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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觉得，我恐怕永远没法感受到像那样的幸福了。
我让阿尔诺钻出窗户，然后拿起一只酒杯，猛地推开门，装出立足不稳的样子。“噢我的天。这儿根本不是台球室，对吧？”我快活地说。
那些卫兵看到我，纷纷露出尴尬的表情。这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这场“私人晚会”是以我的名义举办的……
“我们在追赶闯入者，德·拉·塞尔小姐。您看到那个人了么？”
我故意眯着眼睛看着他。“鹿子？不，我不觉得鹿会爬楼梯，它们的蹄子太小了——它们是怎么从王家动物园跑出来的？”
卫兵们犹豫地对视了一眼。“不是鹿子，是闯入者。可疑的人物。您见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到了这时候，卫兵们都既紧张又焦虑。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猎物就在附近，又为我的拖延而恼火。
“噢，那是德·波利尼亚克夫人，”我压低了声音，“她的头发里有只鸟儿。我想她是从王家动物园里偷来的。”
另一个守卫再也按捺不住，走上前来。“请您让到边上，让我们搜查这个房间，小姐。”
我摇晃了几下，装出不胜酒力的样子——或许还带着些挑逗。“恐怕你能找到的只有我，”我对着他露出微笑，顺便展示了一下我的低胸长裙，“我找台球室已经找了快一个钟头了。”
那个卫兵的眼睛开始不守规矩。“我们可以带您过去，小姐，”他说着，短促地鞠了一躬，“而且我们会锁上房门，以免出现更多的误会。”
卫兵们护送着我离开，而我暗暗祈祷着两件事：首先，阿尔诺能顺利跳到庭院里；以及其次，在卫兵们带我去台球室的路上，能够发生点什么意外，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俗话说得好：许愿时要谨慎，因为你的愿望很可能成真。
我祈祷的意外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听到了一声呼喊：“上帝啊，他杀了德·拉·塞尔大人。”
我的整个世界天翻地覆。
1789年7月1日
在我耳中，整个法兰西仿佛都在分崩离析。承担了过多期待的三级会议在国王那首伪装成演讲的催眠曲中开始，果不其然，这场哑谜大赛很快发展成争吵和内斗，最后无果而终。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次会议之前，第三阶级就很愤怒。他们为自己最贫穷却要交最多的税而愤怒；也为自己在三级会议中人数最多，拥有的票数却比贵族和教士更少而愤怒。
在那次会议之后，他们更愤怒了。他们愤怒的是国王对他们关心的事只字不提。他们打算开始行动。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除了白痴和那些特别固执己见的人——很快就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但我不在乎。7月17日，第三阶级通过投票成立了国民议会，作为代表“人民”的集会。其他阶级也有些支持的声音，但实际上，这意味着平民们有了真正发言的权力。
但我不在乎。
国王试图以关闭万国大厅的方式阻止他们，但这就像是在马儿受惊以后关上马厩的门一样。他们没有气馁，选择在一处室内网球场举行了会议，到了7月20日，国民议会进行了宣誓。他们称之为“网球场宣誓”，听起来很滑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你要考虑到，他们打算为法兰西制订一部新宪法。
你也要考虑到，这代表了君主制度的末日。
但我不在乎。
等到7月27日，国王显得前所未有地紧张。随着国民议会得到广泛支持的消息从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传来，军队开始进驻巴黎和凡尔赛。空气里弥漫着明显的紧张气氛。
但这件事我同样不在乎。
当然了，我应该在乎的。我应该拿出坚强的意志，把我个人的烦恼抛到脑后。但事实上，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因为我父亲死了，而悲伤回归了我的人生，就像居住在我心里的一团黑影，它每天早上会随着我一同醒来，陪伴着我度过白天，然后在夜晚让我焦躁不安，无法入睡，让我满心懊悔和遗憾。
在那么多年里，我都是个不合格的女儿。我白白浪费了让他为我骄傲的机会。
没错，我很清楚，我们家族在凡尔赛和巴黎的宅邸无人照看，其情形与我的心境如出一辙。我留在巴黎，但奥利维尔——凡尔赛庄园的总管家——的信每周都会两度到来，信里不断提及他对于女佣和男仆纷纷离开，却找不到接替者的焦虑。但我不在乎。
在巴黎的宅邸这边，我禁止仆人进入我的房间，并且在夜晚才悄悄下楼，不想看见其他人。他们会把放着食物和信件的托盘留在我的门口，有时候，我能听到女佣和侍女在悄声耳语，而我能想象她们是怎么谈论我的。但我不在乎。
我收到过韦瑟罗尔先生的信。他在信里问我是否去巴士底狱看过阿尔诺（他是因为行刺我父亲的嫌疑而入狱的），甚至问我有没有采取手段证明他的清白。
我本该写信告诉韦瑟罗尔先生，答案是“没有”，因为就在父亲遇害后不久，我回到凡尔赛庄园，去了他的办公室，找到了一封被人塞进门底下的信。那封给父亲的信上写着：
德·拉·塞尔大团长，
我通过我的密探得知，骑士团内部有某个人正密谋对付您。我请求您在今晚的入门仪式上保持戒备。不要相信任何人，甚至是你视为朋友的人。
愿洞察之父指引您，L
我写了一封给阿尔诺的信。在那封信里，我把父亲的死归咎于他。在那封信里，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但我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
但我对他的爱渐渐转变成了怨恨。我的童年好友和成年后的恋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个闯入者，是夺走了我父亲关爱、随后又帮助别人杀死了他的可悲孤儿。
阿尔诺在巴士底狱。很好。我希望他把牢底坐穿。
1789年7月4日
韦瑟罗尔先生走不了太远的路。不仅如此，他的住处附近的土地——那里远离校舍和操场——实在算不上打理得太好；拄着拐杖在那儿行走相当费力。
但他仍然喜欢和来访的我一起散步。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他想看看那头奇怪的鹿（它一直在林子里偷看我们）；还是因为我们会走到那片阳光充足的空地，空地上还有可以歇脚的树桩，而这让我们想起了那段练习剑术的时光。
这天早上，我们来到那片空地上，而韦瑟罗尔先生感激地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而我果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怀旧之情涌上心头：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里有和他的剑术练习，还有和阿尔诺的玩耍时光。那时母亲也还活着。
我想念他们。我想念阿尔诺和母亲。
“负责送那封信的人是阿尔诺，是么？”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对。他本该把信交给父亲的。奥利维尔看到他手里拿着的信了。”
“所以他本该送信，但又没有送到。你对此有何感觉？”
我压低了声音。“我觉得受了背叛。”
“你觉得那封信也许能救你父亲的命？”
“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你才对你的男友目前身在巴士底狱的事装聋作哑？”
我一言不发。我也没什么可说的。韦瑟罗尔先生抬起头来，面对着穿透树冠照下的阳光，光芒在他的胡须和合拢的眼皮上跳动，而他正以近乎快乐的笑容享受着这一天。接着，他点点头，感谢纵容他享受这份安静的我，随后伸出一只手。“再让我看看那封信。”
我从束腰外衣里取出信来，递给他。“您觉得‘L’是谁呢？”
韦瑟罗尔先生对着我扬了扬眉毛，浏览了一遍信的内容，然后把它递还给我。
“我能想到的名字以‘L’开头的人，就只有我们的朋友，克雷蒂安·拉弗雷尼埃先生了。”
“但他是个乌鸦。”
“这么一来，是不是就代表‘乌鸦们密谋对付你的父母’的理论不成立了？”
我顺着他的思路考虑起来。“不，这意味着只有一部分乌鸦在密谋对付我的父母。”
他笑了几声，然后挠挠胡子。“没错。信里说的是‘某个人’。只是就我所知，目前还没人表现出争夺大团长之位的意思。”
“对。”我平静地说。
“噢，事实就是这样——现在你才是大团长，埃莉斯。”
“他们知道。”
“是么？你该不会在骗我吧。告诉我，你和你的顾问们开了几次会了？”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我有理由哀悼。”
“没人反对这一点。只是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埃莉斯。整整两个月了，可你还没有处理过哪怕一件圣殿骑士团的事务。一件都没有。骑士团知道你是名义上的大团长，可你的表现完全没法让他们放心。如果发生政变——如果有别的圣殿骑士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大团长，噢，那他或者她眼下恐怕不会听到多少反对的声音，对吧？
“为你父亲哀悼是一回事，但你也必须为他争光。你是拉·塞尔家族这个世代的代表。也是第一位女性法国大团长。你必须站出去，证明你配得上这些称号，而不是整天待在自家宅邸里闷闷不乐。”
“但我父亲遇害了。如果我不去为他报仇雪恨，别人又会怎么看我？”
他短促地笑了笑。“噢，如果我说错了的话，请纠正我：你眼下这两件事都没在做，不是么？你的最佳方案是掌控骑士团，帮助它度过眼下的难关。次佳方案是拿出点拉·塞尔家族的干劲，让所有人知道你在追捕杀父仇人——或许会有人帮你找出那‘某个人’。最差的方案就是每天为你父母的死而继续消沉。”
我点点头。“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去联系拉弗雷尼埃。别提到那封信，但要告诉他，你希望开始管理骑士团。如果他对你的家族忠诚，多半就会亮出底牌。其次，我会给你找个副官。某个我确信我们可以信任的人。第三，你也该考虑去看看阿尔诺了。你应该还记得，杀死你父亲的人并不是阿尔诺。杀死你父亲的人是你的杀父仇人。”
1789年7月8日
我收到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埃莉斯，
首先，我要为自己没能及时回信而致歉。我必须承认，你先前欺骗我信任的行为让我耿耿于怀，而这是没能回信的主要原因。但在反思之后，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而且说实话，我很感激你选择向我吐露心声，也在此向你保证，我已经接受了你的道歉。
我最感激的是，你把我弟弟的那些信记在了心里。这不仅证明我把信交给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的弟弟还活着，他应该已经实现了部分想法——而我希望你能代替他实现。
我注意到你的恋人阿尔诺拥有刺客血统，而你与他相爱的事实对我们预想中的未来是个良好的征兆。我认为你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你父亲让他“弃暗投明”的计划，而我也同意你的质疑或许出于某些自私的动机，但这不代表你的做法就是错误的。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刺客们找到阿尔诺，他们或许就能说服他加入。你的爱人随时都可能变成敌人。
在这件事上，我有些或许对你有用的信息。在一份我只能称之为“刺客公报”的刊物上，刊载了一条消息。你应该明白，我通常是不会插手这类事务的：收到关于刺客活动的信息以后，我就不会再交给别人，这既是出于慎重，也是因为我对那些事并不关心。但这条消息或许对你意义重大。它提到了一位地位相当高的刺客，名叫皮埃尔·贝莱克，目前正被囚禁在巴士底狱。贝莱克说他发现了一个极具刺客天赋的年轻人。公报上提到，那位年轻囚犯的名字是“阿尔诺”。但我想你应该也明白，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只是巧合。这应该是条值得注意的线索。
仍然是你诚挚的朋友，珍妮·斯科特
1789年7月14日
我穿行于巴黎的街巷，而这座城市已经彻底陷入了骚乱。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周，两千名国王的士兵赶来稳定局势，同时也是为了威胁米拉波伯爵和他那些第三阶级代表。随后，国王宣布罢免他的财政大臣雅克·奈克尔——那位许多人心目中的法兰西人民的救星——而叛乱的爆发也更频繁了。
几天前，修道院监狱遭受了攻击，袭击者救出了那些不愿向示威者开枪而被关押的卫兵。现在这世道，就连普通士兵都宁愿效忠人民而非国王。国民议会——现在他们自称为“立法议会”——看起来已经掌控了权力。他们还制作了自己的旗帜：一面如今随处可见的三色旗。如果说有什么象征了国民议会迅速增长的权力，那就是这面旗帜了。
在修道院监狱暴动以后，巴黎的街头就充斥着手持武装的人。一万三千人加入了民兵部队：他们在街上四处游荡，寻找武器，“搜寻武装”的旋律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急切。这天早上，它奏出了最强音。
民兵部队在清晨时分突袭了荣军院，拿到了毛瑟枪——而且据说数以万计。但他们没有火药，于是目前他们需要的就是火药。他们要的火药又在哪儿呢？
巴士底狱。那儿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清晨的巴黎弥漫着压抑过的愤怒和复仇欲望。这儿不宜久留。
我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