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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很繁重。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先用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找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平均每个战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发给我们。这药皂象泥土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们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们差点气哭了：
“‘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个姑娘去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的这一百多姑娘，你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他们只好走开。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里是谁在住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很会生气。’
“‘那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我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把我叫去了，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
“两个月过去，我的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还住在掩蔽所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象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四五年三月八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鬼子，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三月八号，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要让你们大家高兴高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战争进行当中，我们都没得过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她们就象牵引车一样负重。上级问我：
“‘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我和队长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战功’奖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人，而白俄罗斯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驻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
“就这样，每个要走的姑娘都得到了一部缝纫机。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我的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她，高高的个子，腰板挺得笔直，象是一棵虽老却颇有风采的大树。她说话音色浓重，带点男性的嘶哑。大概，在战争中村里没有剩下一个象样的男人，只有一些老人和男孩，这些女人就成了“女头人”。她当着我的面翻开一摞信件。
“都是我的姑娘们写来的……有的要我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有的要弄一张疗养证，有的想安装一部电话。我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哦，洗衣女工！她们在前线打什么仗了？’战争时期谁想到过什么荣誉证书了？大家唯一的心愿，就是战胜敌人。有些有远见的指挥员，他们发布命令让洗衣工入了军籍。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想到了这一层。结果，一些妇女尽管有奖章，甚至得了勋章，参加了整个战争，却不算战争老兵。我常常给她们的领导部门写信，证明她们的身分。有一位高级官员不肯听我的申诉：‘我以为您是在为哪个有功的前线战士奔波，原来您是为一个洗衣女工讲话。’我对他说：‘要是您老婆一个星期不为您洗衣，不为您烧饭，我倒想看看您会是什么模样……’他终于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听了我的话……”
她还和从前一样，是“洗衣政委”。不论我们谈论什么，她的思路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去：
“我在战后头十年里从不去哪儿作客。因为我总觉得觉睡不够。我不能到别处去，在人家家里过夜。战争结束都快四十年了，我还是—躺下就不由自主地想：夜里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真是太幸福了！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比睡觉更大的乐趣。这些年来，我—直在做地区儿科医生。我从来不象一般人那样问候：‘祝您健康。’我总是说：‘祝您和您的孩子健康．但愿不要发生战争……”
这里又是一个“不开枪”的职业，又有一个小故事。
查波罗什州贝尔江斯克市的安东尼娜·米隆诺央娜·莲科娃不满十七岁就上了前线，曾在越野装甲汽车车间里当钳工。她回忆说：
“在《静静的顿河》第二部里，肯洛霍夫描写过波德杰尔科夫、克里沃什雷科夫和他们的同志被处死的情形。在被枪毙的人中间就有我的舅勇、我母亲的哥哥彼得·伊万诺维奇·雷西克夫。他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就在刑场旁边，亲眼看到儿子倒下，当场昏死过去。人们象抬死人似地把她抬走了……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排长。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小时候多病，由于童年时严重的烫伤，体质很弱。当我长大一些，便对读书着了迷。我读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格林沃特的《破衣男孩》，感动得痛哭流涕，我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四一年，我们本来准备在八月份去外婆家里作客。然而从六月初起，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一个劲儿地劝妈妈早点儿动身，她很奇怪：她的假期是在八月份，谁也不能提前离开。再说，六月份到那儿也没什么乐趣：八月份才能赶上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季。可是我说什么也要立刻启程，谁也劝不住我。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我拽出城去……”
她终于劝动了母亲，放她和小妹妹一起先去外婆家。在斯维里多夫村外的顿河草原上，她看到燥热的尘烟在升腾，携带军事委员部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她看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嚎啕痛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们上战场。
“我六月二十三日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简略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请你组织人员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能背诗。在从地里到家里长长的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逼近了。十月十七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开始谈起撤退的事，虽然我明白，外婆也好，有孩子拖累的姨妈也好，都没有力量疏散走开。可是我不能留下来，这样妹妹会遇到危险，我现在得对她负责。
“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凉鞋不得不扔掉了，我们只好光着脚走进了哥萨克镇。我们和别的疏散者们一块儿来到火车站，站长说；‘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装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脚丫子插进燕麦里，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说：‘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人们……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麦德维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无依无靠，挤不到前面去，只好站在那儿，手挽手依在一块儿，免得倒下，免得粉身碎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浑身都冻僵了，好象脑子也冻僵了。我恍恍惚惚地记得，象是有人到我们身边来过，说了几句什么，又走开了。后来又来了一辆装满了人的四轮大车，把我们拴在车后。人家给我们穿上棉袄说：‘得走路，不然你们会冻死的。你们身上没暖过来，不能坐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到了区中心。
“我们在不知是执委会还是镇苏维埃的办公室走廊里坐了五天，坐在很暖的火炉边。我们的身子在路上就暖过来了。终于，从弗兰克村开出一辆汽车来接我们了。最后二十五公里路程显得特别长，因为天气冷得厉害，而汽车又是敞篷的……
“在‘五一’集体农庄主席办公室里。温暖而明亮。可是，这个人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他肩上担子不轻啊，得带领农庄庄员搞生产，而庄员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加上这又是些城里人，他们没衣穿，也没鞋穿。向日葵没收割便被大雪盖住了，还有摊开的干草也埋在雪下。饥饿的家畜日日夜夜在嚎呜，派谁去干活？难道是这两个小姑娘吗？
“‘你念完几年级了？’主席问我。
“我说，念完了九年级。他听了高兴得很，甚至都不太相信。
“‘这很好，你就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主席背后悬挂的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拖拉机手集体农庄也是迫切需要的。……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于净，天真冷，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拧得过紧、而且生了锈的螺丝钉好象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