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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一时的不结盟的热烈气氛——特别是印度装模作样加以渲染的那一套——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在更广阔的国际范围内，那些使得印度的不结盟显得有意义、并在不久前颇受欢迎的各种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冷战已成过去，代之而产生的是美苏之间审慎的和解。美国在亚洲越来越积极地进行活动，反对中国。虽然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看出苏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严重分裂的端倪已现。印度同中国的不和，适应了正在出现的大国间关系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实际上走向双重结盟，既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俄国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当尼赫鲁把呼吁美国援助一事通知莫斯科时，俄国人答称他们理解印度的请求和需要）。相反地，他们自己也不断地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中止了军援，莫斯科乃成为印度防务装备的最大供应者。
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看来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尼赫鲁仍声称不结盟依然存在并未受到损害，但是据加尔布雷思讲，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书曾向他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国。印度的提议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据加尔布雷思说，美国国务院看来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印度的这个提议同一九六二年以前它所持的态度相比较，也许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新德里出现美国军事代表团以及美制C…130运输机大队往返拉达克运送美援物资，却公开证实了印度在中印边境失败的打击下离原来的立场的确已经走得很远。肯尼迪总统接到尼赫鲁请求援助的呼吁后，曾派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率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高级顾问团，此外还派遣了美国为随时应付地面紧急情况而组成的机动突击部队的司令保尔·亚当斯（Paul
Adams）将军来印度访问。哈里曼一行人离开华盛顿以前，中国就已宣布了停火。不象派遣到孟加拉湾而又返航的美国航空母舰那样，这个代表团并没有取消此行。哈里曼等人乘改装的喷气式空中加油机经十八小时的飞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抵达印度。印度方面立即请他们去会见尼赫鲁。尼赫鲁对哈里曼是很了解的，同他也合得来，因此他们的会见是老朋友之间的会见。但是尼赫鲁的态度似乎有些拘谨。代表团成员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后来曾写道：“尼赫鲁写给肯尼迪呼吁援助的信把情况描绘得险恶万分，但当面对面地进行谈话时，他似乎又想完全回避谈论这一点”，据希尔斯曼的观察，“尼赫鲁大概感到，在他长期遵循的中立主义政策已成废墟的情况下来接待美国人是很为难的”。
以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与哈里曼代表团同时来到印度，他们两者为以后三年对印度提供大量军援奠定了基础。不久，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Nassau）会谈，对此达成了协议。
＇ 注：根据拿骚协议，美英两国平均分摊价值一亿到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轻武器、军械和子弹的费用。 ＇
美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训印度人不要胃口太大，哈里曼对他们说，“美国愿意援助印度，但印度对现代防务的昂贵和复杂性应有现实的理解。”
一九六三年更晚些时候，英美远程战斗机开到印度，使用印度空中基地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演习。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尼赫鲁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干涉的方式，因此政府感到对这种为了迅速建立“空中保护伞”而进行的演习难以作出解释。他们说举行这次演习只不过是为了训练印度技术人员，否认“＇英美政府＇承担了在印度一旦遭到攻击时进行任何援助的义务”。他们还强调指出，苏联也正在帮助印度建立国防力量。
尼赫鲁在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时曾一再指出，在这方面依赖别国政府，势必削弱印度的独立。尼赫鲁与哈里曼的第一次会见，一定会使他痛切地体会到这个真理。据哈里曼的一位同事讲，哈里曼用极其文雅的方式“暗示印度需要解决克什米尔的争端，并采取同巴基斯坦进行联防的措施。”但是，他的这种文雅的手法很快就收起不用了，哈里曼和桑兹一道转而大力利用军援的许诺压印度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这意味着印度起码要让出相当一部分的克什米尔盆地来进行妥协，这是印度根本不会同意的。英美对印度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心情产生了错觉。印度各阶层人士都在说，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的时机到了，但是，他们的含意是按照克什米尔的现状来解决。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并不是解决争端，倒是拒绝解决争端。但哈里曼和桑兹仍旧不断施加压力（桑兹压得更厉害），在他们抵印度一周后，新德里宣布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将要会见，以讨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使桑兹感到沮丧的是，在上述消息宣布后的第二天，尼赫鲁却在议会中向那些焦躁不安的议员们再一次保证，他将不考虑任何“足以破坏克什米尔现状”的意见，在他的脑海里同阿尤布·汗会见，很清楚不是“谈判”，而是“会谈”。印度为了解决问题所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调整停火线——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的最低要求。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印巴之间的交涉就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毫无成果的、部长级的初步会谈后宣告破裂了。
尽管巴基斯坦多次提出强烈和惊惶的抗议，美国仍继续给予印度军援。一九六五年由于巴基斯坦企图以武力使克什米尔摆脱印度的控制，触发了历时三周的印巴战争，这时美国也中断了对印度的军援，印度就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从解决它自己的边界问题着手，同北京的关系日趋友好，并开始从中国获得军事装备。
边境战争以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不如前。毫无疑问这主要是战争失败的影响：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同时，尽管它矢口否认，但看来印度已暗中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华。因此，它已不再能充当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了。除此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印度的国内困难也在日益加剧。边境战争及其后果可能加速了这些困难，但看来它还是由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所促成的。印度经济的困难和政治的虚弱日益加深就必然要削弱它的国际地位。
度过了边境战争的印度政府，感到失败的后果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国家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政府甚至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因而停止了过去为促进国家团结而建立的委员会的工作。政府解释说，这场战争已为该委员会完成了这项任务。那批神话编造者也很快开始为这次军事失败进行粉饰。在停火一个星期后，有一名记者从提斯浦尔发来了一份报道说：“如果敦刻尔克可以作为英国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坚定不屈的范例载入史册，那么，几千名印军官兵在东北边境特区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色拉地区被包围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撤出，也必定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视为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大体上都接受了官方对这次溃败所作的解释，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归咎于印度政府或军方领导。官方暗示说，中国部队之所以能够取胜是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往往不顾伤亡进行突然袭击。官方还大肆渲染印军所面临的气候上和后勤供应上的困难，而很少有人追究印军既然没有准备，为什么还让他们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同中国军队交战。政府指示陆军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失败进行调查，但是调查人员亨德森·布鲁克斯（Henderson
Brooks）少将和巴加特（P。S。Baghat）准将两人却奉命不要去追究在这次溃败中的个人责任。国防部长恰范后来在议会里说，调查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那些与这次战役有关或参加了这次战役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此外，还不准他们向参谋局和陆军总部其他部门的军官进行查问，不准查阅陆军总部的档案。塔帕尔将军拒绝向调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但表示愿意在调查报告完成后，写上自己的批语——他的继任者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制度的。考尔递交了两份很长的声明。陆军总部的一些军官，特别是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向新任的陆军参谋长提供了几份报告，但是那些报告没有送给布鲁克斯。就连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从中国被遣送回国后所提出的报告，也没送到布鲁克斯手里——当时，调查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可见，布鲁克斯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能掌握全部情况，也未能对文官领导与陆军总部之间一些带关键性的交涉进行调查。然而，上级决定总要影响到下属部队单位，因此可以在事后产生的影响中去追溯当时上级所作的决定。所以，布鲁克斯的报告中就提到了灾难的根源在于“更高级的作战指挥”，也在于自一九六一年中以来某些高级军官没有能够抵制他们明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是不切合军事实际的政策。报告详细地回顾了东北边境特区战斗的过程；报告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考尔、森和塔帕尔等人，但还是点明了他们对于溃败所负的责任。这份报告的内容当然只能给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名声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印度政府就把这份报告当作绝密文件存档了事。恰范说，“我们不应该讲，或者做那些助长敌人气焰，而挫伤自己锐气的事情”，所以他仅就这份报告向议会作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很温和地提到，陆军的上级机关对若干本应由前线军官来决定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某些干预。某些旅以上的指挥官的确存在着某些“缺点”。关于克节朗河到邦迪拉的“一系列挫折”，恰范所作的解释是：“那些战斗是在我们最遥远的边境上，而且在陆军所从未到过的高原上进行的。那些地方在地理上对我军完全不利，而对敌人则十分有利。”他用这样的说法来安慰大家：“初期的这种挫折是战争发展的常态，关键的是谁能赢得最后的战役。”布鲁克斯的报告本身一点也没有粉饰失败，但这份报告经过政府这么一番剪裁，遂被用来粉饰失败，反对派对之也无可奈何。不管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是由于什么样的错误指挥或疏忽所造成。大家都很清楚：国防部和陆军毕竟已换上了新的领导班子，陆军的大规模改组、扩充和重新装备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因此，国大党准备既往不咎。看来，除非有朝一日非国大党的政府在新德里上台，否则布鲁克斯的报告是不会公布的。
尼赫鲁没有作出打算要辞职的姿态。他和他的政府就这样地勉强地度过了危机，表面上还同过去一样。要是别的民主国家的内阁遭到这样的灾难，老早就垮台了，从表面看，甚至尼赫鲁个人的地位也没有太大的降低，人们普遍觉得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感觉压住了对领导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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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大党企图用紧急状态压制这类批评。国大党发出的一个通告中提到反对党“正在利用紧急状态向国大党脸上抹黑”，“甚至连总理也遭到攻击”。它号召应对此采取有力的反措施，并提出“应强调谁批评＇尼赫鲁＇，谁就是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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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尼赫鲁过去对议会和国大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地位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八个月中，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国大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在它就梅农问题上责难尼赫鲁、迫使梅农辞职，并且不理睬尼赫鲁暗示他也想辞职的时候，就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从那时以后，往日只要尼赫鲁一提到他想暂时下野就能使国大党惊慌失措的那种状况，也永远结束了。
新德里的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本来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但是在尼赫鲁继续担任总理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