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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没有女性-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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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儿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八岁。有一次,需要炸敌人的一座饭厅,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炉灶里,可是先得把它带进敌营呀。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包带进去。她把炸药包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二十个鸡蛋,和一些黄油。就这样,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据说,保护子女的母性是最强大不过的。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没别的法子了,毫无办法……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被敌人用大火堵在板棚里,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认他们是谁家的人。
“村里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谁也不说话。做母亲的要有怎样坚强的一颗心才不致于喊出声来呀……她没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任何功绩都能受勋,而对于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也嫌不够呀……。——游击队女交通员卡斯贝洛维奇感慨地说。
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母亲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这是应该的,是她的岗位。可她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在当时她也不要什么证明,因为她用不着,照样象每个苏维埃人那样贡献着力量。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了几天,我回到营地,母亲看到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个钟头,好象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难道只是我母亲一个人有这种痛苦吗?
“我们曾经救起过一位妇女,她神智恍惚,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尽管觉得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迷信这是在阴间的感觉。我们使劲掐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智,她对我们讲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枪毙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划着说,把孩子扔掉,我要开枪了。她使劲把孩子摔在地上,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德国法西斯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敌人实行着残酷的法律,他们以为,这法律能够使人们仅仅剩下一种生物的本能和欲望——活下去!可惜,希特勒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虽然机关算尽,却就是想不到,一个母亲会做到把炸弹藏在自己小女儿的裙子里,一个父亲在不能亲自去牺牲时,便毅然牺牲了女儿的生命,而一个女儿本来能够救出自己母亲的生命,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拯救祖国的土地,而献出了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人的精种力量,这是敌人无法估计的,它虽然属于思想范畴,但正象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又是最富于物质力量的,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粗暴而残酷的物质世界里。
……在威帖布斯克州戈罗多科斯克区卡毕歇村,雅修凯维奇一家人沉静而幸福地接待了我。“对于孤独者,客人就是太阳。”——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请我坐到她女儿的病榻边。他按照老年人的习惯忙碌着,不知该怎么招待我才好。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要为我而张罗。
主人的回忆是不慌不忙的,如同这家人整个儿的生活风格。如果女儿忘了什么事儿,父亲就提醒她一下。
下面就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彼特拉科夫支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说:
“我的儿子们当时全部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他们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烧死在自己家中,太惨了,活活烧死了。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象一根蜡烛,直到被烟火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仿佛觉得那是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玛丽亚接着说:
“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几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叫醒爸爸,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再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孩子,不太引人注目。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我记的是敌人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载的是坦克,有时是载着士兵,军列源源不断地通过。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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