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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打算显然不能满足印度政府的愿望。印度在初期失败后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必须先撤退到九月八日、也就是在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那天以前的位置，印度才同意讨论问题。按照这样的撤退，中国方面就要从塔格拉山脊后撤，在西段，中国方面要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印度哨所（这些哨所是印度在前进政策下建立起来而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印度则将恢复他们在西段中国主张线以内曾经占领过的阵地以及在塔格拉地区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曾经占领过的阵地。北京的停火声明已经指出，中国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事实上将远远撤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的后面。但新德里认为，中国仅仅撤退部队还不够，还要所有的中国人员统统撤走；印度要尾随中国的撤退重返他们在推行前进政策时所占领的阵地。
停火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对中国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讲到中国政府的决定已“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并说，实现这些措施，双方都不会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但是他警告说，仅仅中国一方面自行后撤并不能保证防止双方冲突。如果印度拒绝合作，停火还会遭到破坏。如果中国曾经指望通过军事行动这样的外科手术来改变印度的争吵不休的态度，那么尼赫鲁的复信必然使中国人明白过来。尼赫鲁在复信中重弹了印度的老调，并暗示印度的论点已为中国所肯定和接受。他还假定周恩来也接受了印度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等等。他反复地讲，对中国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建议需要得到“积极的澄清”，并再次敦促中国接受“明确的、直率的＇印度＇建议”以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
十二月八日中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烈的照会，指责印度“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北京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官员会晤……？”印度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这些问题的公开回答，只能是“唯唯否否”。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说，印度同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包藏祸心的中国建议必须予以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去的警告应置之不顾。事实上，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印度不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去，尼赫鲁甚至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间接的秘密保证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给周恩来。前进政策已寿终正寝，两三千名印度士兵的阵亡就是它的殉葬品。然而，边境战争的失败更坚定了印度政府的根本立场。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如果印度要改变它的基本立场，那只有在战败的余痛和耻辱被忘却以后很久，在尼赫鲁及其同僚下台后，才有可能。但是象开头那样顽固不化地拒绝谈判的立场，必须加以伪装；阻挠解决争端的责任，一定要推给中国。
象往常一样，印度要办到这点并不难，因为当时印度爱好和平的声誉还是那么高，而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评价又是那么低。各方面几乎一致报道说，边境战争是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所以它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一般印象，即北京是奉行不顾一切的、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人们又从中印关系之外，去寻找中国单方面停火和后撤的原因。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俄国的最后通牒的结果。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停止对印度的侵略，是因为当时美国已从古巴危机中脱身，可能进行干涉帮助印度。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印度宣扬的那种说法：中国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很难抵挡印度的反攻，因此中国不得不停火和后撤。如印度某一议员所说的，事实上中国后撤“根本是出于恐惧”。到后来人们几乎相信尼赫鲁所讲的“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脚逃跑了。
在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夜 ＇ 译者注：北京时间二十二日零时起。 ＇
停火的实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早在四十八小时前，当第四十八旅的残部最后在查库瓦解时，有组织的战斗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自那以后，双方在东段的一切地方都停止了接触。中国军队没有追击从瓦弄向洛希特河谷方面撤退的印军，也没有追击从查库逃奔平原的印军。虽然中国军队在前进时绕过数以千计的印军并把他们抛在后面，而没有企图围歼他们，但停火后零星的战斗在东北边境特区仍然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印度部队在转移到平原的途中遭到伏击，有时在这些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大部分后撤的印军并不知道停火的消息，看来在某些场合中国部队也没有理睬停火的决定。
西段的停火则比较明确。中国部队在摧毁了热赞拉高地周围的印军前沿阵地后，没有向楚舒勒挺进；中国部队一直炮轰楚舒勒周围和机场附近的印军，而在指定停火生效的时刻停止了炮击。西段的印军没有发生象东段溃败时那样的混乱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他们在停火时仍保持战斗的姿态，准备在中国部队继续挺进时进行战斗。印军还继续大力增援楚舒勒；停火几天后，印军还再次派出巡逻队同敌人接触，试探敌人的意图。
在东北边境特区南面平原地带的印军则较为小心谨慎。新派去的一个旅奉命不准越过中国的主张线，也就是说不得进入山区。印度陆军总部还指示第四军不得进行挑衅，并避免在巡逻中发生冲突。那些溃败中的幸存者稀稀拉拉地进入平原地区时，军方把他们按原来的编制单位加以收留，准备慢慢地进行改编，并恢复他们丧失殆尽的士气。好几个星期以后，幸存的士兵还陆续从山麓地带走出来，因为他们回来的这条路途极其艰险，许多印度士兵饥寒交迫，死在路上。
过了很久，印度才统计出伤亡的数字。印度国防部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下列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二十六名印度人员在被俘期间因伤重死亡，其余的被遣返回国。其中的伤病员在停火后几个星期内即被遣返，其他的被俘人员在六个月后遣返回国。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印军伤亡都发生在东北边境特区。
据印度陆军事后估计，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战场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一个正规师和一个轻装师担任主攻，插向达旺、色拉和邦迪拉，直抵山麓。另一个师，或者是一个独立团，使用于瓦弄地区作战。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兵力最多时约达二十五个步兵营，略低于三个正规步兵师。因此，中国的兵力全面来看，在数量上只占很小的优势。但是印军部署分散，所以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不难实践毛泽东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教导。在兵力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例如在色拉——则由于印军在受到打击前已经自行瓦解，因而使得中国军队避免了一场恶战。
在印军坚守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地方，看来中国部队的伤亡就较重。例如，十一月十七日在登班的印军警卫旅联队曾坚持战斗，事后据印度的情报判断，有三百至四百中国士兵阵亡。当印度军队回到瓦弄战场和西线的热赞拉时，他们发现了中国方面伤亡相当严重的迹象。没有一个中国人员被印军俘虏。
中国只派了一些强大的巡逻队进入查库南面的山麓地区，于是印度陆军就利用停火，在东北地区开始重建兵力。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 ＇
注：塔帕尔休假期满后，乔杜里的任命即得到批准。 ＇
建议把被免职的考尔调到旁遮普邦负责一项训练工作，但考尔却提出辞职。据考尔的叙述，尼赫鲁曾试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表示慰问的信：
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的。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亲挚的
贾·尼赫鲁
根据考尔的叙述，以后尼赫鲁又详细说明了信件结尾的那点暗示，告诉考尔，他可能被任命为喜马偕尔邦的副邦长。显然新德里曾对考尔的任命可能产生的政治反应，进行了试探；也许印度总理得出结论，认为委派考尔担任任何职务，即使是这类的闲职，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无论如何，这个念头还是放弃了。但是在尼赫鲁的授意下，一个叫作特贾（Teja）博士的后来聘用了考尔。特贾是一个金融资本家，他曾说服印度总理要政府对造船工业大量投资。考尔不久也辞去了这个职务，特贾则因欺诈而受到控诉。
塔帕尔将军的运气稍好一些。他被任命为印度驻阿富汗大使，他的委任状是尼赫鲁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前最后签署的文件之一。森将军仍任东部军区司令，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也辞去了陆军的职务。在克节朗河战役溃败以后，被森将军撤消第四师师长的普拉沙德将军，经亲自向总统申诉后，重任师长，在西部军区指挥另一个师。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他的一些私人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其中有一份是对他被免职一事的抗议书；抗议书中激烈地批评了他的上级和政府，巴基斯坦对此大肆宣扬。结果，普拉沙德很快调离军队。曾在色拉…邦迪拉溃败中指挥第四师的帕塔尼亚将军在停火后不久就辞职了。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被遣返回国。他同其他被俘印度军官不在一起，是单独监禁的，后来则同其他少校以上的印度军官一同被遣返回国。中国方面向他们解释说，其他印度俘虏经由东北边境特区回国的那条路对军官们来说过于艰苦，所以中国用汽车和飞机，把他们送到昆明，由印度空军派机从昆明把他们接回印度。
达尔维以后两次得到提拔，掌握实权。一九六五年印度同巴基斯坦的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看样子达尔维好象是要升官了。但一九六六年在提升少将时漏掉了他，他就提出辞职。印度军队从而失去了一名杰出的军官。也许堪以告慰的是达尔维以后写了一本关于克节朗河战役及其背景的书，书名《喜马拉雅的失策》
＇ 注：这个词印度人听来特别耳熟，因为这是甘地创造的。 ＇ ＇ 译者注：《喜马拉雅的失策》，英文是“Himalayan
blunder”，也有“喜马拉雅山般的，极大极大的错误”之意。 ＇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本书将来可能被认为是军事文献里的一部名著，它概述了他作为一个军官在接到他明知会使他所指挥的部队遭到覆灭的命令时所处的困境。
马内克肖将军由第四军军长提升为东部军区司令，一九六九年又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梅农在一九六七年大选前一直作为国大党后排议员留在议会。在一九六七年大选中，孟买选区的国大党组织不再提名梅农为议员候选人。于是，他以独立的候选人的身分竞选，结果被击败了。他的竞选对手在大选前夕逝世。梅农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再度失败。一九六九年，他以独立的候选人身分参加西孟加拉的补缺竞选，在当地的联合阵线政府的支持下，这次他才当选为人民院议员。
在印度国内，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国外，对于中国是否会按它所宣布的那样把军队撒到麦克马洪线的后面去，还存在着怀疑。但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部队即将开始后撤。十二月一日中国部队准时后撤。撤退是缓慢的。十二月五日中国人在邦迪拉把一些受伤的战俘交还给印度，大概在一星期以后，中国部队才从邦迪拉撤出。中国部队有许多打扫战场的工作要做，在做这些事情时，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