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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演男主角如何，他也雄心勃勃地试了一下，在《快乐少校》的短剧中扮主角，一个多情、热心的丈夫。初时卓别林激情满腔，但演少校太太的却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也是一个女酒坛子。卓别林在演出中要把她搂在怀里，一边嗅她口鼻中喷出的酒臭气味，一面还要勉为其难地去热情地吻她。一周之后，卓别林想成为男主角的壮志雄心被那杜松子烧酒气冲得消失殆尽。
挫折倒没有使卓别林消沉，他认定自己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擅长刻画人物性格的喜剧演员。这时正是1907年，卓别林17岁，他等待着新的机会。此前，雪尼已经进入伦敦久负盛名的卡尔诺剧团，这是一个专演喜剧、闹剧、哑剧的大型剧团，有5个戏班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能组织精锐班子出国演出，甚至在美国设有分部。老板卡尔诺先生原来是一个著名的喜剧演员，正因为如此，当初雪尼多次向他推荐卓别林，说自己的弟弟有演喜剧的才能，卡尔诺先生总以他挑剔的目光说卓别林还小。
卡尔诺剧团那年最走红的短剧《足球赛》，由最叫座的名丑韦尔登主演。目光挑剔的卡尔诺先生仍不满意与之配戏的那个演员。因为这个，他让雪尼把卓别林叫去：“你哥哥介绍说你戏演得不错，你有把握和韦尔登先生合演《足球赛》吗？”卓别林意识到时来运转了，冲口而出：“我只要有机会就有把握。”卡尔诺先生笑笑：“17岁还很年轻啊，可你看上去比17岁还要小。”卓别林马上耸耸肩：“那只是一个化妆问题。”卡尔诺先生大笑，他从这个神气动作看到了一个喜剧演员。于是决定，一周之后由卓别林来试演两周。
卓别林在前面这周只有两次与韦尔登先生排练的机会，因为那位名角不高兴排来排去，他要玩高尔夫球，他每周的包银是卓别林这些小演员的10倍。排练的时候，卓别林也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韦尔登甚至因他台词念得慢而怀疑他是否胜任角色。卓别林却在暗中努力，每晚去观看《足球赛》，看他要扮演的那个角色如何演。这一看他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可以超过那个演得呆笨而不自然的倒霉人。
轮到卓别林时，这台戏放到了伦敦游艺场上演。那天晚上卓别林的神经紧张得像时钟上拧紧了的发条一样，他来回在巨大的舞台后台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加默默祈祷。但乐声一响起来，幕布一升起来，就由不得他再焦急紧张。脚步一迈上台头脑反而清醒了，“按自己设计好的去做”，他背对着观众一步步走到台子中间。从表面看，他穿的是大礼服，戴的是大礼帽，脚下皮鞋还套着鞋罩，手里拄着一根拐杖，真是衣冠楚楚。当他一转过身来，脸上却赫然“长”着个大红鼻子，出人意料。观众不由发出了笑声，以往每次在韦尔登出场前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卓别林心里有底了，高招迭出：他耸耸肩，“噼叭”弹了一下手指，走起了圆场；在一个哑铃上绊了个跟头，手杖下意识地挥上去。结果是人刚站好，手杖挥在一个吊球上，这球“叭”地反弹到他脸上，打得他东倒西歪，手杖又扬起来从侧面给他脑袋一下，观众们哄堂大笑，乐不可支。他从从容容、轻松自如地演下去，裤子不知怎么褪下去了，一颗钮扣也丢了。他四下寻找，假装捡到了什么，拿起一瞧，马上气呼呼地扔掉：“这该死的兔子！”观众们笑个不停。韦尔登一出场，卓别林又激动地搂着他，悄声细气地说：
“糟糕，给我一根别针扣住裤子，快！”这些插科打诨，都不曾排练过，是卓别林自己的创意，也为韦尔登出场之后两人的表演创造了条件。
演出非常成功，卓别林下台后，演员们都与他握手祝贺他。那天晚上，卓别林在回家的途中，倚在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栏杆上，看着夜色中闪亮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心中快乐的简直想哭，这次成功又是他的一个人生转折。
第二、三天晚上，卓别林一出场，掌声就响起，高明的观众并不歧视有才华的年轻演员。于是卡尔诺先生，提前与他签订了演出一年的合同，每周付酬4镑。
《足球赛》在伦敦上演了1个多月，然后赴各地巡回演出。韦尔登扮演的喜剧角色，是模仿兰开夏郡痴呆型的傻瓜，这类形象在英格兰北部有剧场效果，但到南部地区就不太受欢迎了。相比之下，卓别林却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颇有些喧宾夺主。这刺激了韦尔登的妒忌心理，把自己受到观众冷淡的气，发泄到卓别林身上。在戏中一些地方，他要打卓别林扮的角色的耳光，是假装打在脸上，由别人在舞台侧幕拍出巴掌声。但韦尔登借这个机会打真的，特别是有次剧评家批评了韦尔登而赞扬了卓别林的演技后，韦尔登醋意大发，在演出时重重抽打卓别林，以致打得他鼻孔流血。事后，卓别林只有警告这位名角，如对方再敢这样，他就会用台上那哑铃砸其脑袋瓜。
在卡尔诺剧团的这几年，卓别林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努力把戏剧、杂技、戏法、歌舞、插科打诨、令人发笑或使人流泪忧郁的笑，自然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一种别致、清新的风格。他演艺大进，年纪轻轻便成了卡尔诺剧团的台柱之一，在丑角这一行中他挂头牌。
1909年春，法国巴黎的“女神”剧场邀请卡尔诺剧团去演出。卓别林随团第一次出国，固然非常激动，还有一点因素，就是他以前听一位叔叔夸耀说：英国的卓别林家族，是一位18世纪初法国将军的后裔。在“花都”巴黎豪华富丽、金碧辉煌的女神剧院观看他们演出的，有珠光宝气的印度王子赳赳武夫的土耳其军官、美丽优雅的法国太太、小姐。
大名鼎鼎的德国作曲家、印象主义派音乐创始人德彪西，在看了卓别林的戏后，把他请到包厢见面，夸他“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卓别林诚惶诚恐，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艺术家还有一段路程，因为他连德彪西这样一位真正的大音乐家都还不知道呢。
这时，他觉得自己那几下子不过是雕虫小技，在英国的发展似乎到头。他很早就辍学打工，没读过什么书。如果老是在英国演丑角，一旦失败除了去干一些粗活以外，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做别的事了。但若能换一个环境，例如越过大西洋去美国，去那个独立了106年的新兴的移民国家，说不定有更光明的前景。
恰在此时，卓别林主演的新编短剧《溜冰》正走红时，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回到英国。他来物色一个喜剧演员，准备带到美国去演出。他看了卓别林的戏后，向卡尔诺先生提出要这个人。卡尔诺便挑选卓别林和《银猿》这出戏，赴美国演出。那年9月，卓别林随戏班乘船经加拿大到了美国纽。
第六章越过大洋闯世界
1909年的美国，给了20岁的卓别林什么启示呢？
首先是生活的快节奏，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干起活来也分秒必争。酒吧间的伙计利落地倒啤酒，让那酒杯沿着光滑的桌面滑行到顾客面前。街上擦皮鞋的飞快地抖动他的擦鞋巾，挤上油打光顾客的鞋面，卖苏打水的简直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活，他三下五除二，一团冰淇淋两勺麦乳精一下子装进杯子，“叭”地磕开鸡蛋，倒上牛奶摇晃着就送来了。再有，街上、报上、书上，到处是“意外成功”、“一鸣惊人”、“改换行业”、“名利双收”这些字眼。入夜，那些摩天大楼上争夺市场的广告，大街上、房顶上千百万盏彩灯，发出耀眼的光芒。豪华商店、高大的银行、宽阔的广场像是标志着成功的纪念物，充塞着一种浓厚的物竞天择的气氛。广告彩灯也燃起了卓别林的希望火焰，激发了他的冒险之心。
演艺界同样鼓舞人，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人都像是从事表演的。马路上、旅馆里、酒店中甚至在百货公司，都有戏剧、歌舞、马戏、杂技演员，在公开交谈彼此的情况和交流表演技艺。开电梯的师傅、小酒馆的厨师、电车上的司机、送牛奶的工人，谈起各种表演与演员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似乎他们才是戏院的主人与老板。
演艺圈的新闻轶事，充斥着各种报纸、杂志的版面。有关舞台上的人与事的文章、照片通常是整版刊出，戏剧和轻歌舞剧按其在观众和专家中受欢迎的程度，像报道赛事消息那样，也编排成第一、第二、第三的名次。至于最次的，当然就会有剧评家来口诛笔伐了。当然卡尔诺剧团不用担心这点，他们在美国声名早播。因此戏班一抵纽约，报上就把他们的戏码排在第一流的演员当中。
这一切是多么刺激卓别林，他正是需要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气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在这个冒险家和勇敢者的乐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来。
本来，卓别林与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一致认为，他们的剧目中有许多好剧，如《英国游艺场之夜》《溜冰》《漂亮窃贼》等，剧场效果都很好；而《银猿》沉闷荒唐不会卖座。但卡尔诺先生坚持要上它，但使英国观众认为妙趣迭出的喜剧，不能打动欣赏眼光不同的美国观众。每晚面对冷眼摇头的观众，卓别林他们感到难堪。其他戏班和一些慕名前来观看的美国演员都大失所望，不好说什么而躲开他们。连着6周，他们就好似一伙混饭吃的逃犯，在威廉斯剧院垂头丧气地偷偷出入。卓别林在失意中想到了求知识、学文化，他在演出间隙中，到一些旧书铺去看书买书：《英文文法》《修辞学》《拉丁英文字典》等。
虽然如此，美国戏剧界却注意到了卓别林个人，纽约《剧艺报》评介道：
“那个剧团里至少还有一个很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使美国人对他倾倒的。”事实上，换了剧院到一个赴美英国人集中的街区演出时，他们大受欢迎。一个戏院经纪人看了演出后，邀他们到美国中西部巡回演出20周。卓别林随身带上小提琴、大提琴每天练习，此外，每天早晨还练拳击。
他们一路演出经过温尼伯、西雅图、亚特兰大等地，看到很多英国人移民到了这些城市。1910年，他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看到经历了1906年大地震的旧金山已奇迹般地恢复了，城市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乐观向上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哪怕是在剧场，也反映了这种鼓舞人的精神。《银猿》虽然沉闷，观众却都热情，场场客满、笑声不绝，戏报上第一次单独登出了卓别林的名字。
回到纽约之后，卡尔诺剧团被人留下来，在第42街美国音乐厅里演出所有的剧目。如此，6周的演出大受欢迎。
卓别林另一个人生转折点的信号在这儿发出，可惜他当时没接受到。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友人为消磨夜晚时光，在街上散步时进入音乐厅，看到了《英国游艺场之夜》中卓别林扮演的醉鬼，这个年轻人当场说：“若是我有一天当了老板，就要邀请那个角色来演戏。”此人即2年后（1912年）好莱坞启斯东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办人，也是粗鲁滑稽的启斯东喜剧电影的导演塞纳特。
赴美演出结束后回到英国，25岁的雪尼在车站接车时告诉弟弟，他已经结婚成家，兄弟俩原来租住的房子已经退掉了。卓别林在祝贺兄长时，又感到心灵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家没有了，母亲也还在疯人院里，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兄弟俩把母亲转入了一家有名的私人医院。经济上，卓别林已无后顾之忧，只是一天天感到孤寂。然后，他在浪漫可爱的春末夏初度过了21岁生日。
他很爱自己的祖国，更爱自己的母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总有一些人对别人的出身门第、社会地位，存有一种落后的势利偏见，喜欢划分阶级、区别社会等级。卓别林心中总是感到不安，认为自己虽红极一时，但今后终将郁郁不得志。他还是要去美国发展，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卡尔诺剧团1913年再次应邀赴美。在各地巡回演出时，卓别林总是单独租住在外面，以便多学习一些东西。他说，当时他是带有一点虚荣心才这么做的。他之所以要获取一些知识，并非是出于爱好知识，而是想用学到的东西作护身符，免得因为读书少而无知被人瞧不起。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种想法转变了。他找了不少书，如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惠特曼、霍桑、欧文，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爱默生、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英格索尔、英国的文艺批评家黑兹科特、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等人的作品。
在费城，他从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先生手里，看到了一份从纽约发来的电报，询问卡尔诺剧团“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