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国王在纽约》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它只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已。我并不认为‘驱巫活动’（“非美活动调查”与驱逐进步人士）和它所造成的有毒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
我曾在这个国家里愉快地生活了30多年。普通的美国人是勇敢的、非常可亲的。说我憎恨美国，那是不对的。我热爱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对那种对待我的方式，对一小撮人强加于别人头上的某些事情，例如告密等等，则毫无好感。美国无论怎么说还是强大的，它经受得起讽刺。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人们还可以说我是个资本家哩，因为我出卖我的影片。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加一个什么头衔的话，不妨把我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不如称非正统主义者。我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改造的浪漫主义者。
卓别林在影片中，写了一句对夏多夫说的台词“你虽然是一个国王，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句台词稍改一下，即是他本人的写照“你虽然是电影世界、喜剧王国的国王，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斗士。”1957年9月12日，伦敦贴在双层公共汽车上的海报就是这样写的“《一个国王在纽约》，喜剧皇帝最近完成的一部最轻松的影片”。
9月12日当晚，这部片子在里赛斯托广场电影院首映，并为英国盲人募捐，最佳位子票价达12英镑。但1500座销售一空，因为约3000人在维持秩序的50名警察面前争购。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在旁边一家影院献映新片，尽管也有50名皇家空军军官和20条警犬捧场，却受到群众冷遇。
68岁的卓别林和乌娜带着3个孩子出席了首映式。8岁的约瑟芬在人群中挤丢了，一个门卫找到了她，把喜剧皇帝的小公主送进父母的包厢，引得观众们齐声欢笑……翌日起，影院外排成长蛇队形的购票者有增无减。
9月下旬，卓别林夫妇到意大利乡间小住，并为罗马报界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又引起不小的轰动。
影片在法国的首映式，10月23日在欧洲最大的影院“高蒙宫”举行。5000多热情的观众出席。放映结束后，5000多人声震“高蒙宫”：“好啊，夏尔洛！下次再见！”最公正、宽容的观众和电影评论家，总是在法国。
《一个国王在纽约》被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法国影评家认为，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它与卓别林其他巨片，一齐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华。
第二十五章退隐莱蒙湖畔，出版自传
从1958年开始，69岁的喜剧皇帝退出影坛。他潜心在德邦别业庄园撰写他的自传，笔耕不辍5、6年，据说出版商觉得它太长，结构也乱，几次要他压缩或重写，但有时奏效，有时效果不大。这期间，1962年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乌娜给他生下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说到孩子，卓别林退隐的几年，才有精力与时间经常同他们呆在一起。当然，是在他写作中的休憩时间。他教孩子们拍电影，如何在镜头前自然地表演；他弹奏钢琴让孩子们唱歌。有时，他和乌娜同孩子们在草地上做游戏，在庄园里捉迷藏，然后在放映厅放映这种家庭生活片来看。孩子们天真的脸蛋，欢快的笑声，是他的最爱。
他对孩子的爱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由于忙于事业形成了少有给孩子们写信的习惯，但一听到在美国从事演艺的大儿子查尔斯离婚的消息，他就马上放下正写着的自传，急忙修书一封致查尔斯：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抱歉得很。想必你已听说我在写回忆录，它至少还要一年才能完稿，目前我整天忙于删改与抄写。
我收到过你妻子一封亲切感人的信，使我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你们俩不能生活在一起，那实在太遗憾了。你们有牢固的基础，还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她应该是你们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查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明白，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里我所指的是有一个你已多年了解的贴心人。你有一个如此美丽可爱的孩子，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使她幸福地成长起来。在她的少年时代，除非父母和她生活在一起，否则再也没有什么能给她幸福和平安的了。
我年迈70，对于我的孩子们，我想得很多。也想到了你，想到你所从事的事业。你千万不要虚度年华！你有才干，有骨气，有引人入胜的本领。我看过你的表演，知道你有多方面的才能。只是要严肃地对待它。
我不想把这封信写成一篇训诲性的东西，但我一听到你离婚的消息，感到十分伤心……
乌娜向你问好，孩子们也问你好。他们时常想念你，并为美丽的小侄女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们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孩子们正在成长：杰拉尔丁已15岁，迈克尔快14岁了，乔西快满11岁，维基8岁，尤金6岁，简妮两岁，小婴儿才3天。
祝好！
你的父亲
这封信写于1959年5月，既为查尔斯离异的妻子诉说不平，又训导查尔斯在家庭问题上的轻率任性；即表露出对下一代的关爱，也总结了自己人生道路的经验。“千万不要虚度年华”，“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才能、事业与爱情，“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些话任谁听了都如警钟震耳。《卓别林自传》于1964年在伦敦，由博德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他在此书扉页上写道：献给——乌娜。
有些人指责他“趋炎附势”，常与一些王公贵族、政客富翁及各类社会名流往来。这方面篇幅是不少，但因此指责他“趋炎附势”则毫无根据与道理。略举一例，当年，德国作曲家汉斯·艾斯勒在美遭驱逐时，他致信毕加索等国际名流请求声援；而他自己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时，他既未向邱吉尔等政治家求助，也没向爱因斯坦、肖伯纳等科学巨人与文豪求援。
还有些人责难他过分吹嘘挣钱的本领，这也不值一驳。恰恰是制片商们的巧取豪夺，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他不在商业社会中学会理财的话，肯定早就在无声片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停止创作、导演影片了。何谈建起自己的制片厂、当独立制片人、拍出精品杰作？
《卓别林自传》内容真实、史料丰富、文字优美、语言流畅，既详细地叙说了本人的不平凡的身世家事，又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上叶的电影概况。自传中所涉他对电影艺术的见解，尤其是对喜剧艺术的钻研，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颇有研究意义。至于书中不少篇幅提到的，他与各国政要、科学文化名人、艺术大师、财阀富翁等的交往，也很有历史价值。尽管自传中也有语焉不详之处和疏漏遗珠之憾，如很多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记下来，也没有记清创作年表，几部巨作如何诞生行世只点到为止，等等。但它仍不失为卓别林的又一部巨作，和了解研究卓别林一生及其电影的宝贵史料。因此它在全球范围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版本（译成中文即42万7千字），极受各国读者、影迷欢迎。
自传中最动人处，是全篇结束的最后段落。这位古稀老人对爱与幸福的描述：
叔本华说，幸福是一种消极的状态，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明白幸福的含义。我很幸运，成了一个出色的女子的丈夫……纯粹的爱情是最为美丽的，但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因为它是人们无法表达的。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显出的那种深沉与恬美，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即使是她沿着韦维的狭窄道路，在我前面婉约而端庄地走着时。我看见她那挺直了的匀称和姣小的身体，拢向后面的黑发中露出的几根银丝，就会突然对她的一切产生爱慕，觉得自己嗓子里被一块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怀着这种幸福感，我有时候坐在我们的阳台上。夕阳西下，我的眼光越过了那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而湖水以外则是那些凝重的群山。怀着这种心情，我一无杂念只能欣赏那庄严的宁静的美。
“这个世界变得更年轻了，青年人接管了这个世界”卓别林在自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但是“我依旧雄心勃勃，我永远也不服老。我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有几个尚未完篇的电影剧本需要写好。我还要写一个剧本，编一出歌剧——如果岁月许可的话。
第二十六章重出江湖，《香港女伯爵》的慨叹
75岁的卓别林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出版了自传后，如他所说“我永远不服老”那样，艺术灵魂又不安分起来，决定重出江湖。当年为拍摄《大独裁者》放弃的那部作品，他在1964年10月至1965年10月又将它重新修改编写出来。因为他发现正走红国际影坛的意大利女影星索菲娅·罗兰，很适合演他剧本中的女主角。
这是他的第80部电影，名曰《香港女伯爵》。影片仍由他自己导演、作曲，只是他不再担任男主角，他出演只有几个镜头的客轮老侍者。他聘请了索菲娅·罗兰担任女主角，一个沦落香港的俄国女伯爵。男主角、一个美国驻外大使，系著名美国影星马龙·白兰度饰，他是卓别林二儿子雪尼的朋友。雪尼在影片中即饰大使密友（雪尼1948～1952年与几个好友在好莱坞创建了一家影剧院，卓别林曾帮他导演了几部戏），卓别林与乌娜生的第一个孩子杰拉尔丁也在影片中饰一小孩。
1966年影片在伦敦拍摄，由环球影片公司投资制成彩色片。世界第一部真正的彩色影片是1935年在美国拍的《名利场》，直到60年代初各国才普遍拍摄彩色片。卓别林第一次不当自己的影片的制片人，但他终于在60年代中拍了一部彩色片：
30年代，一个富有的美国外交官到中国旅游。当他乘坐一艘豪华邮轮离开香港时，在壁橱里发现了一个企图偷渡出境的漂亮女人。原来她是一位流落在香港的俄国女伯爵，她没有钱和职业，不愿当卖身舞女。想逃离香港又没护照，就设法上了邮轮躲到外交官的头等舱里。美国大使开始想揭发她，后来心软把她藏起来。他太太在中途突然登船，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后，外交官爱上了女伯爵。结果他丢掉了大使的职务，妻子也与他分手，最后女伯爵与他前往檀香山谋生……
出于一贯的作风，卓别林仍然是把每个角色的表演细节，替他们逐一地全部设计出来。这种导演手法，在马龙·白兰度看来难以忍受。他是出于对卓别林的尊敬及与小卓别林的友情接受这个角色的，但他的创作个性不适应卓别林式的喜剧表演。他勉为其难地亦步亦趋，却忍不住对某些记者说出“这位老先生是个好老头，可是他的导演手法是完全过时了”。报界把这种舆论“炒”了起来……
影片的首映1967年1月5日在伦敦举行，卓别林带着乌娜和他的10个孩子中的8个出席盛大的典礼。翌日，英国的报评普遍感到失望，有的文章竟写出“卓别林的惨败”的标题。《泰晤士报》则说“对于像他那样的人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平庸”。一个评论家用了这么一个长句子“这是一部要送进电影博物馆的影片，是一个曾是一位天才的电影艺术家但不懂得随着他的表现手段的演进而演进的人的作品。”翌日清晨，白兰度曾打电话告诉索菲娅“影评界把我们全骂到了”。
无疑，影片因通俗闹剧式的情节而带有30年代的痕迹，新意不足是一个方面。此外，卓别林在角色分配上，让马龙·白兰度饰不苟言笑的男主角，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当年他本人在《一个国王在纽约》中饰演动了美容手术的国王，那一动不动的脸是非常有表现力的。而白兰度在《香港女伯爵》中却表现不出多少幽默感，这与卓别林的诱导过度有关。电影表演艺术在多向发展，同样一个人，一种风格，没有创新也就是停止不前。但其他角色却个个称职，尤其是索菲娅·罗兰幽默、滑稽、富有活力的表演，十分完美；超过《巴黎一妇人》中艾娜·卜雯斯的表演。
虽然伦敦的影评呈一边倒态势，但卓别林走进影院观察一般观众的反应时，他感到了欣慰。一周后，他带着全家飞赴法国。12日在巴黎歌剧院隆重献映《香港女伯爵》。大群热情的法国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向着他们欢呼，乐队甚至吹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