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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政治统治发生矛盾。太宗皇帝针对这种状况，不但在政治上用世俗王权控制教权，在经济上也要兴利除弊，以发展社会生产。他即位之初，就搜括私度，目的是使佛教处于朝廷的有效管理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基于这种目的，太宗皇帝还诏令朝廷的祠部掌管佛教，并规定全国的佛寺有一个定数，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每座佛寺都要推选出三纲僧官，由资历深的的僧人充任；凡僧尼必须登记入僧籍，僧尼簿籍必须三年一核对，从根本上严防私度僧尼。
武则天还了解和感觉到，太宗皇帝在防范佛教的同时，特别注意不允许佛教及与佛教有关系的人利用佛教来触动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还是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早些时候被高祖皇帝恩幸，可以随便出入两宫。这时，太宗皇帝下令不允许他继续随便出入两宫。法雅和尚遭禁后，胡说了一些诋毁太宗皇帝的话，被太宗皇帝得知后，即令问罪伏法。法雅和尚在审问时供称，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妖言是从宰相裴寂处听说的，太宗皇帝马上将裴寂召来审问，裴寂称法雅和尚只是说了一些要流行疾疫之类的话，太宗皇帝为此免了裴寂的官，并将他放归故里。后来，又因一个狂人给裴寂的家僮说了一句“裴寂当有天下”的话，裴寂差一点被太宗皇帝杀头问罪，最终以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了结。裴寂这个人是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唐王朝建立后，他位居三公，但只因法雅和尚的供词牵连到他，即被罢官免职，后终遭流放。
生活在深宫中的武则天，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到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她觉得，太宗皇帝可能有些过于紧张了吧。崇信佛教是一回事，利用佛教搞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佛教，自己怎么能度过这深宫中的漫漫长夜呢？当然，她也觉得，像自己这样对佛教的崇信，每日诵经拜佛，为自己的未来或来世祈福，寻找内心的慰藉，根本不是太宗皇帝所关注的。
因为太宗皇帝所思虑的是国家和社稷，佛教是太宗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这也正是自己的悲哀所在。
自己的悲哀就是不自觉地与佛教结缘。
为什么要用佛教来宽慰自己寂寞的心灵呢？为什么自己要在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归宿呢？什么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归宿？难道仅仅就是佛教吗？
带着这些疑问，武则天想了许多、许多……。
她发现，解决这些疑团的答案是明确的，这就是命定，无法摆脱的命定。可能是佛教讲的业报吧。她顺着这条线索思考，觉得是自己前世因缘造成的，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悲哀，可能是人生的悲哀。
她还是继续了解和领悟太宗皇帝对佛教的一系列举动。
武则天清楚地了解到，太宗皇帝对佛教的防范，采取了抬高道教以抗衡佛教的策略。为此，太宗皇帝诏命高士廉等人以当时官爵高下作等级，编修了一部《氏族志》，该《志》以李姓冠首，并且明确宣称李唐王朝的皇帝与道教始祖李聃（老子）同出一源，是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样，既抬高了李唐皇帝的地位和身份，又找到了抗衡佛教的有力工具。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高祖皇帝即下诏定三教先后，决定先老、次儒、末释的基本政策。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也就是武则天入宫的那一年，太宗皇帝又下诏说：“佛教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非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所以，为众妙之先，而诸夏之教翻居佛乘之后。今天下已定，宜有解张。”太宗皇帝想把佛教放在应该放的地位。不久，他又下诏说：“道教之祖，乃帝室之先系。今后凡供斋时，道士女冠（道姑）皆应在僧尼之前；今后凡讲经论法，皆以道士女冠为先，僧尼居后。”太宗皇帝的诏令说的很明白，道教的始祖和我皇帝是一个祖先，所以道先佛后。此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和尚非常不服气，如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直接向太宗皇帝上陈佛教应在道教之先的理由，并且面见太宗皇帝据理力争。太宗皇帝并没有更改，而是令人宣敕严诫，再次申明道先佛后不可更改。这些和尚只好饮气而还，唯有智实和尚不屈，长跪不起，太宗皇帝令杖责放还。
其中的法琳和尚饮气而还后，认真思索了一番。觉得道先佛后的理由不就是皇帝和老子是同一祖先吗？他马上博引旁证，撰写了一篇名叫《辩证论》的文章，对李姓远祖作了一番考证，他的一管秃笔居然写出了两个李字！据法琳考证，李姓远祖有两个系统，一是代北（今山西雁门一带）李，一是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李。代北李与当朝皇帝是同一祖先，陇西李才是老子的后裔。当朝皇帝与老子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太宗皇帝也就没有必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先。法琳的《辩证论》出笼后，被人奏闻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闻听后勃然大怒，下诏诘问法琳，并斥责法琳说：“你这个和尚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谤和诋毁我的祖先，罪大不赦！”于是就把法琳和尚抓了起来，欲杀头问罪。太宗皇帝对法琳说：“你在自己写的一部书里说过，念观音菩萨可以刀枪不入，我现在给你七天时间，让你天天念观音，到第七日临刑时，看看观音能不能使你活命！”七天后，太宗皇帝使人问法琳：“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就要杀你的头，你的观音念得怎样？”法琳和尚回答说：“七天以来，我并未念观音，只是在念皇帝陛下。”太宗皇帝听了之后又使人问法琳：“叫你念观音，你为什么不念观音而念陛下呢？”法琳和尚回答说：“皇帝陛下就是当今观音菩萨！”太宗皇帝听后，大为欢喜，于是就赦免法琳一死，而改为流放。后法琳和尚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发生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武则天已在皇宫之中，并耳濡目睹了此事。
武则天觉得，太宗皇帝在处理这件事上，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对佛门释子的忠心也应该有所觉察吧！武则天的感觉并没有错。
次年，太宗皇帝亲自去长安名刹宏福寺进香，召集了佛教的五名高僧大德，一起聊天，充满了亲切和热烈的气氛。这是太宗皇帝为了缓和自己与佛教紧张关系的举动，武则天看得非常清楚。太宗皇帝对这些高僧大德们说：“老君是朕的先祖，尊祖重亲是有生之本，所以朕才使道先佛后。你们可能对此大有怨恨，这种心情朕是能理解的。”这几位大德高僧连忙回答说：“陛下尊重祖宗，是天下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我们怎么敢有什么怨恨呢？”太宗皇帝又进一步解释说：“我大唐王朝自立朝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大行修造道观，而是把修建佛寺作为重点。朕本人对佛教也是颇有好感的，只不过是那些道士和宗师学习的是朕祖先之教，所以应该在前。今天是李姓当国，老子之教就必须在先；假若是释迦牟尼佛祖今天来这里当国，那当然是佛教在先。这便是朕的态度。不说出来恐怕你们也很难知道。”
太宗皇帝为了防范佛教可谓费尽心机，他软硬兼施，先来硬的，后来软的，两种手段齐施并用，自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武则天从其中看出了帝王统治之术。
太宗皇帝在抬高道教地位抗衡佛教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道教的防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而得到太子李承乾的宠幸，太宗皇帝得知后大怒，把秦英、韦灵符等人全部抓起来杀头问罪，连坐被杀头的人也有不少，还严厉地斥责太子，要太子以此为戒。可以看出，太宗皇帝抬高道教只是为了平衡道佛二教的势力，并不是怂恿和放任道教，在太宗皇帝的心目中，道教的发展也不能干扰他正常的统治秩序。此后不久，太子李承乾觉得自己已经失宠，便与手下人联合起来结成死党，企图谋杀太宗皇帝。事情败露后，被太宗皇帝废为庶人，并使与太子谋反的高祖皇帝的堂侄汉王李元昌自尽，斩杀了大臣侯君集。同时，又降争夺太子嫡位的魏王李泰为东莱郡王，再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这一年，武则天已经20岁了。太子李治刚满16岁。历史的发展已经给武则天将来的命运安排了客观前提。
太宗皇帝防范佛道二教的方针和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要彻底解决佛教与传统儒家伦常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早在东晋成帝时（公元326年至342年在位），儒家和佛教就出家僧尼要不要礼敬皇帝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来又发生了出家僧尼要不要礼敬父母的争论。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太宗皇帝即位后，曾经对大臣们说：“佛祖释迦牟尼设立佛教，根本上说是为了行善事。怎么能使出家僧尼妄自尊崇而坐受父母之拜呢？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件事，要使出家僧尼礼敬父母，礼敬帝王！”不久，太宗皇帝便特地下诏，要求出家僧尼遵守儒家的伦常，必须礼敬帝王和父母。按照佛教仪规，凡出家为僧尼后，即与家庭、父母及亲人断绝了一切关系，连本人的姓名也抛弃了；一旦出家，即成了佛教所谓佛、法、僧三宝之人，是信众崇拜的对象。这与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相悖，引起了中土士人的极力反对。因此，历史上曾有人指出：“父子之敬，君臣之序，百代不废。佛教矫形骸（指僧尼出家毁发剃头等），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指纲常名教），这些正是人们的忧患之处。无论是佛教僧尼，还是一般民众，都是华夏诸朝的臣民，哪里有臣民不礼拜帝王和父母的呢？”这说明，佛教僧尼不礼敬帝王和父母的行为，是历朝统治者所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太宗皇帝以帝王的身份，要求佛教僧尼孝敬父母礼敬皇帝，要求僧尼们在这一点上遵守正统的儒家名教纲常。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僧尼不服，但慑于王权威力，只好按诏令行事，不敢有所触犯。
在太宗皇帝的观念中，朝廷制定的法律，对任何人都适应，即使是佛教僧尼犯法，他也下令要一样依照世俗法律处罚。在这件事情上，太宗皇帝的态度相当坚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高僧玄琬病逝，他在临死前给太宗皇帝留下遗表一份，表中要求太宗皇帝不要使僧尼犯法与老百姓一样对待，请依佛教的僧律处罚。这个玄琬与太宗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曾多次被召入宫中为长孙皇后等六宫妃嫔写经祈福，而他死后的惟一愿望就是请太宗皇帝高抬贵手，恩准僧尼犯罪依僧律处罚，不要再用朝廷颁布的世俗法律制裁。
武则天在宫中了解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心态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经过思考，她好象突然领悟了一样，她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太宗皇帝的根本用意和目的。
她觉得，太宗皇帝所谓道先佛后的政策，实际上是兼容并包。太宗皇帝是想通过帝王的权力来平衡三教，无论是提倡道教儒教，还是防范道教佛教，目的都是为了使儒释道三教形成合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武则天从其中深刻地领悟到了帝王的伟大和帝王的威严，她也微妙地发现佛教被驯服之后，会变成帝王的一张牌，一张可以随时听用的牌。
武则天在宫中生活了几年之后，她成熟了许多。她不再在意能否得到太宗皇帝的恩幸，不再为自己年轻的生命逐渐耗过而寂寞苦闷。她觉得自己每日诵经拜佛是一种非常可悲的行为，是逃避现实的愚蠢之举，因为自己想从佛教中得到些安慰，来抚愈自己寂寞的心灵。但是拜佛也罢，写经也罢，是无法脱离这个现实生活的。自己的生命之路才刚刚开始，必须正视现实，勇敢面对现实，要有作为，要为自己寻找生命之道新的起点。她还觉得，自己这些新的想法，与信不信佛并没有直接关系，佛法也不是讲要正精进即不断地努力进取吗？
大约在她20岁左右，她开始为自己设计新的生命之道。她抓住每一次接近太宗皇帝的机会，但又不在太宗皇帝眼前特意地表现自己，她想更多地了解太宗皇帝的心思，特别是想知道太宗皇帝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对自己很冷漠，也就是想知道自己一直遭受冷漠的真正原因。
她发现太宗皇帝是一个非常看重门第的人。这是自己未能得宠的直接原因。大约从东汉开始，大官僚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了大姓豪族；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首先看是否出身这些大姓豪族，非大姓豪族不选；到了唐代，虽然开始实行科举考试这种取才制度，但大姓豪族参与社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