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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en）。再把五个甲喇编作一队，组成一个固山，固山就是旗，旗主叫做固山额真［14］。固山领真下设左右手，叫做梅勒额真。初设四个固山，即四旗，旗色为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除四色以外，又将四色镶了边，即黄、白、蓝色镶红边，红色镶白边。每个旗帜二幅，长二尺，旗杆以竹或木料做成，高为一丈八尺。黄旗是汗旗，红、蓝、白是贝勒旗。每色旗都有一面画龙，龙色各随旗而异［15］，总计八旗，每旗各设一个固山额真统领。
八旗制度初设的时候，八固山都由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统领。汗统两黄旗，大贝勒代善统两红旗，余下的由莽古尔泰、阿敏统两蓝旗，皇太极、阿济格统两白旗。所以，八旗制度建立的初期，都有旗主贝勒统管，具有鲜明的家族统治的性质。
万历四十三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建立、并完善化了的八旗制度，处于满族八旗牛录制度发展的历史转变时期，即是由部落联盟、牛录制度，最后向八旗牛录制度的转变时期，而在此以前的一段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或部落首领还起着相当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一切活动都以部落为单位。因此，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各部的农业生产仍然是“酋长掌治耕获”。战时，还是以部落为战斗单位，以大将为一军之长，并没有以牛录，更没有以固山之类的名义行军作战。向东海派兵时，以扈尔汉或额亦都等名义出征。凡是征调人员，都按部落出兵，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想再次讨伐叶赫部时，就征调了洪丹部落、土乙其部落、于伊昏部落、同可母部落、朴可部落等［16］。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就不同了，以“固山”、“牛录”为战斗单位的情况，频载于史，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八旗牛录制度作为满族奴隶制国家存在的形态已经形成或最后确立了。
万历四十三年末，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国政，建全官制。设立听讼大臣五名，扎尔固齐十名。凡是有听讼的事，先经扎尔固齐审理，再上达五大臣复审，五大臣审后，上告众贝勒。若是事小，不是生杀予夺等重要案件，众贝勒均可结案。凡是重大案件必须上报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审理大案时，汗坐在大殿上，令讼者跪在下边。案中诸情，汗都一一详问，准许被审的人申辩。最后，汗据实而断，分清是非，辨别曲直，将事情的表里剖析明白。
五大臣、十扎尔固齐以下，设立判官四十员。荐举办事大臣八员，任务是专门守城和兼管乡间的事务。又委派十六名大臣管理仓粮，并配给八名巴克什，协助记录谷物数量等情况。至此，军事、听讼、理财、行政等国家管理机构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17］。
各官设立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决定五日一朝，众贝勒、大臣，每五日终了的一天都要集合在汗的大衙门里，凡国家大事，是非曲直，由众贝勒、大臣共议，最后由汗决断。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开创的奴隶制国家，要想发挥国家所具有的全部职能，对内进行阶级统治和对外征战，实施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任官使能”的政策。他认为，天下全才的人不多，有的精于这件事而拙于那件事。有的人善于统兵打仗，勇冠三军，而不善于管理乡间事务，因此要知人任事。假若委以不能胜任的工作，则毫无益处。有的人居住乡间，善于礼遇宾客，而拙于战阵。用人时应该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委派给适当的职务。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到各处去查访。凡是有知道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要隐瞒，并指示说：当今国事繁杂，若有众多贤能的人，都能各委其事，则勇于战阵的人给予军职。有益于国家生计而又贤明的人，使他治理国政。通晓舌今典籍的人，命他提供治理国家的好办法，使诸事都能法于古而用于今。有人善于宴请等事，就命他去接待宾客。就是不具备其他的才干，哪怕善于歌唱的，在众人集会的时候，令他歌唱一番，使人人欣悦，不是也很有益处吗？总之，凡是国内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18］。这种“任贤使能”的方针，是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在国家初建时期，广集人才的重大措施。这项政策是极其高明的。
由于八旗制度的确立和设官理政，审判听讼，广集人才等，保障了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凡事都各有规定，就是拾得一物，也规定物主取二分，拾者得一分。若拾物不见原主来认领，拾者不得私藏，必须将拾物送到衙门悬挂，等失物者自己来认领［19］。这些措施都为建州社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还责令各个牛录砍浅森林，填平洼地、削平山岭等开辟农田。还令每个牛录抽出十个壮丁，四头牛，在旷野屯田，以积聚谷物，充实仓廪。同时还掘壕、架桥，便利交通。全境设立边关，置立哨台，分兵驻守。以建州原地为中心，凡所征服的地域都逐渐得到了空前的治理［20］。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大部分地区，对内进行整顿以后，在奴隶制国家体制初步完善的基础上，宣告后金国正式诞生。
满族奴隶制国家诞生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先是八旗各个贝勒、大臣举行会议，一致赞同为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上尊号，并作表书，请求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准许。正月初一日，举行了正式建国仪式。
初一日甲申时分，八旗各个贝勒，率领众大臣集聚在大殿前边，排列整肃。待聪睿恭敬汗升殿就座后，众贝勒、大臣都跪在下边。八大臣出班跪在汗的座位前，呈上表章。接表的是汗的从弟、近身侍臣阿敦和大臣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以后，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宣读表章，表章歌颂了各国所仰慕、尊敬的汗及其恩德，称努尔哈赤为大英明汗［21］，国号称“金”，史为“后金”，年号为“天命”，以万历四十四年为天命元年。
额尔德尼宣读完表章，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离开座位，率领众贝勒、大臣走出大衙门，对天焚香，行三叩头大礼。拜天以后，回到大殿。汗就座以后，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官员叩见大英明汗，以贺正旦。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22］。
后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对明廷仍然有所畏俱，不敢公开地打起“金”这个旗号。对外仍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对明廷保持一定的臣属地位。但实质上，努尔哈赤已经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割据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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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录》卷1。
［2］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载：“纳林布禄贝勒因念兄仇、昼夜哭泣，不进饮食，郁郁成疾。戊戍二十六年春二月，贝勒纳林布禄薨”，《明神宗实录》，卷528。
［3］［4］《武录》卷2。
［5］《熊经略集》卷1载：叶赫中军说：“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原自均敌”，参见《明经世文编》卷480。
［6］《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卷21。
［7］《满文老档·太祖》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臾考略》页11（海西）。
［9］《满文老档·太祖》卷3。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1（海西）。
［11］郭昌：《东事书》家书之一，参见《玄览堂丛书》。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63载：“老酋起于建州，并吞二部（乌拉部、老土部），收其甲兵、强大，有窥辽左之志矣。”
［13］［14］《满文老档·太祖》卷4。
［15］《满洲实录》卷4，幼庄：《皇清开国方略》卷4，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
［17］《满文老档·太祖》卷4，《武录》卷2，国初五大臣为费英东、何和理、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
［18］［19］《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1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
［21］1613…1618年，努尔哈赤以聪睿恭敬汗之称为主，兼称英明任。1616年以后，主要称英明汗，聪睿英明汗，大英明汗等。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2。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
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二、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后金国与明廷的关系最后破裂。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誓师伐明，出兵进攻抚顺城。四月十三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两万大兵［1］，将要出发攻占抚顺城。出师以前，努尔哈赤书写“七大恨”诉告于天。书中说：我的父亲和祖父没有折取皇帝（系指明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没有扰害一寸土地，而明国无故生事于边外，杀了我的父祖，这是一大恨。虽然有杀我父祖的仇，我仍然愿意和睦相处，曾经与边官划定疆界，立石为碑，共盟誓言：无论明人还是女真人，若是有越过皇帝边境的，看见了就应该杀，若见而不杀，则罪及不肯杀的人。明国违背誓言，命令兵卒出边，保卫叶赫部，这是二大恨。自清河城以南，江岸以北，明国人每年偷过边境，侵夺女真地方。我以盟言为据，杀了出境的人，理所应当，而明国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刚古里、方吉纳，以铁锁加身，迫使我送去十个人，杀于边境，这是三大恨。明廷派兵出边，捍卫叶赫，使我已经聘定的女子转嫁给蒙古，这是四大恨。把我数世耕种的柴河（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柴河堡）、三岔儿（今辽宁省抚顺城东北铁岭县三岔村）、抚安（今辽宁省铁岭东南抚安堡）三路，女真人耕种的谷物，不许收获，派兵驱赶，这是五大恨。明国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这是六大恨。哈达部人，两次帮助叶赫侵犯我，我发兵征讨，得了哈达部，明帝必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天下各国，相互征战，哪有死于刀下的人，复令他更生，已经得到手的人、畜返归的道理？大国的君主，应当作天下共主，怎么偏偏与我构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路攻我，我始反击得胜。明国皇帝却帮助叶赫部，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加剖断，这是七大恨［2］。
“七大恨”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与女真的历史关系的总结，是双方新关系的开端，也是后金对明廷的宜战书和对女真人的号召书。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师以前，宣布“七大恨”，实际是后金起兵的政治宣言书，即欲报杀父祖的仇，申辩划定疆界的是非；以哈达、叶赫两部的问题为中心，争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的正当性。以“七大恨”作为对明宣战的理由，是后金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明廷提出的挑战，宣告从此后金将以国家姿态对明廷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由臣属关系转变为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
“七大恨”的宣布，所以是明与女真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因为它是两百年来明朝政府对边区少数民族——明代女真族政策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压迫与反抗，屠杀与争生存长期斗争的必然归宿。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明廷在杀害建州首领董山的同时，联合朝鲜王国官兵清剿建州卫，对女真人民采取剿杀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讨伐建州女真，追捕王杲，袅首于京城西市。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再次剿杀建州，杀了阿台、阿海、觉常刚、塔克世等，使建州女真有名的首领扫地以尽。这不能不在女真人的心中埋下仇恨明廷和辽东边吏的种子。因此，王杲入京伏法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怀恨领深［3］，早有复仇的想法。所以，“七大恨”首先申明为父祖报仇，不是偶然的。
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并吞哈达、辉发、乌拉等部后，除北关叶赫部以外，女真各部几乎都归附了。当建州还是明廷边区一个卫的时候，女真人与汉区之间的逾境采参、伐木是边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即使发生了纠纷，也不过是明朝一统天下内部之争。当建州作为一个政权出现时，边境上的一切纠纷，都具有国家纠纷的政治色彩了。“七大恨”中的第二、四、六、七恨，都指责明廷干涉后金的统一事业，妨碍了建州奴隶主们的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俨然以对等的后金国汗王的身份，与明帝分庭抗礼，这是双方政治上的最大变化。众七大恨”中的第三、五恨为明与后金争端中的又一个焦点。以明朝边民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