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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墨家》
作者：任继愈【完结】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墨子与墨家》是任继愈先生的专题著作，该书内容共分十章，从墨学的产生到成书，从历史故事深入到墨子在社会中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详细分析综述了墨子以及墨经形成的认识论与自然观，逻辑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附录介绍了《墨经》对于后世科学的贡献，为读者展示了墨子及其《墨经》的文学魅力与哲学影响。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中国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担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图书馆（1999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等。
目录
第一章 墨学产生的时代条件
第二章 墨翟与《墨子》一书
第三章 止楚攻宋的故事
第四章 非攻和兼爱
第五章 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第六章 尚贤、尚同
第七章 天志、明鬼
第八章 三表
第九章 后期墨家和《墨经》
第一节 后期墨家和《墨经》
第二节 后期墨家的认识论和自然观
第三节 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
第四节 功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
第十章 墨学的历史地位
辅文列表
附录一 《墨经》对科学的贡献
第一节 墨学对光学的贡献
第二节 墨学对力学的贡献
第三节 墨学对数学的贡献
附录二 辅文图片
第一章 墨学产生的时代条件
春秋后期，生产有所发展，根据地下出土的器物，证明春秋时代已在广泛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有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荒地的开垦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兴修，也造成了有利条件。因此，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坚固而锐利的铁制工具的应用，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之交换关系的进步，手工业逐渐由分工而走向专业化。当时已有木工、皮革工、冶金工、陶工、缝工和织工等，总称为“百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货币流通也日益广泛，并出现了金属货币。这时，商业资本已较发达，各地的物产大量交流。贵族以外的大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li离〕、端木赐（子贡）等人都是。
在春秋时代，大小国家很多，它们各霸一方，不断地进行兼并掠夺战争；战争的规模也更为扩大。
在战争中，大国对小国进行掠夺；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掠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在战争中，无论大国小国，最受痛苦的是小农和小生产者，他们是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的主要担负者。当时小农和小生产者，即使在战争中免于死亡，也不得不忍受饥寒的痛苦。齐国的晏婴说齐国“三老冻馁”，晋国的叔向说晋国“道殣〔jin禁〕相望”。像齐、晋这样的大国，人民尚且不能免于大量冻死和饿死的威胁，其他小国人民的悲惨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民不但在战争中担负人力和物力，而且在平时还要承受统治者的各种残酷的剥削，因而他们日趋破产，青壮年大批逃亡，老年死于饥寒，人民开始用各种方式来反对统治者的掠夺和压迫。
在这种战争、掠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剧烈冲击下，旧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贵族制度逐渐瓦解。当时，已出现新的土地占有者，也出现了逐渐脱离贵族羁绊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小私有者。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不同阶级出身的“士”，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企图创立一套新的学说或办法来适应当时的情况。而各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便礼贤下士，招徕贤能作为助手。因此，士的阶层就逐渐扩大起来，并且得到了广泛活动的机会。
士这一阶层的一个来源是由旧贵族没落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受过贵族教育，在社会秩序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不能世袭，也没有固定的财产，依靠出卖知识技能维持生活。士这一阶层的另外一个来源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动，从小生产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士是一个流品复杂的阶层。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前一个来源的士，他们多半是由一些没落的贵族成为士的；墨子和他代表的墨家是后一个来源的士，他们是由当时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上升为士的；老子、杨朱则是由旧日没落贵族下降为农民或小私有者而成为“隐士”的。老子这一派和前两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积极向当权的世袭贵族靠拢，而采取和当时的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墨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士，都不轻视体力劳动，这一点却是和一向轻视体力劳动的儒家不同。
墨子自己曾说过，“翟〔di敌〕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以下引文出自《墨子》一书者，只注篇名），可见他既不是直接统治人民的人，也不是直接参加“耕农之难”的人。他的任务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在于宣传并实行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当时，士的任务在于“上说下教”，“坐而言义”，“遍从人而说之”。
墨子和他的绝大多数弟子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在西周时代，“工商食官”，当时设有专门负责管理奴隶工匠的工官。到春秋时，一部分工官失去职位（不止工官，如祝、巫、史和乐官也都流散到各地），一部分工奴得到解放，加入本来就有的独立的小生产者的阶层。《论语·子张》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墨子本人原来也是一位精通制造器械的人。而且他制造器具，重在实用。他的技巧，特别是在制造防御战争中用的器械这一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当时举世闻名的公输般。我们从《墨子》书中《备城门》以下各篇，以及后期墨家所表现的对力学、光学、几何学和一般物理学方面丰富的知识，完全有根据说墨子和他的学派是兼通器械制造技术的。墨家学派的成员并非都是从事器械制造的。其中也有从事耕田的，也有以织草鞋、编席子为生的，像《孟子·滕文公》篇所说的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ju具〕织席以为食”，也是属于墨子学派。
照墨子和墨家的原则，他们反对“厉民以自养”，反对剥削和过分享受的生活，主张自食其力。因此，他们一方面要国君行其道，一方面尽量减低国君对他们的供养，《吕氏春秋·高义》篇记载墨子的话说：
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即编民），未敢求仕。
这和战国时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作风迥然不同。墨子学派即使到战国时期士的活动范围更为扩大时，仍然经常过着极端刻苦的团体生活：“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篇），被儒家称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司马谈说墨子之道“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庄子说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又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qi qiao奇敲〕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楚国大臣穆贺听了墨子所说的道理，很受感动，只是觉得“贱人之所为”，怕楚王不肯采用。
墨子和他的学派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正当的愿望，控诉了贵族腐化生活的不合理，替人民群众喊出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呼声，这些都构成墨子学派光辉不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墨子和他的学派毕竟还是士，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劳动者，他们还有求于当时的统治者，担心贵族不到墨家来找“严师”、“贤友”和“良臣”，因而对王公大人们不得不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他们只能在不触动当时贵族世袭的社会制度下，提出他们改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这就是墨子学派中保守的一面。但就这一学派在当时的影响来说，其进步性是主要的。
墨子和他的学派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