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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谈老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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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 

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 

《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 

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 

《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 

《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骗,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骗子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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