，也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史传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说他为了统治广大国土，不但改造了礼，也改造了乐，使之更好地发挥辨异和统同的作用。这是周公的天才创造。孔子对乐也非常重视，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诗、礼、乐的学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学习诗歌，可以启发人产生做君子的志向，学习礼则可以使人在家在国不失规矩，学习乐则可以教人在内心培养起和乐崇高的境界，最终成为真正的君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动荡不定，政变、民变、诸侯国内外的战争，史不绝书。一面是旧家族、旧政权的衰亡，一面是新家族、新政权的崛起。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选择和建设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课题。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当时的政治和家族组织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抛弃它们，回到原始状态，人才会得到安宁幸福。墨家和法家否定家族制度，但不否定等级和君主制。墨子主张兼爱，意在打破家族界限，同时主张“上同而不下比”，提高君主的尊严与权威。韩非子说：“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君父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必须打击家族势力，加强以君主为首的国家的力量。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继承西周传统，保持政权组织与家族组织相结合的关系。它既不像道家那样倒退到原始状态，也不像法家那样激进地建立地域国家，而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在那个打破旧制度的时代，看起来它在许多方面显得落后，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主张符合中国实际。西汉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