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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宗教的方式是多 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种。 （1）国教统治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依仗自己的政治力量，把某种有利于自 己统治的宗教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 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所谓国教统治，就是指利用某种 宗教来统辖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统治制度辩护。 我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是由统治阶级规定的宗教制度， 这种制度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质上成为我国古代的国家宗教。这种国 教统治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它对于教化群众虔诚顺从，维护封建统治发挥 了巨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极长，是与这种无形的国教统治有着 密切的关系的。 国教统治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普遍的。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宗教都曾 登过国教的宝座。例如罗马帝国时期，在罗马的 “万神殿”里供奉着主神丘 比特、太阳神阿波罗、战神玛尔斯等众神，规定以罗马众神为崇拜对象的罗 马宗教具有 “国教”的地位。按照帝国法律规定，宗教仪式由国家掌握，帝 国的官吏不仅要熟悉各项法律内容，而且还要熟悉宗教律例。每个罗马公民， 必须信奉帝国规定的宗教，并以此作为对帝国忠心的表现。罗马帝国的皇帝 自命为罗马宗教的最高祭司。早在公元前27年，当罗马元老院加尊屋大维为 “奥古斯都”（拉丁文为“神圣的”、“至尊的”意思）之后，屋大维即宣 布自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并把罗马奴隶主共和政治改为帝国统治。为 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下令把太阳神阿波罗同主神丘比特并列，阿波罗神庙 就此成为全国的献祭中心。其后继者们干脆把罗马皇帝称为阿波罗神的化 身，是阿波罗神下凡。这种皇帝即神的观念，俨然是统治者手中的一把尚方 宝剑，有利于维护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教、巴比伦宗教、佛教、伊斯兰教 等之所以能成为国教，一方面是由于它仰仗着强大的王权扶持，另一方面是 由于它确实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 基督教从非法地位跃升到国教的地位，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一个鲜明 实例。基督教作为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宗教，曾处于非法地位，受到 过罗马帝国多次残酷镇压。当时宣布的 “罪名”有三：一是不信奉罗马帝国
的国教；二是不崇拜罗马帝国的 “万神”；三是不崇拜罗马帝国的皇帝—— 太阳神阿波罗的化身。许多基督教徒因为这些“罪名”受到残酷迫害。但是， 随着罗马帝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罗马帝国日益衰落，罗马 “万 神”教逐渐失去群众的信仰，而基督教却在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基督教对广 大群众的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以及它自身的种种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特 征，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改变了对它的镇压政策，转而采取了利用政策。313 年，罗马皇帝颁布了 《米兰敕令》，宣布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37年，罗 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临死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了基督教徒；392年，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以法律的形式，使基督教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这 一事实表明，基督教确实是适应时势的、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宗教。 （2）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是指政权与教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现象。如果说 “国教统治”主要表现了宗教作为观念性上层建筑的“牧师”的职能，那么 “政教合一”则同时表现了宗教作为体制性上层建筑所兼有的“刽子手”的 职能。因此 “国教统治”与“政教合一”的区别，仅仅在于政权与教权结合 的紧密程度，其结合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 “国教统治”，即国家规定某 种宗教为官方宗教，用政权力量维护其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其结合紧密程 度较大者，可称为 “神权政治”，即教会与国家、教权与政权合为一体。这 些形式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近现代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一般是介于最严 格的神权政治与较为松弛的国教统治之间。例如，我国的西藏地区，在民主 改革之前，实行的就是一种严格的神权统治，其神权和政权合为一体，宗教 首领和政治首领合而为一，政权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最高统治者达赖 和班禅被视为神的化身——活佛，借用神的权威进行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后， 与资产阶级的政教分离的主张相一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废除神权统治的 趋势，但是，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仍以某种方式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神权政 治。总的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权政治处于被淘汰的趋势，政教合一的 程度在日益减弱。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和现象。 但是，在不同的宗教那里，有其不同的特点。就三大世界性宗教来说，在伊 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其政教合一的倾向特别明显。伊斯兰教对多数穆 斯林国家的社会政治有全面深入的影响，其教律往往被作为民法以至刑法， 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至今仍采用 “苏丹”、“埃米尔”之类的政教合 一称号。基督教国家的政教合一情况比较复杂，其极端的典型是教皇国。在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渗透到社会、政治、法律的一切方面，帝王登基要由 教皇加冕，主教拥有世俗权，其中包括领地内的司法权，教会法取代了罗马 法，宗教裁判所一度凌驾于世俗法庭之上，教育由僧侣主持，神甫成了基层 社会生活的指导者，哲学、道德、艺术都成了神学的附庸。这些情况在资产 阶级革命后基本上消失了，但是还存在着某些遗迹和外部形式。佛教的政教 合一倾向相对较弱，这主要与其出世程度较高有一定关系。但是，在一些封 闭地区的弱小民族那里，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现象。 （3）支持宗教和打击宗教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还表现为支持宗教和打击宗 教。对于那些未能取得国教或政教合一地位的宗教，统治阶级也不是听之任 之、不加利用的，即使对一种出世性很强的宗教，统治者也是不会放过的。 因为这种所谓的出世，不过是引导人们转向彼岸的天国而忍受此岸的现实苦 难，这恰恰有利于统治阶级在此世的统治。所以，这种出世态度本身倒成了 一种入世的方式，这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入政治。事实上，任何一种宗 教都有入世的因素，都要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当这种入世的因素 表现出与统治阶级对抗的倾向，就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而如果表现出 顺从统治阶级的趋势，则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 从佛、道两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它们都未能长期占据“国教”地位， 统治阶级对之采取了既拉又打的政策是非常明显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由 于统治阶级认为它的处世主张和道德戒律有助于王政的禁律和教化民众的顺 从与善性，所以加以提倡。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扶植和佛教方面的依附，佛教 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它几乎具有压倒儒学而成为国教的态势，隋 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但是，当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危及当权者利益，对它 不那么称心如意时，当权者便对其进行打击。我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三武 一宗”灭佛，都与佛教的经济与社会势力的膨胀有关，也与各教间的彼此斗 争有关。 道教在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遭遇。原始道教曾作为农民起义的动员组 织形式，因此屡遭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东晋以后，统治阶级的某些代表 人物对道教进行了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造，将佛教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 合，建立了官方的贵族道教，才得到统治者的扶植。葛洪和陶弘景就是这种 贵族道教的著名创建者。葛洪信仰道教，著有 《抱朴子》一书，将道教的神 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宣扬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信为本。对道 教的这种改造，显然是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的。陶弘景是继葛洪之后贵族 道教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创建者，在他所撰的 《直灵位业图》中，提出了他的 贵族道教的理论体系，受到统治阶级的赞同和支持。 在世界历史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先是遭受镇压达300年之久， 以后帝国政府则加以拉拢利用，封为国教，但对其中的异端教派却给予打击。 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更直接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强大武器，因此，统治者 在教内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现象更为突出。 不管是对宗教的支持还是对宗教的打击，都是统治者从维护其统治的需 要出发的，都是统治阶级科用宗教的表现。从历史上看，宗教能够适应时势 的发展，依附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不断地得以改造和发展，这一事实足 以说明宗教的确只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它不仅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把神 剑，迫使被统治者遵守既定的统治秩序；而且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一剂精神鸦 片，在他们满身鞭痕的苦难中给予一种幻想的甜蜜补充。 。社会革命的外衣和人民起义的旗帜 宗教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内在的本质特征，似乎决定了它是统治阶级用以 维护统治的天然工具，然而，这些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往往被被统治阶级反其道而用之，成为被统治阶级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 外衣和人民群众揭竿而起的号角与旗帜。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主要表现为如 下两种类型。 （1）社会革命的神学外衣 宗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 政治、法律在中世纪都只是神学中的科目。它对广大的人口有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因此，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表现 为神学异端。所谓神学异端或宗教异端，是指在一种宗教内部，其神学观点 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相对立，因而受到教内权威排斥的宗教派别。诚然， 这些异端有的是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宗教外衣，有的则纯属荒诞无稽的异 端学说。但是，它们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属性。就革命的社会政治 理论的宗教异端来说，它实际上只是被统治阶级社会革命的神学外衣，是社 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被统治阶级要求改革现实社会的愿望的表现。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是针对教会的攻击； 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社会的要求，往往通过改革现存的宗教的愿望表现出来。 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被统治阶级和新兴社会力量变革社会的 伟大斗争的典型例子。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欧洲资产 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它除了直接造成了一大批脱离天主教会 的新教宗派之外，还促进了欧洲各国民族独立的加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 立。运动的领导力量是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资产阶级，斗争的主力是被 统治阶级的代表——农民阶级。运动的实质是社会革命，而运动的形式则是 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但其共同的标本原因则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的必然要求打破封建 制度的束缚，建立新的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种要求必然通 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而且在宗教居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的欧洲，这种世俗 的革命不得不采取宗教改革的形式。 我们从宗教改革运动的纲领清楚地看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马丁·路德 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1517年 10月 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贴出《95条论纲》，抨击罗马教廷兜售 赎罪券的卑劣行径。它好像一道闪电，引燃了德国人民反对罗马教廷的 “火 药桶”，很快燃起燎原之火，整个德国、西欧都投入了运动之中。 《论纲》 被争相传抄、不胫而走，两个星期内传遍了全国。一个当时的人说： “它四 个星期内飞传整个基督教世界，好像天使传送它们。”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公开号召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蛇蝎之群，提出了与罗马教廷相对立的新的 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