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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一条是通向达旺的公路。
与此同时，在西段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而印度人却蒙在鼓里。中国先是利用、后则翻修了那条穿越阿克赛钦的商路，并把它变成一条为中国行政管辖所必需的公路，他们称这条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间主要交通动脉。
中印双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辖扩展到这些新地区的时候，都知道对方在地图上对这些地区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人们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国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双方各由于自己的原因，都宁愿不把问题提出来。回顾起来，也可以说中印两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开端建交之初，没有把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列为首项议程，是一个失策。正如缅甸的吴努所说，“即使邻国间关系再好，双方也应当知道什么地方是一国领土的终点和另一国领土的开端。只有这样才能忠实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边界问题本来是满可以解决的，当时中印两国国家关系很好，两国也各自占据了它们认为对自己是重要的无人地带；因此，只需要签订一项协议，用外交形式把看来双方都满意的边界现状固定下来就行了。如果双方真的都满意，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了；但如果双方——或者一方——坚持其地图上对某些领土的要求，而这些领土又已为对方所占据，那么，边界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一九五O年萨达尔·帕特尔死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人物，此后十年他驰骋于印度政坛，大权独揽。他是总理，在不同时期兼任国防部长，有时担任国大党主席，他还兼任计划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长。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唯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说，一九四七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的政府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内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门的权势大，所以这班人，由于个人利益和野心的驱使，都从事于对内政部门职务的争夺。
内阁制度在印度从来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鲁甚至不屑于把内阁装点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人们有时会表示不满尼赫鲁总理的“傲慢的、不顾宪法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一位财政部长因此而辞职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一般说来，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着这么干。一名高级文官说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部长们满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没有事先取得内阁的同意就公开宣布政策决定。”尼赫鲁独断专行的作风，在他处理外交政策时比处理内政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内阁中有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但是对这个机构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多次制订、宣布、甚至执行事关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而该委员会和内阁却毫无所知。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就是这样，不但内阁和内阁所属的外交和国防两个委员会不知道，直到发生武装冲突使这个问题再也隐瞒不住时，议会也不知道。
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鲁个人制订的；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也仅由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几名高级官员负责。最初几年尼赫鲁领导外交部部务，也是事必躬亲，好象他管的只有一个外交部，甚至连一些简单的电报，也时常要亲自起草，不同官员们商量。有一个看问题比较尖锐的观察家，批评尼赫鲁在世时的印度外交人员，他写道：“他们工作效率不高——对于印度这样重要的大国来说，很不相称。他们训练不够，业务能力不行，整体观念不强，过分热中于讨好上级。尼赫鲁过于忙碌，过于偏执，以致没有去了解必要的细节和下级官员的情况，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级官员和少数几个偏爱的部下。这样就助长了阿谀奉承，走私人路线，以及肤浅和主观的作风。”
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鲁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的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度过十二天，回去后他确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兴起，它扎根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摆脱了多年来的懵憧软弱状态，变得强壮而团结”。一九五四年他再度来到中国，在回印度以后，对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纪律，印象很深，他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了不起的力量”。这次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中印双方对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这种以老大自居的矛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
虽则尼赫鲁在印度内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总是力图把它同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是亚洲政治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他相信到头来中国文明将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度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必然会在亚洲和世界上成为竞争对手。可是他认为中印竞争不一定会搞坏两国关系。尼赫鲁对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主张，使他在国内以至在国际上挨了不少责骂。从一九五O年起，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抨击他的对华政策是姑息政策，并且争论说，既然认为中国是入侵西藏，就不应该加以默许。他们警告尼赫鲁说，中国出现在北部边境，不可避免地会把印度暴露于中国扩张主义的威胁面前——后来，他们自然相信这些预言都已得到证实。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使权力所引起的惊惶和愤恨业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印度又风行一时。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访尼赫鲁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呼。
周恩来乘此机会提出了麦克马洪线 ＇
注：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是尼赫鲁先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这种看法对于印度对中印边境争端发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尼赫鲁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是周恩来主动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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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当两年前两人在中国会谈时，尼赫鲁曾顺便提到中国地图标出了“一条错误的边界线”。按照尼赫鲁本人的说法，中国当时告诉他这些中国地图是老地图的再版，还没有来得及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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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印度总理却没有想到，中国有同样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图的问题向他提出责问，这些地图也是把从前的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土要求照原样画上，而没有同有关邻国事先商量。”（见狄克·威尔逊（Dick
Wilson）所著《亚洲觉醒了》（Asia Awakes）第83页，伦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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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尼赫鲁说，他“凭着印度对中国友好关系”，曾就当时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缅边界谈判问题写信给周恩来。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缅甸对它的两大邻国都有所疑虑。他提议中国采取步骤以消除缅甸的不安，并建议可以邀请吴努到北京来讨论边界问题——后来中国也这样办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是在尼赫鲁上述信件发出后几个月内举行的。在谈到中缅边界谈判时，周恩来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根据尼赫鲁的说法，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告诉他说，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国同缅甸的边界线，尽管“这条线是英帝国主义者确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即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它应该承认这条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采取了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来对待麦克马洪线。中国对过去由其帝国主义邻邦所划的界线一旦变成有效控制线时，都采取同一方针。诸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中俄边界，有效控制线几乎建立了有一个世纪之久。印度仅仅是在五年前才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可是中国人的态度还是一样：接受“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这的确是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现实的方针。如果拒绝承认“既成事实”，并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将会同所有邻国都发生难以解决的毒害国家关系的争端。
从周恩来对尼赫鲁所作的保证，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推论，但看来周恩来没有把这点讲清楚。中国虽然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但中国不愿简单确认麦克马洪线。北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只要存在着边界条约，中国都是遵守这个条约的。但如需要进一步举行谈判以便划定走向和解决争端时，中国就会坚持必须缔结新约。新条约一般会肯定旧的边界走向；但是在中国看来，新条约既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协商的结果，那就消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污点。中国对中苏边界条约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并没有条约依据；因此，划定边界只能是以现状为基础。从实际的和政治的考虑出发，即使批准一条象麦克马洪线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虽然不是明确划定了的——边界，也需要经过谈判协商。周恩来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为他当时是联系到中缅谈判的问题讲了上面那番话，而且他接着还讲到，他相信印度将和中国一样，都不会认可旧时的帝国主义的条约。此外，前不久他还向尼赫鲁保证过，中国不会利用谈判来试图变更边界。
但下面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周恩来这时候没有提出中印边界西段的问题呢？当时尼赫鲁似乎还没有察觉：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地图上对阿克赛钦这块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国认为属于自己并作为自己的领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图上曾明确地对阿克赛钦提出了要求。中国当时正在毗邻的中段地区处理边界争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会向周恩来汇报西段地区也有可能发生争执。如上所述，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如果让中国方面根据它自己的地图对被印度占领的领土（麦克马洪线南面的地区）提出要求，对印度最为有利；也许中国对于印度对阿克赛钦（中国认为是中国领土）在地图上提出的领土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
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鲁讨论东段边界时没有提出西段边界问题，不管这样作的理由是什么，这件事带来了深远影响和不良后果。当时周恩来肯定认为中国方面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是作出了让步，而尼赫鲁大概也同意这种看法。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当时进而指出印度地图在西段标出的边界线是错误的，很可能这场中印边界争执就可以避免了。当时印中兄弟友谊正处于极盛时代，尼赫鲁肯定会把对印度地图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现实情况），看作是为了继续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的确，他也许会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使他能够作出一些姿态，来与周恩来对麦克马洪线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媲美。不过这个机会一下子错过了。两年后局势完全改观。彬彬有礼地指出你方的地图与实际情况不符是一回事；发现了你的邻国（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已经修筑了一条公路通过你的地图标明是你国的领土，这又是另一回事。客观现实也许是同样的，但是感觉却不一样，而在这件事情上感觉就是一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给北京一份备忘录，就印度发现中国修筑阿克赛钦公路作出反应。这份备忘录声称：这条公路所通过的领土“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还说，“中国政府没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