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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我的母亲》）
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更应对过许许多多预想不到的关坎与磨难，但是，只要是知情者，都不难发现，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母亲如出一辙。他毕生乐于救助穷苦人和弱势群体，自己吃亏反倒十分安然；他为人处世宽容大气，同时又要强自尊，守秩序爱清洁，严格自律；他一贯喜爱动植物，晚年居住在东城富强胡同“丹柿小院”的时候，他那横竖没几步就能走到边的院子里，被满满当当地种上了花草，满人的爱花嗜好，被推向了极致，院里、屋里，到处都是花，有昙花、银星海棠、柱顶红、兰花、腊梅、山影、枸杞、令箭荷花、仙客来、太平花，还有出自一百多个品种的三百多棵菊花！他出了名地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会变成了大家的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欢畅之时，赵树理扯着嗓子“吼”过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酩酊大醉能够滑到了桌子底下……也有的时候，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我们说，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带有明显的满族特征的生命模式传给了他。他一生都保持了这样的人格特点，给他的朋友以及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假如我们回首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会发现，在有成就的作家当中，其多数人都来自于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老舍除了出身寒门，同时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他，是直接从一位满族母亲那里获取了人生基础教育的，这就更可谓只此一例了。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老舍先生的满族出身和它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精神性格养成。下面，再来说说这位满族作家，他的作品是怎样地体现着满族文学的特质，是怎样地在艺术风格中间体现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的。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他们在命运上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一直满怀深情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便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的艺术典型。像《我这一辈子》里面当巡警的男主人公和《微神》中间沦落风尘的女主人公，都已有确实的证据，说明他们的生活原型或者直接来自作家的亲人，或者来自作家早年的恋人。就连大家熟悉的洋车夫祥子，一般来说都认为他来自“乡间”，不大可能是出于满族的生活原型，其实只要细读一下作品，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首先，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里一出现，“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姓”，而且，“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种情况，在汉族人中间很少见，也不可思议，而从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在陆续改用汉字姓的北京旗人中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先前，旗人各自拥有的满语姓氏，就不轻易示人，常常是只有家族内部的人才知道，在满姓改作汉字姓之后，许多人家仍旧保持着这种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那时，北京的市井风俗，对旗人男性，常以这个人两个字名字的前一个字来作为代称，在对方年轻或者身份较低的时候，习惯于称之为“×（即两字名的前一个字）子”，而在对方年长或者身份较高的时候，则习惯于称之为“×爷”（比如一个人名叫“瑞英”，年少时大家就叫他“瑞子”，年长时大家就叫他“瑞爷”）。其次，是祥子的语言，虽说他是个不大好说话的人，但每一开口，却总是一口明显的“京片子”味儿，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农民的言谈和腔调，这证实了他在语言文化的归属上，跟故都以内的老住户们，原本就具有某种一致性（老舍写这部作品时，十分注意让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杨太太的话语，就是“怎吗札？”等等）。再其次，是祥子好清洁、讲义气、懂礼貌的性格，在潦倒堕落之前，他特别的好干净，不管是在车厂子里还是到宅门儿里，总是眼勤手勤地主动打扫各处，“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这种“洁癖”式的穷人，在任何地方的农民中间都不易见到，而在当时的旗族中间却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备待人处世古道侠肠的一面，他肯于自己掏钱，给冻饿将死的老车夫祖孙买包子吃，摔坏了曹先生的车，立即想到该赔人家，等等，都体现出一种比人们常见的小农或者小市民们更近于古典的精神特点。还有，初来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讳随便骂街”，这也并不是一般农民做得到的，据京城老年人讲，只有传统的旗人，才顶不习惯张口就骂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有的竟然只能以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还有，祥子的茕茕孑立的处境，他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在民国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种人才有可能这般遭世间冷遇呢，恐怕也只有旗人了。说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从上述诸项中间可得到推测。然而，一个突出的障碍是，祥子18岁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长在乡间”，有这一条，似乎是又难以解释他怎么可能是旗人了。我想，即便祥子是生长于乡间，也依旧不能排除他是个旗人的可能性，因为，清代的京旗满族，并不都驻扎在京师的城圈以里，在城外乡间驻扎的，还有成规模、成建制的3支八旗部队及其家眷，就是所谓的“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其中的火器营和健锐营，属于作战的机动队，分别驻扎在京西的蓝靛厂和香山脚下，而圆明园八旗则是长期护卫皇家园林的部队，其位置也在西北郊。外三营的旗兵及其家小，因为世居郊外，与京师城内的市井习气彼此相对隔离，所以直至清末民初，仍较少受到荒嬉怠惰风气的侵蚀，较好地保持了纯朴、倔强和勇武的传统。清廷垮台后，外三营的许多旗人，只好就地改事农耕，他们本来就缺少农耕技能，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引起的掠夺和摧残，不少人在田地间谋不出生路，就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到了城里来。这样的情况很多。小说里面说祥子“失去了父母（他们会不会是死于战乱？）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与这一历史现实正好相吻合。假若这种分析有些道理的话，那么，顺理成章地获得相互证实的，还有以下两点：一，祥子因为自小在京西地区的旗人居住地长大，所以才对那里的若干地名以及走行路线，特别熟悉，为了从被乱兵掳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二，他虽然生长在京外乡间，对在那里长期居留并且从事农业劳动，却本能地没有兴趣；他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惟一的朋友”；进城后，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他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城都是他的家”。后来，每逢在城里实在困厄到了极点的时刻，他也总是明确地告诉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可见，祥子从其心理和文化（虽然他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是绝对属于这座古城的。如果他不是旗人，大约是难有这份精神归属感的。
满族作家老舍在自己的前期写作生涯中，事实上常常写到满族人的命运与生活，但是，他却极少说明作品中间人物的满族身份。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作为满族文学的传人，50岁之前的老舍生不逢时，当时的他面临着不利于发展本民族文学的特殊历史时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权，终止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伟大的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其后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反满”情绪风行于市，满族群众遭到空前的歧视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满族人抬不起头，为逃避民族歧视，不少人隐瞒民族成分，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满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无法排解的压抑之中。他只好普遍隐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就和他的许多同胞在现实中所做的一样。一个异常微妙的现象，在老舍前期的创作中出现了：笔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于写作风格都带着底蕴十足的满族特质，而从表层观察，却难以轻易看出这是一位满族作家在进行着具有满族文学性质的创作。
老舍前期的大量创作，没有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满族文学的外在特征，责任完全不在作家个人。应该指出的是，未能全面显示满族文学外在特征的老舍作品，由于已然具备了充分的和内在的满族文学特质，今天的人们如能用科学的目光去看问题，也还是得承认，它们仍然是属于满族文学范畴的。老舍，这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极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社会逆境里，能为民族文学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经是极为不易的了。
老舍身为一个满族人，一位满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事。进入共和国时代的老舍，注意到执政党奉行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前期，政府认定了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种荣誉）。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了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数民族地位上升的实感。他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得到纠正。他有机会去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亲自考察满族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况。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满族同胞，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身为作家，他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把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和抒发出来。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异常兴奋。各族作家见到他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文学前辈，高兴极了，说，中国作家协会应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给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在共和国创建前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老舍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和社会影响，为民族文学的成长壮大，奔走呼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老舍青年时代走上文坛时，就有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