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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得到广宁失守的消息后，京城再次震动，市民大为恐俱。皇帝亲临御门处理辽事。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过失，竭力为巡抚王化贞和他自己开脱，竟说什么：我兵若是过了辽河以东战败，那是主战者的罪过。现今是后金兵过了河西，夺地陷城，罪过难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战的人吗？这一番话的用意，是把广宁等地失守的责任全部都推到经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众臣明知道是张鹤鸣支持巡抚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守的败局，竟异口同声地附合张鹤鸣的胡说。有的主张惩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后金兵入关，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驻重兵，加强防守。兵部尚书张鹤鸣感到罪责难逃，便乘机请求出关视师。皇帝是非不明，毫无主见，只好答应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太子太保衔，赐予蟒玉、尚方剑，还给他配备了随行的将佐。升任王国梁为总兵官、何栋如加升太仆少卿，赞划军务。发币金三十万两，解送山海关以供使用。
在这人人退缩，个个胆怯的时刻，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毛遂自荐地说：只要兵马足、钱粮足，我一个人可以挡关。袁崇焕临难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当即下旨任阎鸣泰、袁崇焕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实干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后，既不求奉圣旨，也不告辞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关而去［3］。
当时的辽河以西，除了从广宁到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南“西丰古城子”）一线，后金设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后金还没有力量占领。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归顺后金。义州东南的戚家堡，锦州南的双山堡、十官儿屯等地少的有数千人，多的有数万人，合计起来不下十余万军民占山抗金，等待明军的救援。广宁失守以后已经半个月了，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只有后金数十名骑兵巡视，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军的房屋还都完好无损，大炮还放在原地没动。中后（今辽宁省绥中县县城）、中右（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沙后所）、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县城）、中左（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塔山”）等处，明军退走后，成了无人占有的中间地带［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回兵辽阳以后，命令都堂兼固山额真阿敦、额驸李永芳和阿布图等，在沿边各城堡任命官员，设置边台和哨所［5］。为了都城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前住在辽阳的东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边防的守军分作三路，一路驻守在镇江，防备朝鲜王国进兵。一路驻守在辽南四卫，防备明朝登莱水师。一路驻守在广宁沿边，防备西部蒙古侵犯［6］。从广宁到西宁一线，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哨所，每个哨所设置大炮四门，所内安排女真兵一个，间置汉军兵卒四人，夜间轮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还放有游动哨，这种哨卒可以远到松山、杏山一带进行巡逻。
明军退出广宁地区以后，在右屯卫抛下的粮食有五十多万石。时值辽地年荒，人们都视粮如命。努尔哈赤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他除了派兵各处搜集粮食以外，在右屯卫派遣重兵层层防守。先从广宁城推来战车三、四百辆，守卫右屯卫的城门，内驻一名主将，四名游击，统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汉军轻骑两万多人，战车五千多辆，环城防守。同时，由八旗共派出八万多人，出动大轱辘牛车三千三百六十多辆，陆续将右屯卫粮食运往三岔河、牛庄、海州、辽阳等地，前后搬运十个月之久［8］。
当努尔哈赤积极搬运粮食，全力解决国内人民缺粮的困难时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不断出来抢些粮食，明军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进行一次象样子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得以安然运走右屯卫粮食。
明军为什么不阻止和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呢？这是因为明朝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二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后，命令锦衣卫逮捕了王化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经略的职务，命令他回到原籍去，听候处理［9］。这样，辽地的守军失去了指挥的能力，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王在晋到关以后，认为过去清河、抚顺的失败在于守将轻敌，三路丧师在于统兵将帅轻进，广宁失守在于边将轻易出战。曾说：初坏（即抚顺、清河失守）辽东已经成了“危局”，再坏（即开原、铁岭失守）辽东已经成了“败局”，三坏（失掉沈阳、辽阳）辽地成了“残局”，四坏（失了广宁），全局都捐弃没了，没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辽地人民畏惧强敌，生来都习惯于散漫，不能吃苦耐劳。辽人若是当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于这种认识，尽管山海关内外还有主客官兵六万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辽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南菊花岛）游击金冠还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寿统率的辽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晋仍然认为不能动，决定全年修理兵器、制造战具，等元气恢复了，兵力集中，粮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机会袭击广宁。在王在晋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关东边塞拥兵七万多人，竟没有派出一队兵卒到右屯卫去主动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行动，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晋用兵的原则是，没有恢复全辽的力量，不可去恢复广宁，没有具备消灭努尔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只有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12］。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后金已经进入辽沈一年多了，诸事都已经有了头绪，王在晋还象做梦似地议论说：辽阳不过是努尔哈赤的新居，是个“浮寓”（即临时住所）而已。东有毛文龙牵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头，努尔哈赤必然龟缩起来，以求得自己存身罢了。我军可以乘此机会，进行整顿，并认为明军出山海关三百里既没有谷物可吃，又没有田地可耕。后金军前进没有粮饷，后退没有米食，必然会抛弃广宁，只有明金双方据辽河而守，因此，王在晋在前屯、宁远一带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命令军士去收取遗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辽人逃跑时丢弃在各个村屯的窖藏，运到山海关前，再用布匹与蒙古各部交换［13］。宁远城中的卷案、册籍、铜斤、大炮都没有动，而王在晋既不敢派兵驻守，也不敢前去搬运，都是蒙古各部运送到关前，甚至连樵采、烧造砖瓦等杂役，也依赖蒙古各部［14］。王在晋死守关城、坐待时机，是明不派兵骚扰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三。
王在晋守辽三个月以后，感到坐在关上也不放心，长城不一定可靠，于是他又请求在八里铺（今秦皇岛市东北“八里堡”）再筑一个城，宣称建这个城有十二便［15］。就这样，王在晋守辽近八个月，费金多达百万，恢复失地仅有八里，被当时的人当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时议起这件事来，无不“哄然”［16］，这是王在晋不派兵扰害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晋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他的功绩在于使用了旧臣王象乾，联合蒙古各部，牵制了后金，使努尔哈赤没有能够得到西部蒙古的帮助，不敢轻易的举兵西进。但从王在晋守辽的全局来说，尽管皇帝认为他是“熟谙韬钤”的人物，实际上他拙于战守是一目了然的。时间过了不久，明廷的阁臣孙承宗巡边，到了中前所，观察了山川形势，认为宁远、觉华岛是天护重关，不能不守，他力劝王在晋发兵驻守宁远、前屯等地。王在晋执意不肯，孙承宗与王在晋谈了七昼夜，说得口千舌燥，王在晋仍无动于衷，龟缩不前。孙阁部毫无办法，只好把王在晋守边的情况向皇上报告。皇帝听了大吃一惊，便借王在晋生病之机，下旨召还。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晋接到圣旨以后，竟说：臣见了圣旨，望西遥拜，喜出望外。自从有了辽事以来，守边的大将死的作了沙场的鬼，活着的逮捕成了“缧绁”之囚，我幸而安全得归啊！［17］。
王在晋守辽期间，正是努尔哈赤在西边忙于运粮，东边镇压暴乱，顾此失彼的时候，明廷竟任命王在晋这样经略，退守山海关，毫无东进、恢复失地之心，这对努尔哈赤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帮助。正是在这期间，使后金能够把右屯卫的存粮基本运完，又从容地发兵镇压了镇江人民的反抗，攻占了锦义地区的戚家堡、十官儿屯、十三山等地占山反抗的辽民据点。
为了探清明军的虚实，求得内部整顿奏效，努尔哈赤曾经委托西部蒙古的根根儿向经略王在晋表示愿意与明廷讲和。王在晋听了以后，回答说：后金对于朝廷不是讲和的问题，应当是乞降。投降以后，将辽东各城归还朝廷，上地、人民、叛臣都要交清，否则，惟有进剿一途［18］。王在晋的口气虽然很硬，但却无意东进，努尔哈赤也无力西扰，双方弄成了各自为守的局面。
从天启二年八月，到夭启五年十一月，由于边防重臣一再更易，皇帝恢复辽东的旨意毫无进展，加上明廷阉党当权，竟以宰臣驻守边关，命令阁臣孙承宗出关，镇守辽边［19］，这是破例的做法。
阁臣孙承宗守辽的功绩在于造成了与后金较长时期对峙的局面，奠定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基础。孙承宗到了辽边以后，首先定出军制，明确各官的职守。他任命马世龙作为守辽的主将佩平辽将军的大印，特赐给尚方剑，王世钦、尤世禄作马世龙的副手，又任命马世龙为总兵官，派祖大寿驻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驻守前屯卫，卫前筑堡数十个。监军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等积极向阁臣请求驻守宁远城。孙承宗从长远考虑，决意修复宁远城，与部下同僚等议定以后，命令祖大寿率部先去兴工修筑。祖大寿最初认为，朝廷没有足够的力量远守，虽然孙承宗令他将宁远城加固修筑，但他只修筑了十分之一。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九月，孙承宗欲图大举收复失地，为此对宁远、觉华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视。他认为山海关以东的前屯卫、宁远城，可以屯聚重兵，积储粮草，尤其是宁远城，应当先以骁勇的大将统率水师驻扎。若是敌兵攻击宁远城，水师可以绕其背后进行攻击，宁远守军攻击敌人之首，汤泉、珑山、首山等宁远周围重要地方埋设伏兵，袭击敌人侧翼。如果敌人进攻关城，那么宁远居其后。前有坚城，后有劲兵，宁远、关城都可以守，阻敌人于二百里之外。这是宁远城的最初攻守布局［20］。
阁臣孙承宗为了守关，力图恢复失地，曾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对于辽河东西的战守问题做过较详细的分析，从据守、款和、恢复三个方面提出问题。他说，以“守”来说：关城所聚集的都是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的兵，客兵为主。他们除了顾及吃粮以外，要使他们捐弃祖宗坟墓、妻室、子女，约边疆效死是很难的，况且粮草不济，就是粮草齐备，国家也难以长期坐养十万边兵，速战不能，久守坐困，师老财匮，必然发生兵变。以“款”来说，如果撤宁远，坐守关城，关外二百里之内，蒙古八部三十六家，部众二十多万，安插不易，不安插也必然发生变故，所以非据守宁前各地不可。以“恢复”来说，守住宁远，可以阻敌人于宁前以外，否则，后金占了宁远，关城更不易守了，恢复失地也难以做到。
在对待辽民的问题上，阁臣孙承宗的看法与王在晋相反，他认为议兵必须先考虑土著居民，主张安插辽人，在两卫（宁远、前屯）、三所、二十七堡中，屯田守边。这屯田守边叫做“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经过孙阁臣的苦心经营，使宁前、锦义的战守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山海关上的守战器械从关城移入前屯、宁远。袁崇焕率领三位参将经营宁远城，与祖大寿等共同制定规划，决定命令诸将分段修筑，期限一年完成。由名将满桂（蒙古族）协助施工。宁远城修竣以后，袁崇焕就职守城，他誓与此城共存亡。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夏天，袁崇焕分派将士向锦州以东各地驻守。这样，据守宁远城的规模初步确定下来了［21］。这时，孙承宗率领众将已经恢复了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守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