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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就有“李氏当应图谶”、“兴起为王”的预言，这一舆论说法已在民间广为流传，隋炀帝为此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一些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姓高级将领都被大规模地清洗或流放，李密领导的反隋起义便是受了这些预言的影响，李渊父子一定知道这些预言的作用，李渊父子也一定知道传说中的圣君唐尧曾在唐这个地方住过，这个被称为唐的地方就是太原，唐又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这种巧合的联系一定不会使李渊父子永远俯首称臣……。
选准了靠山，对商人出身的武士彟来说，其实就是一次倾家荡产的交易，或者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他把自己应该拿出的筹码都拿了出来，首先是钱财，他一下子变得乐善好施，不断拿出钱财接济身边左右的人，使这些得到善施的人交口称好，武士彟的名声也被街巷称颂；同时，他在太原军府中到处宣讲自己多年研究兵法的体会，并将编写好的《古今要典》三十卷拿出，供人学习抄录。
这一切当然更进一步引起李渊父子的注意，李渊主动和武士彟“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并以知己相待，武士彟也就乘机倾心相从了。不久，李渊便任命武士彟为太原留守府司铠参军。司铠参军，只是管理军械的一个小官，并无多大职权，但这却为武士彟接近李渊父子提供了机会。李渊当时曾数次率军离开太原到河西（今黄河以西）作战，途经文水时，都住在武士彟家中。这表明武士彟逐渐被李渊引为了心腹。
作为心腹，武士彟参与了李渊父子太原起兵的谋划。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武士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将自己多年编成的兵书《古今要典》直接进献给李渊。李渊十分高兴，对武士彟说：“请不要再多说了。兵书是朝廷的禁物，将来恐怕才会有用。我很赏识你的用心，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你我一定要一同富贵。”
李渊毕竟是一个较为现实的人，他顾虑重重，既有心腹之患，又有后顾之忧。心腹之患指的是隋炀帝从禁军将领中选了两名亲信王威、高君雅担任自己的副手，实际上是安的眼线来监视自己，以防不测。后顾之忧指的是随时南来骚扰的突厥，假若自己起兵后，前遭隋军反扑，后遭突厥进占，根据地太原就会陷入南北夹击的境地。一旦太原丢失，自己就等于完全失败了。
所以李渊不愿早露形迹，不愿毫无把握起兵而走上失败。
李渊父子一直在暗中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他们派武士彟去接近王威和高君雅，使其得到王、高二人的信任。同时，派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暗中大量招收勇士，并放出风来说招募军士是为了与突厥作战，后来又使次子李世民出面招募，不出十天就招募了一万多人，驻扎在晋阳的兴国寺。王威、高君雅二人觉得此事重大，似乎觉察到了李渊父子的用意，便找来武士彟商量说：“刘弘基之流是炀帝征高丽的逃兵，罪行严重。但李渊父子却在这里重用他们，我们想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不知您意下如何？”武士彟见王、高二人对李渊父子的意图有所觉察，自己又不能否认李世民招募军勇的事实，便回答他们说：“刘弘基等人都是李渊的贵客，您二位是李渊的副手，如果贸然去抓人，恐怕不太妥当吧！”武士彟在这里没有按照王、高二人的思路去回答他们，而是把话题引到了别处，以王、高二人与李渊的职务关系为题，巧妙地袒护了李渊，使王、高二人只好作罢。
后不久，军府的司兵参军田德平又对武士彟说：“我打算向王威、高君雅二位副留守建议，请他们查查刘弘基等人招兵的事。”武士彟对他说：“现在太原府的兵权都握在唐国公李渊手里，王威、高君雅二人没有多大本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自找苦吃，最好少管闲事吧！”这种带有恐吓的口气和语言，田德平自然不再敢吱声了。
同年五月，李渊父子见时机成熟，借故杀掉王威和高君雅，在太原正式起兵，并组织了大将军府，仍任武士彟为大将军府司铠参军，使掌管军帐兵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父子乘隋王朝军队主力与农民起义军决战之机，开始向关中进发。一路上，武士彟频立汗马功劳，李渊也不吝赏赐。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入长安，立隋炀帝幼孙杨侑为恭帝，给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加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自封为大丞相。
次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绝望之际，被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废隋恭帝，自立为帝，称唐高祖，改元武德，建立了唐朝。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在宴庆之余，大行论功行赏。武士彟官拜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并钺将军，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赏彩锻二万段、黄金五百斤，别食实封五百户。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在原职务基础上，又加工部尚书，他修会典，振纲纪，十分称职，深得唐高祖李渊赞赏。不久，进封应国公，加实封八百户。唐高祖李渊又封其兄司农卿武士棱为宣城县公，封武士彟下落不明的二哥武士逸为六安县公，使武氏一门三公。
这样，武士彟及武氏家族便飞黄腾达，居官显赫，数年之间，便由山西文水普通的木材商人，乘乱世而投机，一跃变成了长安的新贵族。武士彟终于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武士彟在唐王朝中央任职至检校右厢宿卫，即皇宫的宿卫将军。
作为唐王朝开国的有功之臣，武士彟还位列二级勋臣之中，并享有“恕一死”的优待。据《册府元龟》第一百三十三卷记载：唐高祖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因此，追随左右的功臣要给予特殊照顾，即一等功臣，如刘文静等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两次；二级勋臣，如武士彟、刘弘基、柴绍等十四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一次。
商人出身的武士彟，凭着数十年经商和乱世投机发迹的经验，是绝不会犯下死罪的。否则，他就没有机会丧妻再娶，并生下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被称为女皇的女性。倒是他那远大的志向，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娴熟的政治斗争手段，以及商人般的贪婪和占有欲，对未来的女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武则天与佛教的结缘，是和她的生母杨氏夫人有着直接关系的。
虽然武士彟经过数年投机，成为了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成为了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政治生涯前程似锦，这些都使武士彟颇为得意。但是，在家庭方面，他却有许多不幸。他年轻时，在父母的指配下，曾与山西汾阳（今山西汾阳）的相里氏（相里，复姓）结婚。这相里氏虽非大户人家出身，倒也能孝顺公婆，主理家务，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士彟外出做生意和投奔李渊后，相里氏一直在家乡文水敬老携幼，颇受同乡人的称赞。就在武士彟从大业年间投机入仕到唐高祖武德年中，先是武士彟的双亲去世，他没有回家奔丧，而是在太原追随李渊左右，参与谋划起兵大事；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武士彟在长安任检校并钺将军时，两个儿子先后因病去世；次年（公元620年），夫人相里氏也因病身亡。这接二连三的噩耗，对武士彟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然而，在这期间他并没有消沉，仍一如既往，尽忠于李唐王朝。史籍称其“儿子病夭，无暇过问；妻子危笃，亦不出看，唯哀悼而已”。
唐高祖李渊得知这些情况后，深受感动，对武士彟大加褒扬，并下了一道敕令，说：“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也就是这时，唐高祖李渊念其忠心可嘉，擢升武士彟为右厢宿卫将军。同时，还动了一番脑筋，为武士彟选准了一位续弦的夫人，命自己的女儿桂阳公主作媒来促成其事。
桂阳公主为武士彟保媒的对象，不仅出身名门望族，而且还是一个40多岁尚未曾婚配的黄花闺女，她便是隋朝遂宁公杨达的女儿杨牡丹。杨达，隋皇族出身，是隋文帝的侄子，隋炀帝的堂兄弟，曾在文帝时任工部尚书，领宰相衔，主持过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陵墓营建，后又任隋东都（今河南洛阳）副监。后随炀帝征高丽，死于道中。杨达之兄杨雄在炀帝时也曾官至宰相。
虽然是亡隋的贵族，但因出身名门，杨雄、杨达的子侄们在唐初也颇受李唐王朝新贵们的青睐。桂阳公主在武德初丧夫后，便看上了杨雄的儿子杨师道，不几日便招为驸马。从这层关系上看，杨达之女杨牡丹应称桂阳公主为堂嫂。传说，这杨氏兄妹，都十分聪明漂亮，杨牡丹的侄女亦被李渊三子李元吉纳取为妾，后又被唐太宗李世民纳为淑妃。
由皇帝降敕结亲，由公主作媒主持婚事，又由朝廷负担结婚费用，这样的殊恩和殊荣，真是绝无仅有，武士彟只能从命了。时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武士彟已有46岁，杨氏夫人也有44岁。婚后次年，杨氏夫人为武士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便是后来嫁给贺兰越石的韩国夫人。武则天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
据说，武则天生母杨氏夫人长得很美丽，尽管是40多岁的老姑娘，却也身材苗条，面若芙蓉，艳丽绝伦。因为出身于豪门贵族，她自幼不学针线女红，轻视纺绩织布。但聪明绝伦，从小便明诗习礼，阅史披图，特别是对佛教情有独钟，非常喜好，认为自己与佛教有特殊的关系，而且还正式受了居士戒，以女居士自居。当时，她似乎不想再嫁人了，但桂阳公主拿皇帝的命令撮合，她也只好作了武士彟的新娘子。
杨氏夫人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大概和隋王朝二代君主崇佛佞佛有关。
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已经由一种域外宗教，发展变化为地地道道适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的中国式的宗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作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也趋于成熟，并愈来愈为封建帝王们所重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史载出生于尼姑庵，是由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成人。所以，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代周立隋当上皇帝所干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普诏天下，任听民众出家为僧；并诏令天下人出钱营造佛教经像，修建寺院。他还认为，自己能够当上皇帝，完全是佛法的护佑，因而在自己在位的24年里，广兴佛事，或者度僧，或者建寺，或者修塔，或者写经，使隋文一代佛教勃兴。据史籍统计，隋文帝在全国大约修建了四、五千所佛寺和110座舍利塔，新造佛像有16584躯，修治旧佛像共1588940余躯，整理缮写出新译佛经132086卷，修治旧佛经3853部。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耗费之巨。
不仅如此，隋文帝还延请高僧为自己受菩萨戒，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受菩萨戒之后，隋文帝的一切活动均与佛教相联系，每日登殿上朝，总有和尚伴陪左右。隋炀帝继位后，对佛教的特殊感情，甚至超过了乃父。炀帝在未继位前，就以菩萨戒弟子自称，并和名僧智顗往来频繁；并且还亲自作了一篇《宝台经藏愿文》，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把弘扬佛教作为自己的义务。当了皇帝之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度僧、写经、修寺、建塔等等佛事，成了他的正事，对佛教的亲近和重视，真可谓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隋文帝父子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佛教的所做所为，被旧史家称为“佞佛”。他们崇拜佛教，热衷于佛事，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高尚和清净，也似乎是为自己涂了一些伪善的色彩。但从内心世界来分析，他们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他们想通过对佛教的诚心信仰，来给自己寻找一处精神安逸的净土，来给自己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皇帝喜好佛教，必然会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老百姓。所以，有隋一代，皇帝宗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崇信佛教为荣，都会对佛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杨氏夫人就是在这种佛教几为国教的大环境中，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耳濡目染，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杨氏夫人的父亲杨达随炀帝远征高丽，死于途中，对她的心灵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女性信仰佛教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亲眷丧亡后才皈依法门。杨氏夫人的信仰佛教，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史载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