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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城的规模初步确定下来了［21］。这时，孙承宗率领众将已经恢复了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守堡四十七座，即宁远、前屯、锦州、右屯等四百多里，招募辽兵三万，由马世龙等三位大将更番训练。辽兵分为十二营，每个营各有主将，步佐、骑佐、轻车。此外还有水师五营，都由马世龙统率。共训练出弓弩手五万名，火铳手六百名。打造兵船一千五百艘，兵车六万，马、牛、器械、盔甲、火器，总计资金达百余万。另外，安插辽民三十万，官兵屯田五千余顷。部将统兵守城护堡，人民安心耕田，逃入关内的辽民纷纷返回故土，先后出关的多达十余万。从山海关到宁前各卫，车骑于途，城堡辐辏，颇有太平景象。军饷也大为节省，官军屯田得银两十五万，盐利银三万四千多两，军卒采集青草，节省马草、马料十八万两。孙承宗安插辽人用辽人之策，大得民心，成为努尔哈赤争取辽民的一大障碍，同时，宁远城、前屯卫一带日渐殷富，为宁远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具备这些条件后，阁臣孙承宗准备实现皇上的“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22］的训示。承宗上疏后，皇上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供应阁臣提出的二十四万的兴师军饷。但朝中魏忠贤等阉党操持权柄，故意使兵、工二部文移往来，拖延时间，致使饷费久久不能到关，结果，承宗的兴师计划［23］，没能得到实现。
孙承宗身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守边请饷，皇上又有批复，魏忠贤怎么敢软磨硬抗，不拨饷到关，迟误军机呢？当时，皇帝昏聩，宠信阉党首领魏忠贤。魏忠贤为人忌贤妒能，趋炎附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初，魏忠贤见孙承宗守边三年，功高望众，便想拉拢他，但孙承宗见他不正派，不愿意与他交结，因此魏忠贤记恨在心。天启五年的下半年，孙承宗因为收复失地计划不能实现，想借西巡蓟辽，路过北京的机会，面见皇上，陈述边情。他原计划在十一月十四日人京，兼贺万寿节。这事被阉党魏广徵知道了，他急速把消息转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听了大为惶恐，经过密谋后，诬蔑孙承宗“左袒东林”［24］，拥重兵过京师，欲“清君侧”［25］，指使御史李藩、崔呈秀等弹劾孙承宗此行是“挟兵震主”。魏忠贤亲自到皇上面前陷害孙承宗，皇帝不辨真假、听信诬告，慌忙下旨给孙承宗说：守边远离信守戍地，非祖宗之制，违犯者法不宽宥，并命令兵部发飞骑三次，阻止他人京。这时，孙承宗已经到了通州，闻命即刻败兴而归。他回到关上以后，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只好屡屡上疏，请求罢职回家。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皇帝昏聩，使老臣不能效命疆场，误了边疆大事［26］。
孙承宗严守辽边近四年间，厚积储，时刻备战，却没有能够得到进展，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三年多时间没有再向辽西推进呢？一是明廷阁臣亲自守边，对此不能不慎重对待。二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城乡汉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饥荒严重，“盗贼”兴起。后金大规模地屠杀汉民，编立农奴制庄园，民族关系十分紧张，阶级斗争也很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进军辽西不能不有后顾之忧。这种形势，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后金的兵力有限，全部人马西向不可能，若不全部发兵，便办不成大事。若进兵辽西，内部不够安定，顾虑颇多。后金得了辽东，巩固内部，耕田播种，不得不用辽人，又不能不防辽人。蒙古游弋于西，需要时时设防。朝鲜王国威胁于东。西南临三岔河，南临沧海，有可能随时受到明军的袭击。北界又有蒙古，若是西进怎么能轻易得到千里土地呢？即使一切顺利，后金兵久战之后，也还要稍稍休息［27］，这个分析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自从占了辽沈，进军广宁以后，被国内的事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内部汉民叛变，只东江明将毛文龙的骚扰，就弄得后金民不得安居，兵不得久住。天启三年刘爱塔等南四卫的守官相继叛变归明，明将张盘活动于金州、旅顺一带。在这期间，由于毛文龙及其部下向后金腹地进攻，努尔哈赤花了不少精力，派遣使臣送书给毛文龙，要求双方讲和。这些事使努尔哈赤无暇于对西方用兵，所以有所谓“鸷伏三年”不肯动兵的事。三是辽东旧督臣王象乾，善于抚慰蒙古各部，孙承宗又执行用辽人之议，安插辽民，改变了民心所向，这都不利于努尔哈赤举兵西进［28］。况且，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见机而行，见势不利，岂能贸然进兵。到了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底，阁臣孙承宗罢官已去，努尔哈赤对内已经编庄完毕，基本上将辽民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了。尽管国内仍然危机四伏，生产停滞，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时期，而恰在这个时候，辽西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后金的变化，因此，宁远之战的爆发便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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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2］《明熹宗实录》卷14。
［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4］《明熹宗实录》卷12。
［5］《满文老档·太祖》卷21。
［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9。
［7］《满文老档·太祖》卷3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载：“辽抚阎鸣泰报，据驻割前屯卫副总兵赵率教塘报，奴酋差八个王子，带领步夷八万，于十月内，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十囤，俱搬运牛庄、海州”，《满文老档·太祖》卷38。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茅元仪：《辽事砭吃》卷1。
［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
［13］［14］王在晋：《三朝辽事买录》卷9，卷8。
［15］王在晋：《三朝过事实录》卷9。
［16］茅元仪：《辽事砭呓》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卷1。
［18］茅元仪：《辽事砭吃》卷3。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孙文正公年谱》卷3。
［2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2］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谈迁：《国榷》卷86；《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ll3。
［24］东林，即东林党，起于明万历间，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修东林书院，批评当时的政治，名声很盛，和当时巨奸魏忠贤对抗，叫做东林党。
［25］“清君侧”，是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语本于《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此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新唐书·仇士良传》，皆有载，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页958。
［2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载：孙承宗过京师，“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五年（公元1625年）勒致仕归。”
［27］《明熹宗实录》卷39。
［28］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载：“巡抚袁崇焕上言，捐弃两河，未有胜着，惟旧督臣王象乾，经臣王在晋抚存西虏，奴穷于无所入，旧枢辅孙承宗决出关、用辽人之议，奴穷于无所遵，故静伏者三年。”
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三、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枢臣孙承宗乘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的机会，镇守辽边，严防紧守，安定辽边三年多。罢职以前，发生了柳河（在今辽宁省新民县境，源出敖汉旗，经彰武县入边）事件，使阉党有了可乘的机会，迫使孙承宗退职回籍。使高第出镇辽边，这就揭开了宁远之战的序幕。
柳河事件发生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九月，当时，努尔哈赤派遣大批的汉人到三岔河以南的盐场去煮盐，人们难于忍受其苦，许多人寻找机会设法逃走了。努尔哈赤下令严加看管，盐工们生活更加艰苦。同年五月，有个名叫刘伯澋暮喝耍旒父鎏用瘢凑衣硎懒缶取Ｋ担蠼鹚耐踝樱椿侍┳ぴ谝莩牵潮宦偃耍灰缶还樱擅窦纯瘫┒煊Γ彼浪耐踝樱呙鸷蠼鸨洌梢粤⒏銎婀ΑＢ硎懒跸耄蟪妓锍凶谠诶肟厥庇辛睿恍砬峋偻悦挥薪囊馑肌：罄矗诮持浊肭蟪搜埠拥幕崆叭ヌ娇矗硎懒灿刑肮Φ哪钔罚谑潜惚至铰罚阂宦酚勺蟾柿煜蛄由嫌谓ⅲ灰宦酚捎彝臀狼胺娓苯持住⒔踔葑し狼胺嬗谓畛邢龋位鹘鸸凇⒁τ胂偷龋柿煜蛄酉掠谓ⅰＲ月持孜胺嬗诰旁露蝗眨佑彝臀榔鸪蹋嵬畛邢鹊热擞诙章柿熘鄞蓟嶙佣夜担闪樱呷展セ饕莩牵⒀罢医饩妊纬『好裰Ｈ欢鞴俳浠ゲ恍鳌＝鸸诘乃室馕ケ吃计诓坏交崾Φ氐悖持淄潮群虻蕉迦眨挥兴旖鹌粜於铰柿⑵吒鲂≈鄣酱铮持字缓糜眯≈郏看味善摺烁鋈斯印Ｏ绕诠拥挠星ё苈砑⒅苁仂醯裙俦傥迨盼木佟⒑伦匝莸韧潮陌傥迨嗝碛泄橄绲哪衙穸偃樱场⒗钜猜柿彀税倜古谑止樱嵊诤佣吨拮佣Γ氪罱嵛拧Ｒ蛭挥写蟠杀洌灰选�
这时，耀州城守是后金的将领屯布鲁、阿尔岱、茂海等，他们把明军的情况早已侦察到了，事先设下伏兵，严加守备。明兵到耀州城下，见寂静无人，以为有机可乘。哪里料到，城头一声呐喊，伏兵四起。明兵见势不妙，仓惶溃逃，后金兵在后追杀，一直追到河边（即娘娘宫的渡口），而明后继军的苇桥尚没搭成，众兵将一见后金兵来到，慌忙发炮还击，李、鲁二将奋力抵抗。八旗兵以众击寡，逼迫明军背水相战。结果没有过河的明兵几乎全部被歼，死亡四百多人，李、鲁二将负伤后死在泥水中［1］。
马世龙在二十六日从右屯卫起行，二十七日到达柳河，派人渡河增援攻打耀州城，援军还没有到，败兵已经纷纷退了下来，他急忙下令退兵。后金军大获全胜，共得战马六百七十多匹，将缴获的各种兵器送往沈阳报捷，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屯布鲁等人，杀牛祭旗，赏赐兵将。
明哨卒虽然败在柳河下游，但左辅所率领的兵到了柳河上游，突然攻击船城（今辽宁省辽阳县西山川城），杀了后金固山一名，兵卒数十，活捉了五百多人，得胜而还。后金在船城没有防备，遭到很大的损失，颇为惶恐［2］。此次两军冲突，胜负相当。假若明军各部兵将稍能协调一致，金冠水师及时赶到，明军获得一次小胜还是有把握的。消息传到朝廷后，阉党认为有机可乘，他们用攻击马世龙败兵，来动摇孙承宗的地位。因此大肆宣传柳河之败，胡说什么柳河一战，“辽之精锐十万尽矣”，又造谣说，关门旦夕将要失守。于是，朝廷议论沸腾，阉党纷纷上奏，皇帝竟然附和他们，下旨责备孙承宗，令马世龙戴罪立功。孙承宗原不知柳河战争真相，见朝廷是非不分，只好再次上疏求退。同年十一月，承宗被退职回籍了。
柳河事件后，孙承宗罢归乡里。皇帝下旨，以高第代行辽东经略职务。高第素来胆小畏战，不懂得军事［3］，他原在兵部时就极力主张只守关门，不必远守。孙承宗为此曾上疏批评他，所以高第恼恨承宗。高第投靠阉党，当承宗退职回籍时，高第原想乘人之危下毒手，杀死孙承宗。魏党不敢答应此事，高第才住手。高第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刚到任，就因柳河新败，心怀畏惧，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马世龙把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杏山”）、塔山（今辽宁省锦县南“塔山”）等城的兵马、器械撤下来。在撤退过程中，丢弃米粟十余万石，难民死于道路，哭声震野，致使军无战心，士气低落。当高第督促明军撤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坚守不撤，高第强逼他撤离。袁崇焕力争说，“兵法说，有进无退”，锦州、右屯若是动摇，宁远、前屯必然震动，关内也没有保障了。高第还是不答应，执意要撤